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危机与“普世价值”的困境

    一场罕见的难民危机正在横扫欧洲。2015年以来，来自叙利亚、利比亚等陷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国家的百万难民如潮水般涌入欧洲。回想2011年前后“阿拉伯之春”爆发之际，西方世界几乎是一片欢呼声，认为这是“普世价值”的胜利，“一个民主的新中东即将诞生”。但仅五年左右时间，这种欢呼几乎变成了惊叫——巨大的难民潮强烈地冲击了欧洲社会。人们不禁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欧洲今天面临的难民危机与西方在中东地区不遗余力推广的所谓“普世价值”有直接联系。这场难民危机暴露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诸多悖论和困境，对此作出深刻反思，对于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未来都有重要启示。

 “普世价值”的傲慢与代价

    西方把自己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奉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到处推广，甚至不惜使用武力。这种傲慢源自西方一些人秉持的社会历史观，这一历史观认为，西方制度模式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最高阶段，人类发展到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历史就终结了；这种傲慢很大程度上也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传统的延续，认为自己的信仰代表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到拯救。这两者的结合使西方世界一大批笃信“普世价值”的人唯我独尊，不遗余力地向别国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

    本世纪头十余年，世界目睹了美欧“普世价值”派在中东推动的两波“民主化”。第一波是2003年美国在英国等少数国家支持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该计划企图按照美国模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以“铲除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然而，“民主改造”计划进展得很不顺利，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非但没有成为中东国家民主的样板，反而成了不同教派和族裔厮杀的疆场。更令美国惊讶的是，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被美国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大获全胜，“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也暂时陷入了低潮。

    但美欧的“普世价值”派不甘心。他们利用中东地区人民的变革诉求，通过推特、脸谱等新媒体，极力向中东民众灌输一种神话：只要接受他们的“普世价值”，特别是西方民主制度，这些国家存在的体制僵化、经济凋敝、贪污腐败、年轻人失业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就有了2011年前后开始的中东地区第二波“民主化”：所谓“阿拉伯之春”迅速从突尼斯扩展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大国又以“人权高于主权”的名义，公开进行军事干预，支持反对派颠覆国家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迅速垮台，国家四分五裂，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突尼斯经济遭受重创；也门动荡和战乱不止；埃及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最终军人推翻民选政府；叙利亚则陷入全面战争，经济崩溃，社会解体，全国约一半人口流离失所，一个原本初步繁荣稳定的国家瞬间变成了人间地狱。中东大乱之际，极端组织趁势而起，引发了更为严峻的局势。

    美欧“普世价值”派的傲慢在于，他们从来不问中东国家老百姓自己的感受和偏好，就武断地认为西方界定的“普世价值”是这些国家的最好归宿，结果把这些国家搞得分崩离析、生灵涂炭，恐怖主义迅速蔓延。造了这么大的孽，西方“普世价值”派却从不向这些国家和人民道一声歉。当然，这种傲慢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欧洲难民危机就是这种代价之一。

“普世价值”的悖论与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难民潮面前，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面临的困境也暴露无遗，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欧洲难民危机表明，西方界定的所谓“普世价值”与中东国家的国情民情严重脱节，这也是“阿拉伯之春”迅速变成“阿拉伯之冬”的主要原因。西方认为可以给中东地区带来正义和幸福的“普世价值”，非但没有带来“福”，反而带来了“孽”。它破坏了不同教派和族裔间曾经存在的脆弱平衡，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坐大，而这一切最终又以难民危机等方式把欧洲一并卷入。国家作为一个有机体，至少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阿拉伯之春”所改变的最多只是这些国家政治层面的某些表象，另外两个层面根本改变不了。此外，阿拉伯世界诸如教派冲突、族裔矛盾、人口爆炸、经济结构单一等难题，“普世价值”一个也解决不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使原有问题变得更为严峻了。

    其次，在欧洲难民危机考验下，西方民主政治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欧洲主要国家大多曾积极参与推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却只想坐收渔利，不想如何承担难民危机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任何缔约国在面对难民或避难寻求者的时候,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驱逐或送回（即“不推回原则”），而是首先要经过一个甄别程序确定难民身份。但是自难民危机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匈牙利率先在与塞尔维亚边境修建藩篱，对硬闯边界的难民使用催泪瓦斯，后又干脆开放边境，让难民自由涌向德国和奥地利，震动了相关国家的政坛。以德国为例，围绕难民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受到质疑，支持率下滑。虽然欧盟通过决定，要求把已在希腊和意大利登记的16万难民安置在28个欧盟成员国中，但多数东欧国家表示坚决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下，政客只对本国的部分选民负责，不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负责，而民众也大多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怎能期待这样的民主政治来帮助实现世界所有地区人民的人权？更何况欧洲国家今天的经济和财政状况大都不好，自己国内少数族裔的权利问题还没处理好，又如何指望他们欢迎来自中东地区的大批难民？

    第三，“普世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包容“多元文化主义”。西方“普世价值”派长期以来声称他们接受“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不分性别、种族、宗教、语言和信仰，一个国家的所有民众都应该享受同样的人权。但这次难民危机中，欧洲多数国家民众和政府都对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充满了疑虑和不安，排外情绪高涨，已导致欧洲政坛右翼势力迅速上升和“多元文化主义”进一步走衰，这与西方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主张是矛盾的。其实，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已公开承认，其国内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随着“多元文化主义”走衰，“普世价值”的“含金量”已不断减小。欧洲难民危机进一步深化，将会加剧这个趋势。

    最后，在欧洲难民危机冲击下，抽象的“普世价值”理念与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凸显。西方多年来一直高调推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价值观外交”，展示“民主国家”的“道德优越感”。但在严峻的难民危机面前，欧盟内部基于各种利益的分歧和矛盾一下子暴露无遗。抽象地谈“普世价值”，大家似乎都有共识，一旦涉及各自的具体利益，各种矛盾、分歧乃至冲突马上浮现，这种现象早已存在，在危机到来时更加突出。在这场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是早已陷入财政危机的南欧国家，紧接着是中东欧国家。这些国家自身困难重重，谁也不愿意为捍卫抽象的“普世价值”去背负巨大的难民包袱。欧洲大国间的矛盾也公开化：英、法是“阿拉伯之春”重要推手，理应为难民潮担负更多责任，但英、法出于国内民意的强烈反弹，成了最不愿承担责任的欧洲大国。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阿拉伯之春”的始作俑者美国。美国以担心恐怖分子混入国内为由，不愿过多接收难民，与其此前强势介入所谓“阿拉伯之春”形成巨大反差，可见其自身利益远比“普世价值”重要。这些情形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讽刺：与其对外推行抽象的“普世价值”，还不如先在西方国家内部就如何认同“普世价值”达成共识。如果西方自己对践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性都模棱两可，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就把“普世价值”放在一边的话，那还有什么资格对外大肆推广这些理念呢？

危机的反思与启示

    分析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普世价值”所面临的困境，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有重要启示。

    对自称是普世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抽象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唯有这样，才能防止被西方话语所迷惑。西方推动的所谓“普世价值”给中东带来了灾难，给欧洲自身带来了难民危机，这不仅凸显了“普世价值”本身存在的悖论和困境，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如果中国当初没有坚持，未能抵御所谓“普世价值”忽悠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中国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条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这场危机也表明，西方打着“普世价值”旗号以求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恐将越来越难以为继。即使西方的这些行为不会戛然而止，但世界上觉醒过来的人将越来越多。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话语霸权地位将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而进一步走向衰落，直至寿终正寝。

    今天的全球治理呼唤着超越西方逻辑的新政治话语。西方把自己武断界定的“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来推销，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已给世界带来太多的冲突、战乱和人间悲剧。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来供世界选择。例如，中国一直主张的“和平与发展”理念，不仅是对中国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总结，也代表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的惨痛教训已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没有“和平”，“自由”、“民主”、“人权”将难以维系；没有“发展”，“自由”、“民主”、“人权”将是何等的脆弱！其实，西方同样应该推动中东地区沿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走，这是“治本”的方法，否则它根本无法承受强行推动“普世价值”给自己带来的后果。

    柏林墙虽然倒了，但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墙、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墙、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的墙反而越来越高了。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唯我独尊、向全世界强行推销自己界定的“普世价值”所造成的。我们应该更透彻地解构西方“普世价值”话语，揭示其诸多悖论和困境，最终给西方话语霸权划上句号，为中国、为世界赢得更多的公正、和平与繁荣。

（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来源：《求是》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