【摘要】曾在十九世纪遭遇生存危机的“蕞尔小国”日本,利用发展生产力、制度改革、对外开放和国际博弈实现本国的崛起,从摆脱任人宰割到主宰自身命运、再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日本的崛起与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今,日本能否顺应时代潮流,妥善处理国际关系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
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被称为孤悬于西北太平洋之上的“蕞尔小国”,国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资源匮乏。十九世纪中期,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叩关”,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遭遇了生存危机。然而日本以此作为弃旧图新的历史机遇,并最终化危为机,成为东方第一个摆脱列强欺凌、顺利实现现代化,并以侵略扩张建立起海外殖民地的唯一亚洲国家。二战后,遭遇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失败的日本,在废墟之上迅速崛起,创造出“经济神话”,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直至2010年被中国超越。从摆脱任人宰割到主宰自身命运、再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日本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同样都留给世界无尽的思考与镜鉴。
通过弃旧图新的一系列改革,日本逐渐化解危机,实现国家的崛起
其一,着力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强化经济实力,为崛起奠定物质基础。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废除落后的生产关系,日本从落后的封建体制迅速转变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体制。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繁荣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产量的提高。明治政府将大笔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进而带动了轻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发展,使日本成为当时世界列强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二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消除了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起小农所有制,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战后日本政府格外重视制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如1960年池田勇人政府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为宏观经济提供指导。政府实施强有力的行政指导,通过贷款补助等多种手法,引导企业服从政府的统一指导。
其二,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强化国家权力,为崛起提供制度保障。明治时期,日本宣布废除幕府和地方藩国,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废除不适应新型生产关系的落后政治体制,为新制度的发展开辟道路;废除“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倡“四民平等”;取消武士俸禄,使中央政府得以甩掉沉重的财政负担。与此同时,明治政府设立国会,实行宪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君主立宪体制国家,为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竞争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政府强势领导下,日本顺利地废除了封建制度,取消了武士和农村领主特权,并数次镇压没落武士发起的暴动,为改革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战后日本通过一系列改革,废除军国主义体制,强化公民权力;制订“和平宪法”,放弃作为国家发动战争的权力。由此,日本得以确立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立宪体制,成为和平主义国家,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三,对外开放,吸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思想观念,为崛起营造软环境。明治时期日本多位理论家都提出,要维新图强,必须“开国”。明治政府坚持对外开放的国策,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学习先进思想文化,促进国内社会“文明开化”。在坚持“和魂洋才”的前提下,日本大量翻译引进西方著作,广泛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促进国内思想界争鸣。政府倡导学习西方文化,改良日本传统文化,为改革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明治时期,日本民众开始改穿西式服装,食用西式食品。战后日本更加注重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学习,这为民主化改造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其四,巧妙利用国际多边博弈,趋利避害,为崛起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明治初期,日本利用欧美集中关注中国大陆、以及亚洲邻国为反抗列强压迫而掀起“亚洲风暴”之机,加紧推行各项变革;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掣肘、相互制衡,废除不平等条约,确保自身安全。进而,日本利用列强在华殖民利益的争夺,实现在远东的侵略扩张,先是借助列强对华觊觎之心发动甲午战争,随后借助英俄矛盾挑起日俄战争,并相继击败清王朝与沙皇俄国。二战后,随着冷战迅速升温,美国为对抗苏联转而对日采取扶植政策。日本则利用美国对日战略需求的上升,以提供军事基地换取美国安全保护,使日本得以集中于经济建设,同时为发展经济争取到大量优惠条件。
日本崛起的经验与教训,带给世界无尽思考
其一,能否准确把握、主动顺应时代潮流。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开放的商品经济体制代表时代发展的潮流,封建锁国体制已成日本变革图强的障碍。二战后,日本经济凋敝,民众向往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时代的必然,更是日本不得已的选择。在这两个时代节点上,日本统治精英层敏锐洞察大势,作出了明智的战略选择。但是作为反面例子,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侵略、并且不断扩大侵略的道路,最终加速了日本帝国的颠亡。
其二,能否妥善处理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明治时期,在伊藤博文等人的坚持下,日本尚能奉行“与列强协调”的国际战略,但是进入昭和时期(1926年),在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下,日本国内社会矛盾、与美英等西方列强的矛盾同步激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渐走上与美英对抗的道路。1932年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当独霸中国的图谋失败后,于1933年“愤而退出”国际联盟。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对立,最终演变发展为与整个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对立。
其三,能否妥善把握民族主义“双刃剑”。战后日本在“吉田茂路线”指引下,集中精力于经济建设,昔日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集团主义”、即“企业社会型民族主义”,创造出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民族主义曾经几度狂躁,昭和时期发展为“军国热”,中下级军官、右翼分子行刺政治家的事件多次发生,并最终将日本推上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道路。对比当下,在经济社会发展失去“第三个十年”的背景下,日本“新民族主义”风头日盛,其中不乏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成分。正如政治家小泽一郎所警告的那样,目前日本社会出现的一些现象与战前颇为相似。着眼未来,民族主义将把日本带向何方,值得世界关注。
【参考文献】
①《关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周年谈话”》,人民网,2015年8月14日。
(作者: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徐传博对此文亦有贡献)【来源:《人民论坛》2015/1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