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动力重构及其评估

【摘要】中国已由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逐渐转变为领导者和引领者，我们在对中国发展动力评估上，就要事先对这些未来性积极变量做出认真考量，要把过去习惯以欧美为重要参照的外生性评价转变为以中国作为领袖大国为主的内生性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愿景必将超出欧美体系的范畴，必须要确立一套以我为主的中国标准，该标准必将会因中国国际地位的积极变化而极具国际性，逐渐会扮演国际风向标的作用。

国家发展动力的重构

当前，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方位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辨识。时间上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间敞口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空间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和世界的空间秩序也正因此而发生改变。中国国家发展的这种时空结构的改变，清晰地宣告一种旧的发展模式和历史阶段的终结，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说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如何实现，关键在于新的增长动力的重塑，打造中国发展的2.0版主要就是打造国家发展动力新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①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四个全面”划分为一个目的和三个手段的关系。新的战略目标的确认，毫无疑问是国家发展新动力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再造国家发展动力，就是按照中国梦的顶层设计来实施国家发展的战略步骤。一个发育充分、功能完善、强大有力的社会，无疑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基础和途径，是中国梦走向现实的物质与精神力量的生产和储备。全面深化改革说到底就是政府（权力）配置资源让位于市场（资本）配置资源，其实质还是通过政治技术杠杆的运用，引发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的道德转型与实践转型，进而达到去杠杆、挤泡沫、调结构，重塑国家发展动力，激活要素分配与活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发展能力有效培育的长期基础，是国家发展新动力诞生和成长的护城河与防火墙，是国家发展动力内生机制保持生命力的安全屏障。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规范权力的分配和使用，杜绝权力的扭曲和滥用，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发展环境和氛围。

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

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就评价本身而言，还是作为政治话语的一部分，难以跳出政治体系的自我逻辑和理解；另一方面，就动力本身的属性而言，结构形态上既可以是要素也可以是体系，存在类型上既有可量化的也有不可量化的，评价方法上既可定量又可定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要做到科学评价，首先就要对中国今天的发展与成就做出一些前瞻性的认知。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由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逐渐转变为领导者和引领者。我们在对中国发展动力评估上，就要事先对这些未来性积极变量做出认真考量，要把过去习惯以欧美为重要参照的外生性评价转变为以中国作为领袖大国为主的内生性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愿景必将超出欧美体系的范畴，必须要确立一套以我为主的中国标准，该标准必将会因中国国际地位的积极变化而极具国际性，逐渐会扮演国际风向标的作用。其次，在对中国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上，要对现代化的科技因素与制度因素进行有效区分，技术上落后可以继续学习赶超，但制度上一定要充满自信并不断完善。最后，要对改革开放的阶段性做出有效区分，要看到输出性改革逐渐取代输入性改革的必然性和趋势性，尤其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管理、技术、价值观、文化的输出进程必将加快。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元素会逐渐多起来，中国主动融合世界的能力也会逐渐强大起来。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发展动力评估应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维度。

第一，创新能力能否突破。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靠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②无论中国发展模式未来怎样调整，创新驱动的轴心地位都不能动摇。在中国国家发展动力塑造的所有工作中，创新驱动无疑都要处在首要关键的位置，只有落实好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深层次问题，理应把创新能力能否突破作为评价国家发展动力重构成败的首要标准。在国家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中，诸如知识创造、企业创新、创新绩效等三个一级核心指标都是可量化的，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可以从定性的角度得到科学说明。

第二，发展效益能否提升。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承载的压力和困境。中国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结构性问题，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民族宗教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文化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的红利都在逐渐消耗，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基尚未牢固，法治、民生、效率、公平等方面更高层次的统筹难度正在逐渐加大，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发展效益的优化，提升发展效益就是营造发展环境和激发发展内生动力。粗放式发展让位于集约型发展、数量型发展让位于质量型发展、外延性发展让位于内涵型发展、局部发展让位于全面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发展重塑动力的不二选择。在发展效益评估中，像国民经济核算、能源、投资、贸易、人口和就业、社会和科技等数量指标统计都是可比较的，但像民主、法治、公平、效率等非数量指标只能定性分析。

第三，发展代价能否减少。中国以往赖以发展的要素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制约了人口红利，城镇化结束了廉价土地，法治和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终结了低法治、低人权的透支红利，改革深水区的难度抑制了改革红利释放的速度。一旦旧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终结，就意味着传统的发展成本支付系统开始失灵。如何让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真正做到统筹兼顾，关键是要降低发展代价，扩大发展收益和盈余，抵消发展红利减损，重塑发展要素支撑系统，确保实现平稳发展、科学发展、良性循环发展，这是衡量国家发展新动力成果的重要方面，也是发展晋级对动力系统提出的内在要求。诸如单位GDP能耗、亿元GDP工伤死亡、社会环境、传染病发病率、社会阶层流动性、人才流失率等指标，都可以考量中国发展动力的质量和成本代价。

第四，发展风险能否管控。近期A股市场的波动起伏提醒我们，随着发展体量增大、领域增多，中国发展的波动性将会逐渐增强，开放市场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将会逐渐增大，中国发展的风险管控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在国家转型升级的发展动力重塑过程中，有效提升各级政府的专业化水平，增强国家发展风险管控的能力，打造风险防范系统和应急机制，筑牢筑宽国家发展的“护城河”和“防火墙”，势必成为现代国家发展动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风险管控的能力和水平、风控体系的水准和专业下沉度，也必将成为检阅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社会安全系数、经济安全系数、发展风险评估机制、发展风险预警机制、发展风险应急机制、社会风险化解率等指标都可以作为衡量发展风险管控能力的尺度。

第五，政治社会稳定能否保证。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在政治逻辑上极大强化了对经济高增长的依赖。就“拉美陷阱”的发生来看，用经济绑架政治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经济增长不足以解决发展的所有问题，发展的框架结构也不应该只有经济一个准绳。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维护都有对经济增长的强烈需求，但经济高速增长不必然增强以上领域的安全提升，增长也不必然就是发展。因此，在国家发展动力的构造过程中，一定要走出GDP的单向度崇拜，同时注重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弥补短板，真正夯实托举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制度基石、社会基石、精神基石和生态基石。着重把发展成就转化为政治稳定的利好，用政治稳定去支持、维护和规范发展，努力实现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共赢，这是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应有要义。政治社会稳定状况，可以从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维稳和安全支出、公检法政权机关规模和涉法涉诉案件数量等方面做出合理判断和有效判定。

国家发展动力评估的历史方位

关于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既不能撇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整体逻辑，也不能脱离世界历史的潮流趋势，逡巡当下没有历史眼光，自说自话缺乏国际视野，都不能正确地对国家发展动力做出科学评价。这就要求我们站位要高，视野要宽，格局要大，必须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整体逻辑和国际化现实图景两个维度，对国家发展动力评估的历史方位做出有效说明，以此确认国家发展新型动力建构的科学性、适当性和有效性。

现代化维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③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十八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自觉把任期工作与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整体逻辑统一起来，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使命感主动顺应“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以此为遵循架构十八大班子的政治空间和工作任务，进而才有“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样清晰的政治方位和奋斗目标。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和情怀，能够自觉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置到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整体当中去理解，使十八大班子的政治小周期主动顺应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周期，这既体现了十八大班子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又充分体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历史的内在延续性和统一性回应，注定中国未来新型的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大的生命力。现代化从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开始到今天依然脚步未曾停歇，我们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继续奋斗。我们有理由相信，党在重塑国家发展模式和动力机制的选择中，一定会自觉继承历史底蕴和逻辑，主动顺应现代化趋势和方向，只会在现代化道路上走的更自觉、更主动、更专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参数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坐标中只会更活跃、更权重、更丰满。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也只有在现代化的链条上才会找到其逻辑地标和历史方位。

国际化维度。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闭关锁国就已经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破，中国就已经被动地进入“世界历史”。和历史上被动的“门户开放”不同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自觉加速了走向“世界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到今天中国已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自贸区”、“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由中国出面领导组建的区域性或国际性组织已经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中国由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正变身为领导者和引领者，全球化的不可逆注定中国必将继续加大“走出去”的广度和力度。因此，把国际化的深度和广度作为衡量中国新型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的重要标准，既符合中华民族历史逐步成为“世界历史”的长期趋势，也符合中国未来亟需拓展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中国的发展空间已经离不开世界，“世界历史”的演绎也愈加需要中国的担当和尽责。国际化、全球化、世界性、区域性等现代国家特性不可背离，只能跟进，中国可以主动选择自我认同的国际化方式和策略，可以加大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元素和比重，也可以抬升中国在未来全球格局中的份额和主导性，增强话语权，但惟独不能拒绝和放弃国际化参与。这既是衡量中国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标准，也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重塑发展动力、开发发展空间的主要途径。国际化的纵深参与程度就是国家发展动力评估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家发展动力塑造的未来主流方式，也只有在中国元素国际化的份额上升中，中国才会真正形成新的发展比较优势。所以，关于国家发展动力评估的历史方位，一定要加上国际化参数的考量，以此来保证国家发展动力评价的逻辑性和时空性。

现代化是内生指标，国际化是外生指标。只有内外兼修，把本土逻辑与国际逻辑两个参数结合起来，中国国家发展动力体系才会兼有历史与全球两种品格，才会在国家发展实践中取得成功，也才能真正获得日久弥新的生命力。

【注释】

①摘自习近平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②摘自习近平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③摘自习近平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

（作者：曹鹏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原理室副主任）【来源：《人民论坛》2015/09/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