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短暂的步伐放慢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未来数年将会出现加速，预计增加至年均600亿美元，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泰国等有望成为重点投资目的地。这将支持全球贸易，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0月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今年5月的北京高峰论坛，以及党的十九大决议进一步巩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地位。开展至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取得进展。2017年初至今，中国33％的商品出口流入沿线国家，高于2013年的26％。服务出口方面，沿线国家在2016年占据中国新签对外建筑合约总额的三分之二，而这个比例在2012年还不到一半。与此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占比在2017年升至12％（2016年为9％）。
“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在于，沿线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具有发展潜力。在发达经济体人口普遍老龄化的今天，沿线国家的总人口结构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改善，生产者相对消费者的数量继续走高。然而，据亚投行估计，65个国家的基建资金总缺口高达21万亿美元，很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桎梏了当地经济发展。此外，这些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仅为44％，低于中国的56％及世界其他地区的65％，从侧面反映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事实。
通过铁道、公路和港口的建设，配合一系列双边、多边互通协议，“一带一路”将连接沿线国家和地区，横跨亚洲、非洲及欧洲；6个国家级经济走廊将应运而生。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虽然二者在表面上具备一定相似性，但笔者认为有两个关键不同。其一，“一带一路”建立在合作性基础之上，并主要着眼于基础建设的改进；与之对应，马歇尔计划是全方位的单方面协助，且受援国家常常须接受诸多条款和限制。其二，马歇尔计划包含明确的政治目的，而“一带一路”的政治意味则相对较淡：无论政治经济背景，任何国家均可加入该倡议。
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给中国带来三大效应。
一、提升对外投资的格局。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增量资金多数流向房地产、酒店和娱乐等行业。由于担心这类投资的潜在风险和对资本流动的冲击，去年底官方通过“负面名单”进行加强管理。与此同时，监管部门对“一带一路”投资持鼓励态度，以增强国与国的联通和协同效应，使得外汇储备的使用和投资更具战略性。
二提振全球贸易一体化。由于全球贸易保护气息渐浓、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出口竞争力逐渐被侵蚀，贸易前景隐忧不断。但基建互联互通对于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笔者估算“一带一路”相关投资落成之后，紧密的基建联通将提升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接近10％。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将更紧密，其占中国进出口总额比率将分别从现在的27％和28％升至30％和38％。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SWIFT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人民币在国际结算的占比达到1.9％，较三年前的1.6％小幅提升。同时人民币在马来西亚、俄罗斯、泰国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增长迅速。此外，人民银行已与21个国家的央行签订了本外币互换协议。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等国，人民币已成为储备货币之一。
“一带一路”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尤其考虑到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大相径庭。主要风险点包括，沿线国家政府更迭、政局动荡可能给在建或落成项目带来风险；主权信用风险不容忽视，因为“一带一路”投资涉及大量贷款，而不少沿线国家的主权评级均相对较低。最后，单笔投资也将面临例如法律纠纷、项目误判需求等个别风险。
笔者认为，我国可通过三方面增强对于“一带一路”相关投资的风险管理。首先，投资步伐需要谨慎适度，年均600亿美元的投资额仅相当于2016年GDP的0.5％，或年度经常账户余额的三分之一，因此不会显著影响中国的主权资产负债表。其次，中方投资截至目前较为审慎，并主要集中在主权风险较低、或经济政治关系紧密的国家。最后，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在开展开发性金融方面经验丰富，未来资金主要面向发展潜力较大、地理区域战略意义大的项目，通过项目评估来尽力实现微利保本。基于此，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基建需求高、人口结构向好、主权评级相对良好的国家将尤其受益。
(作者：邢自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来源：《财经》2017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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