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对民族精神的影响

文学，不能左右历史，却能影响历史。

看过关于苏俄文学对中国近现代史影响的文章（《失落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去哪儿了》，发表于2015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后，重又回顾并思考了历史与现实，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感觉不吐不快。这个想法很简单，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一句问话：倘使近100年来，法国文学取代苏俄文学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翻译文学主流会怎样？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思考问题可以。

如果说，整个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文化深深地烙上了苏俄文学、特别是“十月革命”后革命文学的鲜红印记，整整两三代人的精神世界与性格形成受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安东•巴普列维奇•契科夫，尤其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的洗心革面式的深刻影响，那是确确实实的事情，是一点儿不夸张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其青少年时代，有多少人以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主人公（也是小说作者）保尔•柯察金为学习和效法的英雄楷模。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否则，我就不会在1999年中国电视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梁晓声、万方、周大新、阿列克•比利霍奇科编剧，总导演韩刚）播映时，撰写长篇文章《保尔来了》（见当年《北京日报》）。而在我本人的记忆里，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同样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影响，我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基于同情心的好感无限地放大，乃至我认为所有的贵族阶层都不应该存在，甚至偏激地认为：贵族即罪恶的同义语。很久以后，我才认识到，不能说贵族即罪恶，而贫穷才是罪恶的根源。可以说，在人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同龄人有着与我本人相同或相似的“仇富”心理，并且认为整个社会中只有工人和农民最可爱，也最可靠，最正直无私，也最诚实无伪。小说中，主人公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也只能夭折，必须夭折才符合革命道理。文学作品向我们灌输的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左右了我们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对人生的看法，以为人生若不像保尔那样为人处世，不就变成行尸走肉了吗？“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保尔的话，成为我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口头语，当然也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那时，我们崇拜高尔基和保尔，如同今天的年轻人崇拜韩寒和郭敬明。

当文学成为年轻人的最爱时，文学作品也就成为年轻人的“圣经”。

在不同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学的输出当然不同于石油和天然气的输出。物质的输出一般是互惠原则，但精神产品的输出又哪里有互惠一说呢？！非要说互惠，那也是“师徒关系”的互惠，输出的一方即使不以师长自居，但仍然是在“传道授业解惑”，而引进的一方即使无意做“门生”，也还是在接受观念与见解上的“耳提面命”。

同样，文学的输出也不同于原产中美洲与南美洲的番茄与马铃薯的输出，蔬菜瓜果类的食物的输出，顶多能改变人们舌尖上的感觉，改变人们的味蕾，最多能够锻造人们的肠胃，却无法从根本上触及人们的头脑与心灵。然而，文学的输出可大不一样了，它可以在人体的精神细胞、思维纤维、情感血液和理性脉动上改变一个、一代人，不是在肤色和体态上，而是在思想和精神上改变人种。

文学输出，毕竟是一种观念的输出，一种价值观的移植与一种文化体系的渗透。从而凭借这些能够深刻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翻译文学作品的印刷、出版、销售，与连带的大量公众阅读，潜移默化地改变该国度、该地域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让思想与感情纳入一种特定的“异域型号”的轨道，并且卓有成效地按照“嫁接”反应来塑造人们的灵魂。

——这样认识中国延续近一个世纪的“苏俄文学热”，就有了社会学与人类学方面的一点儿思索与考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学或翻译文学的相对狭窄的理念上。

选择什么样的境外文学作为我们的翻译主项或传播主流是非常有讲究的，这就如同我们在选择进口什么样的精神食粮，选择过什么样的精神生活，选择培育什么样的精神生命。如果不说国事所系、民生所关，也的确是文化所由、文明所属，事关重大，非同小可。

纵观世界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完全可以通过翻译文学的走向来画出一张清晰的图表。

且让我们从当今向着往昔追溯，所谓逐本求源。先说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美国。今日之美国文学，脱胎于欧洲文学，尤其是脱胎于其文化母国文学——英国文学。

——这可以从美国历史上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的一篇文章——《论美国学者》中找到充足证据。爱默生被称为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美国前总统林肯称他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史学家通常认为，正是他于1837年所发表的题为“论美国学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宣告了美国文学脱离英国文学而独立，并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他是这样说的：“目前为止，我们聚会的节日还只是一个良好的象征，它象征着我们由于忙碌而无心于文字的人民中对文学之爱的延续。就此而言，这个象征弥足珍贵，犹如不能被损毁的人类的本能。也许这样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的时代里，这个大陆沉睡的心智睁开惺忪睡眼，它给这世界带来久已期盼的贡献。这贡献远胜于机械性的技巧的发明。我们依赖于人的日子，我们心智向其他大陆智慧学习的学徒期，这一切就要结束了。成百万簇拥着我们涌向生活的同胞，他们不可能永远地满足于食用异国智慧收获的陈粮……但请记得那古老的智慧：‘所有事物皆有两面，警惕那谬误的’。”

早在19世纪上半叶，爱默生就已经呼吁美国学者、文学家不要“满足于食用异国智慧收获的陈粮”，主张美国文学独立，而我们在20世纪下半叶，却还在满足于苏俄文学之“智慧陈粮”的喂养。当然，苏俄文学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好，而我们当时的偏食却是显而易见的，容易造成因偏食而失去体内的营养均衡，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上面说了，美国文学由英国文学以及整个欧洲文学所滋养，最终脱胎换骨，形成独立的、有别于异域的美国文学，那么英国文学又是在早期受到哪一国文学的影响呢？

比起从19世纪中期，才摆脱英国师傅、另立门户的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即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欧洲大陆登陆不列颠群岛的初期，文学故事以非书面语、即口语的形式出现。其代表作是约公元8世纪成文的被誉为民族史诗的《贝奥武夫》（基督教作品，3千多行），从叙事结构上看带有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的痕迹。此前，它的故事素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口头流传，最终被一位基督教诗人用羊毛笔记下，讲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英雄的事迹，英雄贝奥武夫战胜了象征魔鬼撒旦的火龙。

英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至少从语言的角度师从过法国文学。因为公元1066年，法国的威廉公爵率领诺曼底人征服了当时的英国，并在圣诞节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国国王，致使数百年间法语成为官方语言、上流社会交际语言、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尊贵的宫廷语言。英国文学曾经师从法国文学的明显事例，以英国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杰弗里•乔叟（1343—1400）为最。他作为外交官有过出使法国的经历，还在早起文学创作中翻译并模仿法国作家的作品。这位创作了古典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英国“诗歌之父”，不仅精通法语，更善于学习、吸收法国诗人的技巧。英国古语、法语、意大利语等丰富的语言尝试和语言实验，使他有足够的语言储备和语言能力，将伦敦方言提升到文学语言的境界。在一代戏剧天才莎士比亚的参考书中，法国散文家蒙田的《随笔集》赫然在列。我们没有一点儿贬低英国文学的意思，但是从作为名著的文学作品的整体规模和内容以及含金量来看，法国文学还是更可观一些。

说到此，我们再回到文章主要议题的导火索——苏俄文学上来。俄罗斯文学的生日，比起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迟来一些。它发轫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定基督教为国教后的一二百年间，以12世纪出现的佚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为标志。

与上述古代英国的情形一样，18世纪俄国彼得堡的贵族也流行使用法语，作为宫廷语言的法语被认为是最高贵、最优雅、最有教养的语言，而法国文学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人们的雅好。其背景是，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使法国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强盛的国家，于是法语便成为周边国家上层社会的时髦。

以公元842年罗曼语文献——《斯特拉斯堡誓词》为起点的法国文学，虽然只比俄罗斯文学早出生一百多年，但是前者却堪称后者的“精神领袖”和“业界导师”。

俄国彼得一世（1672—1725）在宫廷推广法国礼仪，效法法国风尚，倡导法语交际，其时的文学界，也奉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古典主义文学为圭臬，即推崇布朗索瓦、莫里哀、高乃依、拉辛、布瓦洛、拉封丹等人的格调与趣味，单从语言上说，即追求准确、精练、华丽、典雅。

法国文学之于俄国文学，除了艺术语言的影响以外，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渗透。

尤其是法国文学史上的“光明世纪”——即传播启蒙运动思想火种的18世纪的文学作品，成为俄罗斯精神餐桌上的美食，吸引着大量饕餮之徒。此时法国执牛耳的作家、思想家有孟德鸠鲁、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等，他们的学术著作、戏剧、散文、小说，有《波斯人信札》《百科全书》《哲学通信》《爱弥儿》《忏悔录》等。我们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托尔斯泰、契诃夫们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国人思想的火花灿烂与精神的星光闪烁，特别是那种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人文气质的氤氲弥漫。

然而，无论是曾经师从英国文学的美国文学也好，还是曾经受惠法国文学的英国文学也好，还是曾经浸润俄国文学的法国文学也好，抑或我们没有篇幅谈及的德国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所有这些欧美国家的文学的源头，都归结为一，即古希腊文学。我们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在《荷马史诗》《伊索寓言》中，在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的戏剧中，看到了人类文明史中文学的曙光，纯洁、鲜亮、壮丽、辉煌……最了不起的是，两三千年前的古希腊文学中已经具有了民主、自由与博爱的思想萌芽、精神蓓蕾，虽则鲜嫩，却呼之欲出，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漫长历史中的欧美文化、艺术与文学。而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文学得其精髓最多、最精，最彰明较著。

值得品味的是，在一国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思想、精神的大餐中，我们没有选择法国的蜗牛和鹅肝，却选择了苏俄的土豆烧牛肉，于是，我们今天文学受众的味蕾连同肠胃，对于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和体验。

（作者：彭俐，北京东城区政协委员，《北京日报》高级记者）【来源：《中国政协》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