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弃婴的寻亲之旅

凯特今年18岁了。15岁之前，她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美国人。那之后她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转折发生在今年夏天，当她踏上寻亲的旅程，才发现自己丢失多年的“中国”密码。

佐伊今年21岁。在中国生活半年之后，她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她们有着共同的身份，中国弃婴，美国家庭的养女。20世纪的最后十年，有超过3万名中国弃婴被跨国收养，从此成为“美国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女孩。

在长大的过程中，这些曾经被遗弃的孩子，获得了幸福的童年，但她们从白人父母的眼睛里，看不到自我的映射。在美国这个强调独立人格、寻求自我的国家，当女孩们相继成年，“我是谁?”“我来自哪里?”她们被这样的自我审问反复纠缠。

20年过去了，那些女孩们已经相继成人，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回到中国，寻找父母，找回遗失的生命密码，发现真实的自己。

然而，寻找家人和找回自己，都不是件简单的事。

成为了美国人

1996年9月27日早晨，天刚蒙蒙亮，江苏无锡洛社镇花苑村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躺着一个女婴，用浴巾包裹着。没有人知道她已在那儿躺了多久。也许几个小时前，她还躺在母亲的怀里，最后一次吮吸妈妈的奶水，也许母亲还亲了亲她的额头和脸蛋。可现在，她躺在冰冷的台阶上，成了弃婴——父母健在的“孤儿”。

“96.9.15 生”这是女婴的母亲给她留下唯一的出生介绍，写在一张撕得方正的红纸上，藏在包裹她的浴巾里。女婴被路人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备案登记后，又被民警送到洛社计生办，最终被转进无锡福利院。“锡芸竹”，这是福利院给她的新的身份。

“锡芸竹”并没有成为她后来的名字。她的命运很快与一位美国妇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1995年，41岁的克罗蒂女士辞去白宫的行政职务，回到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定居。克罗蒂有五个兄弟姐妹，都已经结婚生子，她最小。因为常年满世界跑的工作，她没有结婚。安定下来之后，她想要一个孩子，她希望是个健康的女孩，因为没有丈夫，克罗蒂不知道如何和男孩相处。

独身很难在美国收养孩子，法院更倾向于将问题儿童或者孤儿交给夫妻收养。有收养了中国弃婴的朋友告诉克罗蒂，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健康女孩被遗弃后寄养在福利院里，她们需要一个家。

“收养”在中国真正合法化，是在1991年12月29日，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并于次年4月1日执行。这是第一次将收养合法化、法律化。其中第二十一条“外国人依法可以在中国收养子女”，为克罗蒂他们正式打开国际收养的通道。

克罗蒂开始查阅和中国收养有关的资料。她发现，在中国收养孩子只需要等上一两年，审核程序快，费用也相对合理。1996年收养一个中国弃婴的费用在15000美元左右，包括向中国福利院支付3000美元的“儿童抚养费”。克罗蒂找到一家名叫“共同收养”美国中介机构，她决定收养一个中国孩子。

锡芸竹的资料被无锡市福利院整理递交到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克罗蒂的收养需求同样被邮寄到此。CCCWA是中国负责涉外收养事务的主要机构，只有这个机构才有权力根据孩子的情况和国外养父母的需求来为双方配对。命运在这里流转，新的家庭随着两份材料的堆叠而被重新组建。

1997年，刚满一周岁的锡芸竹在福利院见到了来接她回家的陌生妈妈。在美国大使馆，“锡芸竹”有了她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凯特·克罗蒂”。

这一天，凯特正式成为美国公民。

生于1994年11月的佐伊，来到美国与CCAI有很大的关系。作为美国最大的专门服务中国孤弃残儿童的非政府慈善领养机构，CCAI(Chinese Children Adoption International)已经帮助美国家庭领养超过11000多名中国孤儿。

“如果您的家里有多余的空房间，您的心里还有足够的爱，您是否愿意领养一个中国孤儿?”佐伊的养父在教堂收到了来自CCAI创始人仲辉散发的传单。此时，他的3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离开了家。和妻子商量之后，他们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可以给孩子一个家”。

当时美国的收养手续特别复杂，CCAI会帮助收养家庭填写一系列的申请表格，并协助美国移民局调查领养家庭的家庭背景，包括收入、职业、健康状况、是否有犯罪记录等。“材料足有半斤重。”一年之后，1994年3月，仲辉才带着科罗拉多州的6个家庭到湖南湘潭福利院。他们成为最早收养中国弃婴的美国家庭。

从1992年中国正式开放跨国收养，到20世纪末，有3万多中国弃婴因为不同的原因，但通过相似的程序而成为美国公民，其中百分之九十为女婴。

常昌富是宾夕法尼亚米勒斯维尔大学教授，也是一位独立的纪录片导演。过去的14年里，他一共拍摄了9部关于跨国收养的纪录片，做了大量针对跨种族和跨文化收养的研究工作。根据他的估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间，至少有13万孤儿/弃儿被国外家庭收养，他们主要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各国，其中美国最多。中国同时也是美国收养弃婴的最大来源国。

不幸的她们或许是幸运的，可随着成长，曾被生硬地抽离了的生命基因注定将在她们的命运里，不经意间冒出来，烦扰她们，也提醒着她们。

“我是否值得被爱?”

凯特小时候，非常讨厌“中国”。

“我的妈妈是拥有爱尔兰血统的美国白人，但她却喜欢把我打扮成一个穿唐装的中国小孩，让我学习中文，庆祝中国农历的生日。可是，我对中国没有任何记忆，我唯一和它的关系是，我看起来像个中国人。我不希望被逼着去做这些事情仅仅因为看起来像。”凯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她18岁了，在美国读高中四年级。今年夏天，凯特在养母的陪同下来中国寻亲。回到美国之后，一切都变了。凯特主动找了私人中文老师，主动接待来自中国的交换生。她开始喜欢中国，并希望自己不仅仅看起来像中国人。

可小时候，凯特从没有对自己的身份有任何质疑，“我就是个美国人”。

上小学一年级时，她在全班面前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被收养的孩子，但我是美国人。”因为养母的爱尔兰血统，她有时也会称自己为“爱尔兰人”。但同学还是会彼此议论，“凯特是中国人，我知道她是中国人。”她对此异常敏感而愤怒，她大声怒吼，或者向老师和母亲哭诉。但同学的嘲弄并没有停止。“也许他们没有恶意，只是觉得看我生气好玩。”她事后回忆说。

同样的困扰也伤害着佐伊。

佐伊今年21岁。她说，“我能被收养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她连续用了好几个“very”来加重自己的感激。但15岁那年，她并不这么认为。

佐伊在一个白人社区里长大，她是家里唯一一个被收养的孩子，哥哥姐姐都大她二十岁以上。小学时，她是学校唯一一个华裔。因为家离学校很远，她没有什么亲密的伙伴。小时候的孤独境遇让她变得敏感。

14岁那年，因为和几个女生争取一个戏剧角色，她收到了来自好朋友的一封恶意信件。具体的内容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只记得内容很伤人，让我滚”。信的内容并没有和她的收养身份相关，但信造成的伤害却影响了佐伊对自己的判断。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值得被爱。

15岁，佐伊进入了难熬的青春期。在被收养这件事上，她开始不停地和自己较劲。“你知道，我感觉我是被抛弃的，这一点让我很受伤。但我觉得周围没有人懂我。他们不懂被抛弃的感觉。”

她担心自己永远不够优秀，怀疑养父母无法像爱其他孩子一样爱自己。因为养父母是在4月1日愚人节前后收养自己的，佐伊甚至怀疑他们收养自己只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虽然这个理由现在听起来很荒谬。”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佐伊甚至用过药物治疗，来帮助自己缓解情绪。“你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被收养的事，而是关于不自爱。”她说。

那个时候，她需要不断地被说服，“你是被爱的，你值得被爱。”

佐伊很感激养父母没有第二次抛弃她。尽管她死命折腾，把他们从自己的世界往外推，甚至大声地对他们吼叫，让他们“滚”。“但我的妈妈一直告诉我，她懂我。无论如何，她一直在，永远爱我。”

这些已经过去很久了，但佐伊依然对那段时间的经历保持敏感。拒绝回忆更多。

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

索菲亚很小就萌生了寻找母亲的念头。她的养母很坦诚地告诉她被收养的事实：“你有一个中国的妈妈，她给了你生命。但我会是你永远的妈妈。”其实，瞒也瞒不住。索菲亚身材娇小，而养母则是体型高大的白人。她们在一起的时候，看起来并不搭调。

索菲亚能歌善舞，笑起来声音清脆，能咯吱咯吱乐很久，她很好奇，自己的这些特质是不是来自亲生父母。

“索菲亚的想法，是很典型的‘美式思维’。”常昌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的教育里认为基因遗传对人有非常大的影响。你的性格，你适合做什么，天分在哪里，所有这些早就被携带在父母遗传给孩子的基因里。所以，美国的教育注重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天性去发展。

美国学校的老师也常常会要求孩子画一些树形的家族图谱。但是这些孩子，在画她的美国家庭的族谱时，会有非常奇怪的感觉。“家里没有一个人和我相像。”对于被收养的孩子来说，他们从美国养父母的眼睛里看不到将来自己的样子。

“你像爷爷那样爱掉头发。”或者，“你有一双妈妈那样的细长的手指。”这些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事情，对被收养的孩子来说，是永远未知的谜。她们始终对自己的过去，以及被这个不可知的过去影响的将来惴惴不安。

索菲亚13岁那年，在养父母去中国领养自己的妹妹露西之前，有一天，养母走进她的房间，坐在她身边，主动问她：你想去寻找自己的父母吗?养母一直明白索菲亚的心结，她并不反对。毕竟，寻找本身，只是为了解开困惑，她相信这并不会冲淡她们之间的感情。

今年6月，凯特和母亲一起踏上中国的寻亲之旅。她们从北京、西安、成都、桂林，一路南下，这是凯特第一次在中国旅游。吃火锅、包饺子、看大妈跳广场舞，所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对她来说都是新奇的事情。

但凯特感觉“像回家了”。每个人都长得跟自己很像，他们会主动跟我说中文，向我问路。“太奇妙了!”走在中国的马路上，凯特会故意离白人妈妈远一点，这样他们就会觉得她是中国人。第一次被淹没在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里，凯特觉得很舒服。

常常，她会盯着迎面走来的人看很久，她琢磨着，这个人和我长这么像，会不会是我的妈妈，或者，会不会是我的姐妹?她知道这不是真的，只是这些念头总是忍不住在脑子里转悠。整天都有。

凯特不再认为“中国”是个抽象的名词，至少她和这个名词之间产生了联系。实实在在的。

凯特试图和每个遇见的人说话，告诉他们她想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觉得我有点疯狂。他们说，你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但凯特不理会这些，她想说，“闭嘴，你们根本什么都不懂。”虽然这句话，她并不懂如何用中文表达。

凯特回到福利院，见到了曾经照顾她的护工。她在日记里写道：福利院的设施让她很惊讶，教室、育婴房、游戏室，所有正常孩子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然而，如今待在福利院的大多数都是有残疾或者特殊需求的儿童。她很遗憾，“有些在美国非常容易被治疗的疾病在中国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凯特看到了那张写有自己生日的红纸，哭了。“这是我的妈妈留给我的唯一的记录。我确信我的生日是真的。”可惜，她没有办法把这个母亲唯一的信物带走，她拍了照，存在手机里。看到每一个有机会帮助她的人，都把它翻出来给他们看。

福利院、派出所，凯特循着来时的路一路回溯，曾经居委会的台阶已经变成了工厂的侧门。她很难想象，18年前，自己曾经孤零零地躺在这里。

虽然凯特的一路寻找都获得了各方面的帮助，无锡都市资讯频道还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她的寻亲故事。但仲辉透露，相关部门并不希望看到跨国弃婴大规模的寻亲活动。曾经多次帮弃婴回国寻亲牵线搭桥的常昌富，因为是弃婴的原因，也没有得到官方的协助，动用的都是私人关系。

凯特最终没能找到自己的生母。根据医院的出生记录，唯一一个可能是她生母的人在四川成都，然而两天之后，在她上飞机之前，工作人员向她确认，这个人不是她要找的妈妈。

“有些事情很有趣。”凯特指着自己的肚子上的伤疤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小时候，我的胃里有些气泡，做了外科手术，所以留下了这个很大的伤疤。我好奇是不是我父母以为这是癌症，他们支付不起医药费。”说完这些的时候，凯特低着头，有点难过。

索菲亚同样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母。

出生后，索菲亚和生母在生命中，只有10天的重叠。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出生10天后，索菲亚被亲生父母送给了一户姓“欧阳”的人家。她在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这户人家。然而，她的寻亲之旅也到此为止。这户人家并没有提供更多关于她生母的信息。唯一能给索菲亚安慰的是，他们告诉她“你和你妈妈长得很像”。

索菲亚说，那年在厦门，她感觉自己离父母很近。“我知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某个角落，他们存在在和我一样的时空里。虽然没有物理上的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到。”

索菲亚和亲生父母之间永远只停留在能这么近，又那么远的距离。有时候，索菲亚照镜子，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觉得离母亲最近的方式，就是看镜子里的自己。”她说。

里基是幸运的

凯特知道里基的故事。亲身经历过艰难的寻亲后，凯特觉得，里基对找到亲生父母并能与之相处这件事，没有表现出足够多的感激。

里基和凯特同年到的美国，类似遭遇、出生于1993年4月的她跟随养父母来到美国的西雅图，这之前，家里已经有一个收养自中国的小姐姐。里基的养父比尔说，“我们不想让一个小孩太孤单，所以想再领养一个。”

比尔夫妇也是通过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收养的里基，他们收到过一份来自官方的材料，证明里基的父母和出生地都是未知，她是法律意义上的“孤儿”。然而，四年之后他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里基到美国的时候，已经将近5岁。语言不通，环境突变，她的脾气很差，她朝地上吐口水，甚至咬人。养父比尔曾一度想把她送回福利院。后来，她被诊断为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比尔夫妇为了解里基的家族遗传病史，帮助她治疗，在他们回中国领养第三个孩子的时候，给福利院带去了一笔捐款，并试图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也许是出于排斥回忆的原因，里基的记忆从8岁开始。8岁之前的事情，她只有一些恍恍惚惚的印象。

里基并不确定，如果让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考虑，自己是否会愿意回中国去寻亲。9岁那年，在她接到第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之前，从没想过生命里会同时出现两个爸爸和两个妈妈。对于她而言，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比尔的寻找让故事朝着出人意料的方向发展。里基并不是被抛弃的，她的生母说“从未想过抛弃她”。4岁以前，她是被藏起来的“黑户”，出门用蛇皮袋装着，回家被关在小阁楼里。那个时候的记忆，里基已想不起来，但现在感到害怕的时候，她第一直觉还是藏起来，不要动。

里基的亲生父母迫于老一辈要孙子的压力，藏了她4年后，最终想办法把她的户口挂在村里一个光棍的生育指标名下。然而100天后，事情被邻居举报，里基被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干部强行带走，送入福利院。

知道真相后，比尔内心非常不安。“有时候我觉得是我们把里基从她父母身边抢走了。”比尔说。

里基12岁那年，养父母带着她回国认亲。在比尔拍的DV里，她笑得很开心。

但现在，21岁的里基已经很难以回忆起当时的开心了。“我知道我和亲生父母相见了，觉得兴奋，还有一点紧张。但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不懂。他们像是刚刚被介绍给我的陌生人，我感觉他们很爱我，很温暖，我接受了他们。”接着，她说，“但那时他们仍然没有在我心里。”

但她仍记得那首《老鼠爱大米》的网络歌曲，12岁回国那年这首歌正流行。在KTV，父亲母亲和弟弟吴超一起合唱这首歌的画面让感觉她很温馨。她知道，这是一首关于“爱”和“思念”的歌——因为“我爱你”代表爱，“我想你“代表思念。这首歌，现在她还常常想起。

离开的时候，为了弥补内心的亏欠，比尔答应里基的亲生父母，在她18岁的夏天，把她送回中国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

里基是幸运的。常昌富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寻亲是个艰难的过程。因为中国二三十年来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以及弃婴身份记录的缺失，在数十万被美国家庭收养的弃婴里，目前只有七八十个孩子，最终找到了父母。只有这些孩子，才最终有机会去验证成长过程中无数次对中国父母的想象，以一个曾被抛弃、被思念的外来人的身份，回归到复杂的家庭关系里。

18岁这年，里基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回国和父母相处了45天。

她陪母亲逛街，跟着父亲开着面包车拉货，还鼓起勇气去见当年坚持要孙子的奶奶。每一天，她好像离那个生活在中国的“梦婷”更近一些。梦婷，是里基的亲生父母给她取的名字。

里基和照片里儿时“梦婷”的模样，没有太大变化，大眼睛，略带婴儿肥的脸，只是更加匀称和结实了。和母亲站在一起的时候，里基已经高出母亲一个头。

她在家乡的小河边很自然地穿着比基尼同弟弟玩水嬉戏。她看见家里人把活的泥鳅丢到锅里，直接用锅盖按住闷死，好奇又惊恐。她发现，自己在这里待得越久，越明白，“这不可能成为我的生活”。

里基说英文的时候，迅速而果断，一大段的回答几乎不给听者思考的时间。但里基的中文很不好，父母和她说话时，嘴里说着，手上不停地比划，她则瞪着大眼睛盯着他们的嘴型努力听，还是很难明白，一脸茫然，然后尴尬地笑。

里基确信，父母从未想过抛弃自己。自己的缺席也对这个家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她的回归，是修复自己，拼凑未知;也是在修复这个家庭糜烂的伤口。

里基的母亲因为失去女儿，脾气越发暴躁，夫妻频繁吵架。直到她拿刀捅伤了丈夫后，两人离婚。

里基有了一个弟弟，吴超。这个占用了这个家庭生育指标、取代了姐姐生存空间的弟弟，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宠溺，相反，他一直在失去姐姐的阴影下生活。父母离异后，他跟着母亲生活。母亲经常用打骂的方式教育他，吴超以沉默对抗，甚至离家出走。

吴超记得母亲责骂他时不断重复的那句话：“如果没有你，你姐姐不会丢，我宁愿留着你姐姐，而不是你。”他相信，妈妈爱那个他不认识的姐姐，比爱自己多很多。他也不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生我?

里基的父亲曾经去福利院找过女儿很多次，有一次差点拉到她的小手，但最终被工作人员发现而失败。父亲的话不多，但里基知道，他一直生活在对女儿的亏欠里。

里基的奶奶今年82岁，独居在农村的老房子里，身体硬朗，闲时还能去地里干活。当初就是因为她对“要孙子”的坚持，里基离开了这个家庭。回中国之前，里基对和奶奶见面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好像她是童话里那个女巫婆，背后有一股强大的恶势力。

去见奶奶前一天，里基向美国的养父母求助，她很害怕。但她没想到，奶奶见到她的时候，比她更拘谨。奶奶在门框边站着，伸出手，握了一下她的胳膊，用这样轻微的身体接触来表示欢迎。之后，奶奶从里屋拿出一个装小点心的塑料袋，拿起一颗，放到里基嘴边，示意她吃。

在那个有点闷热的中午，奶奶坚持做出了七盘菜，摆满小桌，来迎接这位曾经被自己抛弃的孙女。

里基知道，父亲对自己亏欠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顺从了奶奶当初的执拗，他希望里基能和奶奶和解，好像只要女儿原谅了奶奶，也就原谅了当年的自己。

离开的时候，里基伸手握住了奶奶的手悬在半空的手，奶奶的手僵在那里，攥着拳头。她们没有对视，彼此笑得有点尴尬，但里基确信自己不会再恨她。“没必要在18岁的时候再去审判她在自己两三岁时对自己做过的事。毕竟她是我的亲人，我唯一的奶奶。她已经82岁了，我不知道下次回中国，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她。”里基说。

我是谁?

“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寻找失败。” 常昌富说，对孩子而言，回中国，与其说是寻找父母，不如说是寻找自己。她们也许并不执著于找到血缘上的纽带，更在意的是找到构建自我认知的方式。一旦当她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中国”或者“中国人”就不再是抽象的名词。

2011年起，CCAI和中国民政部合作，每年都组织收养家庭和孩子回国“寻根”。创始人仲辉说，你无论如何去和孩子解释“中国”，描绘“长城”，都不如带他们回国，让他们自己站在天安门广场，或亲眼看到兵马俑的那些时刻来得感动和震撼。

1993年颁布的《海牙国际收养公约上》确立了弃婴“本国优先收养”原则,以及在跨国收养中“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儿童最佳利益”中有一条“充分考虑儿童的成长和其种族、宗教及文化背景”，让他们尽可能接触接受出生国文化。这也是自50年代朝鲜战争后，美国针对第一次大规模收养韩国弃婴之后一二十年间暴露出问题提出的补救措施。

这些社会中上层的白人家庭，为这些弃婴创造了非常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他们急于让孩子融入美国文化，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但是，当这些韩国弃婴在十几二十岁进入学校和社会后，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认识危机”。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自我认知理论，每个人的自我认知来自两个维度，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即我认为我是谁;以及他者对自我的认知，社会上的人判断你是谁。如果这两个维度的认知出现了巨大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差异，就会导致个人的“认知危机”。

这些来自韩国的弃婴长期和白人父母生活相处，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亚裔身份。可一旦进入社会，周围的人并不把他当做白人对待。尤其是在比较封闭的白人社区，“他们会好奇我亚洲人的长相，像看一个怪物一样围绕着我。甚至在学校巴士上对我说一些带有种族偏见的淫秽下流的语言。”一些成年后的韩国被收养者回忆，那是在美国种族矛盾最为激烈的六七十年代。

但寻根的路已经被完全切断。他们只有英文名字，吉姆、凯特、米娅;他们不会韩语，不懂任何的韩国文化。在巨大的认知反差之间，有些孩子甚至选择了自杀。

当第二波大规模收养中国弃婴的浪潮来临时，美国的养父母们已经会尽可能主动让孩子学习汉语，带他们去唐人街，过农历年。但这并不容易，如凯特这样的孩子，在一开始会非常抗拒“中国”。为了不让自己孤立，她们想尽可能快地融入美国孩子的氛围。

等她们在十五六岁甚至年纪更大的时候，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周围大多数人不一样，去追问“我是谁”的时候，一张嘴，已经是一口标准的美国口音了。学习中文对她们来说，并不因为是中国血统而容易些。

今年6月，佐伊来到北京大学交换学习。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也期待能找到长期以来寻找的那种归属感。

但开始时，并不是那样。因为语言的隔阂，她很难和周围的同学沟通，日常生活里，佐伊依然只能和美国朋友在一起。她面对那些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会讲汉语的中国人，只能吐出一些蹩脚的零碎的词语短句时，她能感受到对方的失落。那些时刻，那种在美国时不被接纳的孤独会再次涌上来。

“我可以听，但是我不能说，很难把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佐伊义务去教小孩学习英文，小朋友围着她叽里咕噜讲一通。她只能勉强挤出一句，“哦，那很有意思。”或者，“哦， 是那样。”发音中透着一股舌头捋不直的外国人腔调。

佐伊在北大每周有两堂中文课，那是她最喜欢的课程。但中文的声调、语法对她来说仍旧是非常困难的部分。“我买了一些中文的儿童书来看，但我还是不太能理解，即使它们是为五六岁的孩子准备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6个月过去，佐伊仍没有做好准备回到祖籍湖南去看一看，但她已不再执拗于把自己划分于中国人或美国人的二元对立之间寻找归属感。她为自己找到一种更“合理”的身份界定标准，“那些对我有意义的人让我找到归属，而不是我生长或者出生的某个国家。我很开心能重新回来，这段时间让我确认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

而经历了这个夏天的寻找，当别人再次问起凯特：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凯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亲生父母，我的祖先，那些和我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在中国。“你知道一个家庭像一个整体一样，我硬生生被从原来的整体剥离，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之间没有联系，我曾经在我母亲的子宫里长大。我想重新建立这种无法被阻隔的联系。”

但凯特也明白，因为从1岁到成年，17年来接受的文化教育，她已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她崇尚美国的价值观，信奉美国的自由主义，更接受美国式的母女相处方式。那些都已是刻在骨子里抹不掉的东西。

永难弥合的修复

凯特说，她会继续寻找亲生父母。但“这不是我生活的所有重心。一旦我尽了所有努力(还是找不到的话)，我会停止。即使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找到他们，更靠近我的本真;如果没有，我也会很开心地过自己的生活，只是我的人生的某些部分，永远是残缺不明的。”

凯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来她一定要自己生孩子。“我的周围从来没有人和我有真正的血缘关系，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我渴望那种关系。”

一直到离开家上大学，佐伊才意识到，养父母对她有多重要。“离开他们一年，我非常想念他们，我知道他们也很想念我，确信他们爱我，对我来说意味着太多。”

但佐伊希望大学毕业之后能回到中国，做一些和救助孤儿相关的工作。她甚至希望成家之后，能收养孩子，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说出心里的想法，“有自己的小孩很好，但我觉得那样有一点自私。很多孩子没有家，我曾经和他们一样，我知道在一个好的家庭成长，整个人生都会不一样”。

索菲亚说，她从来没有憎恨过抛弃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从小被教育要宽容。因为她相信，没有一个母亲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除非迫不得已。

中国的涉外收养在2005年达到顶峰。随着国内收养能力的增加和弃婴数量的减少，现在想要跨国收养一个健康的中国女婴至少要等待5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1999年至2013年间，仍有71632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其中63707名女婴，占了整体收养人数的89%。

这些在21世纪初被收养的孩子，很快也将逐渐成年，她们是否会和里基、凯特、佐伊一样，遭遇如何寻找自己的迷茫和困惑?又是否会执著地找回自己丢失的密码?

里基是这些孩子中对自己的身世了解得最丰富的一个。她已经完整地经历了探寻和追求的过程，而三年前，当她和亲身父母相处45天后重新回到美国，里基面临另一个难题：如何保持和中国家庭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贯穿到整个人生里?

现在，里基一直和母亲保持联络。“每周二视频聊天，每个月打一两次电话”。里基的中文仍然不够好，视频聊天的时候，她会打开谷歌翻译，把想说的话打在对话框里，在另一个框里去找机器帮她翻译中文。

翻译出来的文字会有很多误差。里基问“懂不懂?”母亲困惑，“不懂”。然后两个人隔着万水千山一起哈哈大笑。里基已经掌握了一些技巧，比如通过隔行或者加标点、空格来提高翻译的准确度。“我的妈妈很神奇，有些我想跟她说的很复杂的话，她都能懂。”

可无论如何寻找，命运于这些孩子而言，像一张被磨损的唱片，即使尽力修复，也难以听见最初的和弦。

（作者：周凤婷）【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