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论题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如何培育文化自信？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观念中的反映，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是文化变迁的深层动因。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文化自信折射出社会与文化演变的某种轨迹，因此，探讨文化自信需要从社会物质生活的变迁中去把握。
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机制
在文化与人的互动关系中，一种状态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揭示了人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人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状态，即人对自己文化的认知、悦纳与践行。当人从内心深处接纳某一文化所提供的知识、价值与意义体系，自觉地按照这一文化所提供的规范与价值生活，由此达成了对自己所属文化的集体的认同、归属和热爱，一种文化自信便形成了。同时，文化自信不只是表现于人主观上的自信，也不只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认同，其基础是这种文化能够为人提供可以共享的知识、价值与意义体系，这是使人产生自信的基础所在。文化包含着“以文化人”的取向，人创造了文化，反过来人又被文化所塑造，这是一种互相塑造的动态过程。可见，文化自信不是随意宣布或者相信就可以实现的，它不仅表现为人的主观心理，更作为一种客观事实而存在。
在文化与人的互动关系中，另外一种状态是“文化不自信”，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所属的文化产生怀疑、否定甚至背弃。结果，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既往的文化认同发生危机，一种“文化不自信”也就出现了。由“文化不自信”开始，文化批判也就随之而来。
文化自信与文化批判的互动是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培育文化自信需要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意味着以批判性的立场认识和对待自己，在克服盲目自大中生成文化革新与发展的动力。需要厘清的是，批判不是盲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在理性的反思与省察之上客观地予以认识和对待，它的对立面不是对象本身而是拒绝理性反思、绝对肯定或否定、武断地评判的思想方法，克服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正是启蒙理性的要求。康德将启蒙理解为脱离人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走出这种不成熟状态则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所以，批判精神乃是克服人盲目迷信的思想习惯实现精神成长的真实表现。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这意味着文化的成熟，表现出该文化的理性自觉和现代意蕴。
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现代性内含了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与价值，这构成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在持续不断的反思与批判中激发出文化自我否定与前进的力量，进而也增强了文化自信。在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结构，进而引发了文化的剧烈变革。西方借助对传统思想与文化的批判实现了“祛魅”“理性化”“世俗化”等过程，出现了知识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价值观的“重估一切价值”乃至信仰上的革命，引发了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的重建。资本主义由于不断扩大市场的内在需求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带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文化震荡，引发了普遍的文化危机，重建文化自信成为普遍问题。
问题的实质是文化自信的重建
文化批判构筑文化自信，这正是培育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过程。培育文化自信需要认识和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夯实文化自信的客观基础，避免滑入一厢情愿的文化自负或者走向另一极端的文化自卑。
近代之前，中国文化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由于其固有的文化魅力和包容性而居于世界文化的高地，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辐射与同化作用。这样，中国人也就几乎没有对自己的文化产生过怀疑，而是有着坚定的自信。不过，过强的优越感也导致中国文化趋于保守，日趋僵化的社会体制使其无法超越自我。在“朝贡体系”下，“天朝帝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和文化体则被视为不开化的“蛮夷”，自信也滑向了自负。及至清代，这种自负更是导致极端的盲目排外、闭关锁国，人们对于迅速兴起的现代性无动于衷，而是依然力图在以往的思想与秩序框架下予以同化。结果，这种自负在清王朝的覆灭和国家主权的破坏中被瓦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一步步滑入到半殖民地境地，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不仅瓦解了“天朝帝国”，也让人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怀疑。一批思想先行者看到了器物与制度背后的文化根源，进而产生对本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一度流行，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成为国家复兴的思想起点。在历经批判与革命之后，传统文化渐趋被边缘化甚至被否定。面对以追求“现代性”为总体方向的社会发展，传统文化难以适应剧烈变革了的经济社会结构，没有能够顺势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价值与信仰体系。相反，源于西方的科学、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则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获得了普遍认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融入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西方文化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文化则进一步被边缘化。
对于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简单肯定或否定，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正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长期徘徊不前的思维方式根源。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常常走向自负。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文化将同化世界，中国只能走全面西方化的道路，这种崇奉“洋教条”的思路也反复被证明是难以走通的。中国文化的自信并非是对自己的盲目自负或者对其他文化的盲目排斥。因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曾长期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吸收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等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新的生长点。文化自信绝不表现为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或对西方文化的排斥，相反，它恰恰意味着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悦纳他者，以大海般的胸怀容纳一切。把文化自信理解为“复古主义”或者“盲目排外”，恰恰又都是不自信的表现，是内在力量不足的软弱的表现。
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轨迹看，中国文化近代以来步入下行通道，在20世纪经历痛苦的反省、批判、革命之后走上了复兴之路。总的来说，这一进程仍处于爬升阶段，还未彻底走出历史上的困境，中国社会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种“社会存在”层面的变革表现为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等。一方面，历经漫长的革命与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结构性的剧烈变化，一种“现代”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呈现复杂态势，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在推动深层的结构性变革中遭遇重重障碍。结果，在思想文化层面也表现出相应的复杂、多元、矛盾等特征，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削弱了人们的文化自信。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和文化传统、借鉴西方文化价值进而重建文化自信，这仍然是有待于继续探索的重大问题。
因此，构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主观心理状态的问题，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根本方向和历史过程。从国内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还远未完成；从世界上看，西方文化仍然占据强势地位，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还不够大。21世纪中国将走出近代以来的衰败与彷徨，复兴与崛起已不可阻挡。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现代文化，这本身是社会系统变迁的过程，必然是瓦解与重建相互交织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在现代生活基础上重构文化认同，中国文化作为重要的一极而成为与西方文化相比肩的文化，从而重新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地。坚定文化自信的本质是发掘和培育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在正面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挺立其自身的价值，这需要中国人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自觉的肯定和坚定的追随，进而传承和维护自己文化的地位与尊严。
培育文化自信的根本路径
中国文化总体上仍处于转型与发展之中，在科学、艺术、思想等层面的创新还远未达到它应有的高度。21世纪的中国必将以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最耀眼的成就，中国人也将基于社会主义新文化而自信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自信与文化复兴相互塑造，在文化自信的培育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中国复兴的真正标志乃是文化的复兴，这是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作为精神支撑，文化自信是实现国家崛起与文化复兴的必要前提。同时，经济发展又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自然会增强人们的民族自豪感，进而生发对本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复兴本质上是中华文明的复生与再造，是在经济发展与国力增强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世界。“仓廪实而知礼节”，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讲道：“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因此，培育文化自信也伴随着整个中国文化复兴的过程，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构建现代的文化体系，在社会文化转型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如此，人与文化、文化与经济社会生活的互动构成动态的演化过程，在适应与创造中呈现出文化的生命力。
培育文化自信需要立足中国文化的根与魂，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作为精神支撑，而本土文化是“根”与“本”，只有从此基础上才能建构起现代的中国文化。这既是传统文化的新生，又是现代新文化的创造，实质是在回应中国人的现代精神诉求中构筑新的知识、价值与意义体系。同时，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需要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在变革中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基于现实生活实践而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旨在使其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并以此为标准改变自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含中国文化走向新生的核心基因。不过，由于它基于小农经济之上并与封建专制政治相互支持，因而也必然受到其深刻影响，其历史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必然需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裂变。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传统文化拿来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选择也无情地向人们宣示了这一事实。文化自信与文化批判的辩证关系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对自身文化的批判不仅是自信的表现，同时也是培育文化自信的途径。借助于培育现代的理性批判精神，中国文化才能彻底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进而构建起现代文化的精神结构。
培育文化自信需要通过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构建现代中国的思想基础。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人引进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构成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变量。这一选择不仅确立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方向，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实践中相互塑造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现代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这一新形态生动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适应新挑战而奋力抗争的生命精神，也体现出中国文化接纳西方文化进而创造新文化的活力。这一深刻的文化变迁扎根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则印证了这一新文化的生命力，构成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居于国家思想的地位，其存在状态与整个文化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作为现代思想体系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力量，其本质精神恰恰是面向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这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品格相契合。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就要走出象牙塔、走向生活实践，在回应时代重大问题中发展自身，进而提供中国文化发展的精神指引。因此，培育文化自信需要直面现实挑战，在实践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确立起现代中国的思想基础，由此展现社会主义中国的思想与文化魅力。
培育文化自信最根本的路径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实践是文化发展的丰厚土壤，文化的生命力扎根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着眼于新文化的重建，在新的生活实践中构筑符合现代社会生活实际的文化认同，彰显中国文化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从而构建起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培育文化自信不能只是主观的意愿，不是一蹴而就或者一声号令就可以实现的，而必然伴随长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而逐步实现。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意味着探索新生产方式、新社会制度、新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主义新公民，其本质则是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共享的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便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文化建设必须克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专制主义等旧文化的局限，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下培育新的价值观及社会风尚。在实践中推动文化创新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本质内容。
（作者： 魏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南方杂志》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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