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处理好六大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论述。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我国掀起了“智库热”。据统计，仅最近两年新挂牌的各类智库就有5000家左右。当前我国智库数量已居世界第一，然而，要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世界知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冷静思考，不能只关注数量的增加，而忽略了质量的提高。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处理好六大关系。

第一，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系。科研机构与大学关注基础研究，是要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将复杂现实简化，抽出关键变量，找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进行合理阐释。而思想库和智囊团——智库关注的更多是对策研究。对策研究解决“怎么办”的问题，需要超越基础研究，既涉及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又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重在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之间是一种辩证发展关系，有了良好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才能有力度与深度，否则对策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能把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相混淆，必须坚持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并举的方针，努力推出有客观依据、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使对策研究建立在深入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要坚决反对急功近利，为了获得智库的“封号”，在很短的时间里推出系列“点子”，从而迅速提升知名度的做法。

2015年11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首批入选的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备较为扎实的基础研究与相对专业的对策研究。当然，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取舍？对研究人员而言，要在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上都有所建树，实属不易。因此，在人财物有限的情况下，智库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二，处理好科研考核与智库考核的关系。基础研究关注的是主持课题、出版专著、发表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等，而对策研究关注的是参与议政、成果获得领导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情况，两者的考核体系不尽相同。如何在同一个机构内平衡好对两类研究的考核，是智库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

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要切合智库的工作流程，应当以智库的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等几个指标为依据作出评价。吸引力好似一个漏斗，显示智库的外在声誉和对外界的吸引能力，它包括声誉吸引力、人员吸引力、产品或成果的吸引力和资金吸引力；管理力好似孵化器，展示智库的内在运作能力，即智库如何提高内部的有效管理，提高产出能力，具体包括战略、组织、系统、人员、风格、价值观和技术的管理；影响力好似喇叭，展现智库的对外传播、政策作用等能力，它包括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这三种力相互作用，影响力大了会反哺吸引力，而吸引力加大则会促使更多高品质人员聚集到智库，提升管理水平。总之，只有运用好考核与评价这个指挥棒，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中来。

第三，处理好练好内功与加强外宣的关系。练好内功是智库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国际问题，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推出现实性强、公信度高、影响力大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和决策研究成果，为中央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服务。要完成如此重任，练好内功是必不可少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究其本意，智库的质量是本，能否建立健全的决策咨询制度，是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原动力。

“酒香也怕巷子深”，智库的对外宣传也是至关重要的。纵览美国等一些国家的著名智库，在对外宣传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研究成果的对外推广，并且建立了国内外的网络系统，立体化、多渠道地宣传自己的成果，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这些智库加大了对网络媒体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智库学习与借鉴。

第四，处理好专业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的关系。智库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人才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如何构建一支高素质、跨学科、多类型的智库人才队伍对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高素质要求智库人员具备国际视野，学贯中西，了解国情，熟悉国内政策环境；跨学科要求智库人员的知识结构要合理，一专多能，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多类型要求智库人员具备跨领域工作的阅历，能够较好地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从而更好地发挥智库的影响和作用。美国智库的一个特点在于存在“旋转门”机制，四年一次的大选，如果出现政党更替执政，将有4000人左右的人员需要换岗，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政府与智库之间进行角色转换，这对政府和智库都有积极的作用。

相对而言，目前我国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比较少，这就要求智库人员更积极地了解政府有关部门的运作程序、机制，从而更大程度上发挥资政议政的功能。现在我国一些公务员在政府部门退休后，开始在智库继续从事相关研究，这种方式有利于提高相关智库的资政水平，也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知名度，扩大影响力。但要防止这些公务员在履行公职期间，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日后去智库谋职而“寻租”。此外，随着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将逐步增多，服务型政府的加快建设和公共财政体系的不断健全，将使购买公共服务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这也为智库提供了与政府进行合作的机会。由此，智库可以更多地了解政府部门的诉求、决策部门的关注点、政策制定的相关过程等，把专业研究与对策转化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五，处理好立足中国与走向世界的关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显然要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以服务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为目标，以追求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因此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绝不能简单照搬国外已有智库的模式，尤其要防范“智库的美国化”倾向，防范智库议题被他人所掌控，防范出谋划策中出现“利益输送”的卖国行为，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坚持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加强与国际一流智库的交流，拓展交流的领域，深化交流的程度，尤其是要重视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话题的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逐步引领一些话题的讨论方向，努力创造出一些议题，掌握国际话语权。纵观智库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智库的一个核心作用就在于掌握话语权，创设新的议题，引导国内外舆论的走向。比如，成立于1977年的美国卡托研究所，深受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主张减少政府对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干预，并且减少在国际上的政治和军事干预。为此，它总是能够提出一系列的相关议题与政策建议，具体包括：在经济上，减少联邦政府对市场运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预、废止最低工资管制、废止企业补助和贸易壁垒；在社会相关政策上，深化自由学校选择制度、废止政府实行的族群歧视政策、改革反毒品政策，等等。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话题方面，我国智库已经在引领话语权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还不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要不断努力，在国内外舞台上发出越来越多有分量的声音，引领国际话语走向。

第六，处理好智库建设与后勤保障的关系。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智库的建设离不开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这一体系至少应包括数据支撑体系、日常行政运行体系、财务运营体系等内容。

数据支撑体系是智库运行的基本保障。面对正在来临的大数据时代，我国智库必须思考如何按照“云”构架，建立统一的、海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型信息数据库；如何利用海量数据库构建起数据过滤系统，从而把握核心数据，建立起有效的决策支持系统；如何适应数字化的时代要求，建立快速反应的网络舆情反馈系统，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危机公关。

日常行政运行体系是智库高效运行的保障。一直以来，日常行政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智库整体的效率。对此，国外智库的运行经验可资借鉴。从现状来看，我们的研究人员要花费相当精力去应付各种表格的填写、相关票据的处理，真正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受到了一定影响。国外智库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一名研究人员加一名研究助理的效率远远大于两名研究人员的效率之和。研究助理承担后勤保障，可以为研究人员节约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而提高整个智库的效率。

财务运营体系是智库运行的生命线。目前，政府全资拨款的智库尚不存在财务方面的压力，但独立运行的民间智库则面对较大的财务压力。随着智库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智库的运行能否有序、稳健，也与融资能力紧密相关。在欧美发达国家，智库领导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募集资金，以保障智库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建立科学的、完善的财务运营体系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当解决好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者：荆林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来源：《求是》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