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12 月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根据该方案， 我国将在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珲春—汪清—东宁—绥阳）区域，新建一个总面积达1.46 万平方公里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全面强化野生东北虎豹的保护工作。2017 年8 月19 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长春正式成立，按照计划，2020 年将完成国家公园的建设，正式设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将虎和豹这两种凶猛的食肉动物的保护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开创了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先河，因为这一次的保护对象， 是曾经在历史上给我们的先辈带来过深重苦难的两种动物。人与虎豹之间的冲突，也成为野生虎豹保护必须要跨越的坎。
人与虎的百万年恩怨
虎有锋利的爪牙，四肢爆发力极强，擅长伏击和独立捕食，天生就是一副捕食者的身体。人虎身体结构上的悬殊差异，导致人在赤手空拳单独面对虎的时候，毫无招架之力。豹的生理结构和行为特征与虎相似，但是体型更小，导致人豹冲突与人虎冲突也存在颇多相似，但是冲突强度更低。本文以虎为主要代表， 回顾人与虎豹之间冲突和共处的历史。
回顾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到元末明初，人类遭受的虎患从未间断。但是受限于古代较低的人口密度和生产力，人虎同域生存的压力并不大，所以虎患事件也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发高潮期，人口激增，生产力提升，大量人口涌入山区， 和虎争夺栖息地，由此爆发了旷日持久的人虎冲突。这一点从乾隆《安溪县志》的记载中可见一斑：福建安溪县“康熙中虎害尤剧，始而鼠伏深山茂林，噬樵夫牧史，继则咆哮村落埠市，库生刘皇遒死焉。至附郭之地，常沿渡南门外，居民男妇白日悉遭所陷，甚有突入人家, 噬害妇女, 如崇善里芒洲王姓、长泰里参内黄家，遭毒尤惨, 中夜越入邑城，损伤豚畜, 邑民不敢夜行，计数年之内十八里男妇老少死于虎者不下千余人”。
在来势汹汹的虎面前，凭借着制造工具的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人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并且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在和虎数百万年的持续斗争中，人不断积累着应对虎的知识，而随着制造工具能力和团体合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人应付虎患的能力也随之大大提高，并逐渐建立起了面对虎时的自信。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显示，早在三四千年前的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人类猎虎的记录。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元末明初以前，人类对森林的开发强度不高，人虎冲突强度也相对较低，加上工具水平限制， 这个时期的猎杀主要是偶然性、片断性的，以个人打虎为主，因而对于虎种群的数量变化影响并不大。
到了明清时期，频发的虎患多会被认为是地方官员施政能力不足的表现，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政府领导和组织的打虎运动，这里的典型便是康熙皇帝一生猎虎135 只。但是受制于当时打虎工具的落后性，这个时期也没有对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到1950 年时， 全中国仍有约4000 只华南虎。
真正对虎的命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二十世纪中后期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人类开发活动不断向山区扩展，人虎冲突频繁。华南虎在1959 年不幸被列为猛兽中的“除四害” 对象，而遭到猎人们持续近20 年的“全力以赴地捕杀”，枪支的广泛应用更是大大提高了猎杀的效率和数量。1956 年全国收购包括各个亚种在内的虎皮1750 张，在1977 年以前的30 年中共有3000 余只虎被捕杀。华南虎种群自此遭受重创，一蹶不振，直至濒临灭绝。
除了直接针对虎个体的捕杀，人类对野生虎栖息地资源的争夺，也是导致当今野生虎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类猎杀鹿、野猪等有蹄动物，直接导致虎食物缺乏，虎生存受到威胁。人类在虎栖息地中大量放牧的牛、羊等家畜，与鹿、野猪等动物争夺食物资源， 会间接造成虎天然食物的缺乏，饥饿的虎不得已捕食家畜，迎来的则是人类的无情报复。而随着二战后人口的急剧上升，经济发展造成的野生虎栖息地大面积减少和破碎化，则是对虎的生存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这已经成为当今虎种群恢复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
枪炮带来的高效率猎杀，和工业化支持下的人类迅速扩张，直接把野生虎推向了灭绝的边缘。原本分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虎已经绝迹一百年；广布中国大地的特有亚种华南虎，距今已经三十多年未发现野外活体。目前我国现存野生虎数量已不足50 只， 其中包括生活在东北森林中的27 只东北虎，西藏的孟加拉虎和云南的印支虎各少量。与虎相似，广泛分布的中国特有亚种华北豹仅剩174-348 只，东北的东北豹剩约42 只，华南的印支豹和西藏的印度豹各剩不足20 只。
摒弃前嫌，保护虎豹
就在虎豹快被赶尽杀绝的时候，人们意识到，虎豹多了是坏事，虎豹没了也未必是好事。如果虎豹灭绝了，满山的野猪把玉米地全都拱光怎么办？我们的孩子再也见不到这么漂亮的动物怎么办？丰富的虎文化就此逐渐消亡怎么办？于是，在和虎豹斗争了一百多万年，并将马上全歼对方的时候，人类决定停火了， 且反过来要保护虎豹。
198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并将虎、豹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禁止猎捕、杀害。1993 年，《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全面禁止虎骨（包括任何可辨认部分和含其成分的药品、工艺品等）的贸易活动，并将虎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删除。
2010 年11 月，温家宝总理参加全球虎保护峰会， 签署了《圣彼得堡宣言》和《全球虎恢复计划》，承诺在2022 年结束时使全球虎数量翻倍，达到6000 只， 并同意将每年的7 月29 日定为“世界老虎日”，旨在唤醒公众支持野生虎保护。
我国政府在努力保护野生虎的同时，民间力量也在竭尽所能地开展野生虎的研究与保护行动。中国科学院通过与俄罗斯科学院、虎豹相关保护区合作开展互访交流、野外联合调查、信息共享等工作，促进中俄之间野生东北虎豹的跨国界保护合作。北京师范大学持续十年如一日的定点野外监测，为国家的保护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充分发挥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大型猫科动物保护的经验，从1998 年起，就开始在东北地区开展野生虎的科学监测、反盗猎、国际交流等工作……
正是我国政府、民间等各方力量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为野生虎豹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科学、政策和社会文化基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设，既是对以往保护工作的全面总结，又将野生虎豹的保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同时也将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开创一个全新的方向。
人兽冲突将持续升温
虎豹保护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不代表人与它们的冲突已经消失。相反，随着过去多年来虎豹保护的成效初显，我国的野生东北虎豹数量回升，人与虎豹之间的冲突反而呈现升温的趋势，冲突的升温，必将阻碍虎豹种群的进一步恢复。
2009-2013 年，吉林省珲春市有官方记载的东北虎豹捕食家畜记录，平均每年约60 起。2014-2015 年， 每年的数量激增到100 起以上。我们在走访社区时， 牧民问：“你们保护东北虎，是不是把动物园的虎也放过来了？要不然这两年怎么这么多虎吃牛呢！虽然说牛被虎豹吃了，国家会100% 补偿，但是山那么大， 每年还是有一些牛被虎豹咬死后找不到尸体，找不到尸体就拿不到补偿……”
2016 年7 月，珲春市依力南沟，一只野生虎在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频繁活动在玉米地、房屋旁等区域，杀死家禽家畜若干，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威胁。所幸最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否则将大大激化当地居民对虎的敌对情绪，导致多年来建立起来的虎豹保护支持度瞬间崩溃。
与虎豹对人造成的威胁相比，人类对虎豹的现实威胁远远大得多。野生虎豹栖息地中大量放牧的牛羊， 严重挤压野猪、鹿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而到了寒冷的冬季，牲畜全部下山入圈，盗猎者进山偷猎野猪、鹿，更是加剧了东北虎豹的食物短缺。盗猎野猪、鹿的猎套、猎夹等，有时候甚至会直接杀死虎豹。比食物缺乏更大的威胁，是依然存在的城镇、道路、耕地的扩张，以及对林木、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造成东北虎豹栖息地的大量丧失和破碎化。
在一次东北虎豹保护社区交流会结束后的饭桌上，代表虎豹保护团体的林业局长指责当地牧民：“你们在东北虎豹栖息地中养那么多牛，抢夺狍子、野猪的食物，搞得虎豹食物不足，偶尔吃你们一两头牛还要100% 全额补偿，我们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本来就经费短缺……”牧民底气十足地回应道：“虎豹当然要保护，可我们也要吃饭啊。我们养这么多牛，当初可是政府倡导的民生发展项目，畜牧局为此还给了我们很多资金和种牛资助呢……”短短的两句话，将人类发展与虎豹保护之间的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
生态位差异化是解决人兽冲突的关键
探究人与虎豹冲突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高度重合的生态位，通俗地说，是指人类和虎豹所利用自然资源在时间、空间或者对象上的相似性很高。人与虎豹生态位的重合，造成双方对自然资源的高强度竞争，竞争则导致了人与虎豹之间的冲突不断。要解决此人兽冲突问题，关键就在于促进双方生态位的差异化。正在建设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实现人兽生态位的差异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生态位差异化的第一步，是将人与虎豹的生态位从空间上区分开。1.46 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里，现有的居民不可能全部撤出，对此，需要分别为人类和虎豹划定各自的核心活动区域，并在两者之间划出一定的缓冲区域。在虎豹的核心活动区域，制定科学可执行的生态恢复方案，严格禁止人类进入生产、生活。在人类的核心活动区域，通过技术手段和社会管理手段， 建立虎豹肇事的预警和应对系统（如加强牲畜圈舍的防护、完善的虎豹肇事应急和善后机制等），引导居民正确规避和处理虎豹肇事，全力保障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在人与虎豹核心活动区域之间的缓冲区域，则需要帮助这里的居民放弃原来与虎豹争夺资源的生计方式，如捕猎、放牧、采伐、采矿等，改而发展对虎豹影响尽量小的可持续生计方式，例如产能较低但是单位收益更高的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以及可持续的林下产品采集等。
比法律保护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当地人对虎豹保护的接受程度，促进他们主动实施生态位差异化。当地人往往缺乏意愿或者缺乏能力来应对猛兽邻居，这是解决人兽冲突的主要障碍。首先，需要通过前文提到的虎豹肇事预警和应对系统，帮助当地人提升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这是提高他们主观保护意愿的基础。其次，还需要增强他们对虎豹保护的认知，例如宣传保护的积极意义，改变虎豹的公众形象。
虎豹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最后，我们要看到，在现代化社会里，人与虎豹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再局限于虎豹栖息地周边，而是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与虎豹之间，城市中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可能导致野外的虎豹被偷猎，巨大的粮食需求可能导致更多的野生虎豹栖息地被开垦为耕地……
因此，保护野生虎豹，不仅需要促进虎豹分布区所在地的人兽生态位差异化，而且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其中：需要政府制定目标长远的保护恢复政策和切实可行的执行计划；需要科研机构研究虎豹生存现状和保护方法；需要民间环保机构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巡护监测、公众宣传教育、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工作；需要媒体宣传野生虎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参与方法；需要企业为虎豹保护行动和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物资、人才、渠道等全方位的支持；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厉行节约，拒绝野生动物制品，努力影响身边的亲人、朋友，为虎豹保护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于是，人与虎豹和谐共存于地球的梦想才能实现。
（作者：杨纬和，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学硕士，珲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虎豹保护顾问，具有多年野生东北虎科学研究和公众宣传经验）【来源：《中华环境》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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