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想起文化界的种种问题和困惑,我都要禁不住想起李默然先生这位高大的旗手。2012年11月,他离开了我们,至今已过三年。如今,我写李默然,不仅仅是写一个演员,一个艺术家,我是在写一种精神,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
“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完善自己的道德情操,痴心民族的戏剧艺术。”这是李默然的儿子李龙跃对父亲的评价。有时我想,如果每个艺术家、每个文化工作者,每个中国人,都是这样的话,那该有多好。
2009年11月16日,我忽然想起要写辽沈的大家。于是,首选了李默然先生。电话打过去,老先生听了,说:“你先传过来一个提纲吧。”于是,我写了一个采访提纲。18日上午10时,我如约走进李默然的家。
他的身体很好,精神也饱满。一如十多年前我见他时的样子。只是,耳朵上多了个助听器。老人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谈的主题是“艺术家要承担起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
我国话剧有三大流派:以北京人艺和中国青艺为代表的京派话剧;以上海人艺为代表的南派话剧;以辽宁人艺为代表的北派话剧。
李默然对北派演剧艺术的概括是:“大江东去与潺潺流水并用;异峰突起与曲径通幽并用;浓墨泼洒与白描工笔并用;大开大阖与精雕细刻并用。”专家们说,北派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演出结构的连贯性、雄浑的艺术构架与恢宏的舞台气势、民族美学精神映照下的艺术真实和内外兼蓄的艺术呈观方法。
对北派(黄宗江称之为“李派”)话剧创造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正是李默然。
李默然以其成功的艺术实践,在国内话剧舞台上独树“长枪大戟雄浑壮伟”北派大旗。北派演剧艺术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地域、历史、文化的成因。一定的时代有一定的艺术,李默然是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转折点上开始自己的艺术道路的,他的艺术之根,深扎在东北白山黑水文化的万里沃野之中。黑土地上的人民,在精神取向上,因为以游牧、狩猎、战争为主要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极其独特的民风民情。
这里的人民,就总体性格而言,有豪爽豁达的一面,也有鲁莽粗蛮的一面;有重义轻利的一面,也有狭隘愚鲁的一面;有质朴纯真的一面,也有机械少文的一面。在文化倾向上,他们重实轻虚,重武轻文,重火爆热烈,轻委婉缠绵;重大悲大喜,轻舒缓平直;重质朴真淳,轻花哨虚浮,重亮丽明快,轻幽晦曲回;重明朗简洁的价值,轻玄奥高深的机理衡量。相对于中原及江南文化区,这里的人民较少正统封建思想的束缚,因而比较易于接受新生的文化品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重工业基地。这里城市众多,交通发达,不乏大矿山、大工厂、大企业,这种经济格局与苍白的文化根基是极不相称的,客观上要求有新型的文化。话剧这个新剧种一踏上关东大地,当即落地生根。
辽艺这支表演艺术队伍,是伴随着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而成长起来的。经历了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部队及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深刻体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北派话剧艺术,具有英华内敛、遒劲峭拔的形象。它以独特的风采区别于国内各大演剧流派,在中华戏剧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李默然在《李默然论表演艺术》—书中这样说道:“我国戏曲表演艺术,不是与体验绝缘,而是‘体验’与‘体现’的结合,而且它的表现手段更丰富、更多彩”。因而,“我们的表演艺术,一直探索着民族的心理,民族思想文化素质的演变,以求达到与观众始终休戚与共,心心相印。”
李默然曾是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穷苦人,那么,他是如何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创造了北派话剧呢?回答只能是两个字——“学习”。
李默然的气质里有足够的傲岸,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个狂傲的人。事实上,李默然先生非常谦逊。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对待艺术,对中国的表演艺术大师们,如赵丹、金山、石挥、蓝马、孙道临、于是之、童超、苏民、杜澎、杨小楼、盖叫天、马连良、唐韵笙、万籁天、袁世海、裘盛戎、陆喜才等,他一向是膜拜有加。他多次在著作和讲话中盛赞这些大师的表演艺术,坦然承认自己曾虚心向他们学习,并受益非浅。
他在《李默然论表演艺术》和《戏剧人生》两部著作中说——
“石挥、金山、蓝马、赵丹在话剧表演艺术上深有造诣,其真正称得上艺术家……表演艺术大师石挥、金山、赵丹以及现在仍健在的不少知名演员,他们的一生也都在寻找民族的话剧表演艺术科学。我们从他们身上很早看到了体验与表现相结合的创作。金山同志不仅早年演《屈原》时学习民族戏曲中的精华,就是演《红色风暴》中的施洋律师,他向民族戏曲学习之处也俯拾即是。赵丹同志不仅演林则徐时可见其学习戏曲表演艺术之功力,就是早期的全国解放后的其它影片,也都可以看见他优美地揉合了民族的表演艺术。实践证明,真正取得成就的演员,基本功是多方面的。如书法、绘画、音乐,他们不仅通,而且精。故人赵丹、金山的书法,人所共知,后来仍然驰聘在舞台上的于是之、苏民等同志,据我所知,亦同样是书法上的大手笔。金山同志生前有一段话,我乐于接受,他说,没有体验,无从体现。没有体现,何必体验?体验要深,体现要清,体现在外,体验在内。内外结合,相互依存。我特别欣赏孙道临同志给《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配音,他不仅配得思想感情准确,而且配得优美动听。可惜,我们舞台和银幕上,这样种种生动的有情的语言处理还不多……”
孙道临去世后,李默然说:“孙道临是中国影视界中很有学养的一位,他不但知识丰富,而且待人诚恳,为人谦逊,他艺术创作的严谨、对时代精神的把握都值得后人认真学习。”李默然还讲,石挥才华横溢,戏路宽广,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既注重内心体验,又精于外在表现,是我国演技派表演艺术家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卓越的表演艺术家。
个别年轻演员竟不知道金山、石挥是干什么的,有人还问李默然这两位已作古多年的人在哪里。他不知如何回答,内心很难过。
对影剧艺术家是这样,对戏曲大师们,李默然的崇拜依然很虔诚。
“杨小楼、盖叫天、马连良、唐韵笙是大艺术家。”
“唐韵笙能唱文武老生,了不起!”
“盖叫天先生,为了寻找武松的一个鹰展翅的动作,就观察天上的苍鹰如何起飞如何降落,降落以后翅膀是什么样的。经过日积月累,最后创造了非常优美的雄鹰展翅动作,这个动作是—般武生拿不下来的,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后边,两个膀子像老鹰的翅膀,美极了……”
“历慧良同志,到沈阳演出,我在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已是60岁的人了,在《艳阳楼》里演高登这个花花公子、酒色之徒表现得那么深刻,身上的功夫是那样的精彩,举手一投足,给你一种艺术上的美感。”
“袁世海与裘盛戎同属净行,声音、身段各具特色,这是自身条件。但他们的成功,主要在于表演艺术上的不同追求。他们善于寻找自身所长,反复地、长期地钻研自己塑造的形象。裘先生把姚期琢磨透了,袁世海把张飞演活了。观众不仅看历史人物,更欣赏到了精湛的表演艺术……”
李默然从小喜爱戏曲表演,“四大名生”、“四大名旦”都是他极为尊崇的艺术大师。周信芳与马连良饰演的宋士杰,马连良与谭富英饰演的诸葛亮,梅兰芳与陈伯华饰演的赵艳容都给他以取之不竭的艺术创作灵感。他说:“我承认,我在语言、动作、节奏及运用道具等各方面,都向我们的戏曲表演大师学习,吸收对话剧有益的东西,以帮助创作角色。我建议青年演员有时间去看看京剧,这对表演艺术有百益而无一害。”
特别是,京剧形体训练中的“起霸”、“踢腿”、“趟马”、“硬摔”这些造就了李默然舞台上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形体。这在电影《甲午风云》中,从邓世昌的进提督府、闯总理衙门等场面中,都可看到那只有京剧名角才会有的刚健形体和有力步伐。
在形体训练中,李默然侧重对眼睛和手势的训练。在《报春花》第一场中,李红兰竟当着客人的面,冲着父亲摔掉手中的一束花,推门而去。李健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会变得这么任性和粗蛮。李默然的表演是:一下子愣住了,两只眼睛直盯着女儿走下去的方向,一动不动。半晌,他才收回目光,转向观众席,而这时,他的双眼里已蓄满了痛苦的泪水。
手势在李默然讲来,不是指手的简单动作,而是人物性格的外部特征。在话剧《第二个春天》中,李默然扮演的冯涛,形体动作只有四个字,那就是迅速、简洁。冯涛一上场,首先是在幕后叫了一个“板”——“通讯员!”然后,小跑一样从侧幕里“窜”了出来,当观众看清他的身影后,李默然则改为快节奏的大步走。冯涛的形象一下子就活灵活现地记得画了出来。
曹禺对李默然的评价:“他的表演艺术千变万化,精警独到,于平易中见深刻,于质朴中见脱俗。已经进入一种随心所欲挥洒自如的自由之境地。他的戏,大都是具有恢宏的艺术框架和磅礴的艺术激情,表现出雄浑阔大的气势和勾魂摄魄的艺术魅力。这是一种壮伟刚健情幽意远的男性魅力。有人说把他的表演艺术称为‘北派’或‘李派’演剧艺术,这是对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认定。必须承认,李默然是中国当代话剧史中有限的几位自成一格、成就卓著、贡献突出的表演艺术家。”
然而,李默然没有把“北派”话剧据为个人私产,而是本着一位大艺术家的品德,将它无私地传承给新人们。
1993年,李默然辞去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职务,只做名誉院长、党委委员。这个时期,全国的话剧都处于日益萧条的困境之中,演出市场在缩小,观众也在减少。—时,社会上出现了“话剧消亡论”。
李默然不甘心,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不停地为戏剧事业奔走呼号。他始终认为,话剧应该走群众路线,应该多反映现实生活,特别是反映工人、农民生活。
1999年《父亲》的剧本写完后,辽艺的院长宋国锋拿给李默然看。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反映下岗职工自强不息精神的题材非常好。但同时又担心,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别人都歌功颂德献寿桃,咱们却端上这么一盘东西去,让人看上去会不会不舒服,因为这毕竟是反映下岗工人的苦难与痛苦的。
李默然不这样看,他认为“应抓住不放”。这年的全国元宵晚会李默然参加了,当时正好坐在时任国家总理朱镕基身边。在节目的空档时间,朱镕基问李默然正在忙什么。他回答说:“我们辽艺正在创作一部反映下岗工人自强不息的剧目,叫《父亲》。”接着,他简要向朱镕基介绍了这个剧的内容。朱镕基听完后,非常高兴,说:“一定要把这部戏排好,中国工人不自强,我这个总理没法当!”
一听总理这样表态,李默然马上不失时机地说:“这部戏想作为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的剧目,到时您能不能来看?”朱镕基说:“我一定要看!”
后来,《父亲》进京献礼,朱镕基如约看戏。在观看过程中,几次落泪。演出结束后,他上台接见演员时,讲了二十多分钟的话,反复说:“终于看到了一出想看的好戏……”
这部荣获中国戏剧节金奖等大奖的话剧,在社会上也引起强烈反响。《父亲》在沈阳黎明公司演出时,起初公司并没怎么在意,当第一场演完后,观众反映强烈。公司党委立即出面,一方面组织座谈,一方面盛情挽留多演几场。座谈会上,工人们争相发言,有的说写我们工人的戏,写得这么好,真让我们感动。在南京艺术节上演出后,广大观众久久不愿退场,纷纷走上舞台向演员表示祝贺。一位中年女观众真诚地说,“李老师,我要提个意见,这么好的节目,为何不多演两场?”
李默然先生境界高远,所谈往往都是关乎国家民族的大问题。
在谈完创作心得之后,老人家忽然话锋一转,谈到当前文艺和媒体的问题。特别谈到关于叫停电视速配相亲类节目时,老先生说:“多少年前我就给各级领导写信,要求警惕充斥舞台、银幕、荧屏上的拜金主义,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现在怎么样?终于有人公开高喊宁坐在宝马车里哭,不坐在自行车上笑。才想起来叫停,早干什么了?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小报,都演什么节目,都登什么文章?演什么节目,登什么文章,就折射负责人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品位。”
他时刻都在关注、探究、拷问,从话剧到电影到所有艺术和意识形态的全部。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痴心,让他在思考的同时,仍然梦想。
李默然的故事就讲到了这里,但我对这段故事的感情仍在绵延。这如同李默然本人,常常是卸了妆,神思还久久地沉浸在戏里。在我的直觉里,他就是一座高山,一棵大树。坐在他身边,与他对话,充分感受那份雄浑,那份苍劲。
自2010年那次见面后,我就一心一意地修改书稿,没有再去打扰李默然先生,毕竟80多岁的老人了,怎么忍心?
然而,我一直很关心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网上搜索他的新闻。我不断看到他参加各类活动的报道,每个活动都有特抢眼的新闻,他身体依然是那么健康,思维依然是那么敏捷。心里真是为他高兴啊。
2012年11月8日晚,我得到消息,李默然先生于当日去世。心情非常难过。我赶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见了老人家最后一面。后来看到他生前做的最后一次电视访谈节目,手里拿着我的作品《人民艺术家李默然》,我难过的心情得以缓解。
近年来,文化艺术界里,太多的现象令人痛心:“小丑”招摇过市,“伪娘”大行其道,青少年哼唱的流行歌曲,很多不知所云。精神世界,空虚了;是非曲直,模糊了。
中国精神太需要英雄主义了,中国艺术太需要崇高之美了。
我们还要阳光,我们还要大地,我们还要阳光下的热血沸腾,我们还要大地上的家国情怀。我们还要理想,我们还要道德的声音和正义的力量。
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借用一句李默然先生的经典台词吧!我最喜欢的、记忆最深刻的,是《甲午风云》中的那一句,当时提督丁汝昌牺牲,邓世昌自觉地代替了主帅指挥,从容下令:“命令经远、济远向我靠拢,把帅旗挂起来。”
(作者:关捷)【来源:《中国政协》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