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前网上流传一段视频和图片，说的是武汉市汉阳区有一个居民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接到居民投诉，说小区门口广场上的集体舞噪声扰民（主要是高考临近，有考生家长希望不要影响孩子学习），便出面要求舞群暂歇或者另外选址，却遭到对方的拒绝，无奈之下只好在广场上拉起了百余米长的铁丝网；但仅仅过了两天，舞迷们就剪断并挪走了铁丝网，再次“占领”了广场。
“广场舞”迷们为什么这么强悍？
这些人年纪在50岁以上，虽然生活在城镇里，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整个中国仍是农业社会，或者说有强烈的农业社会生活气息。19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武汉市青山区（武钢所在工业区）机关工作，每天8点正式上班前忙着办公室里打开水、倒痰盂。办公室里摆个痰盂，即不随地吐痰，就算是讲文明的了。
农业时代、乡村社会，“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联络基本靠吼”，粗声大嗓门那是很自然的。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求爱的“山歌”（包括黄土高坡上的信天游、“酸曲”，青海的“花儿”等等民歌），无不是扯着嗓子喊，以高亢、辽阔为能为美。不就是因为非如此不能传达吗？
到了“文革”年代，到处是高音喇叭，家家有广播，动不动就有大分贝的乐声歌声响起，或有“最新指示”或通知要反复播送，管你是睡着了还是生病了要静养？
根本就不考虑他人的情境、需要和感受，在乡土社会本来就不重视个人的权利，而对个人私生活进行窥伺乃至进行道德与礼教干预，则被认为是正常的；从政治管理角度，集体主义一直被认为高于个人主义，“高音喇叭”所代表的政治权威高高在上，完全可以无视任何“小我”的利益。这种“集体”的旁若无人的傲慢，会不自觉地植于人心，成为行为模式。
分清公域与私域，尊重个体的权利，这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需要，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城市有噪声管理法规，什么时候施工队不能打桩，商店不能用高分贝喇叭在门前促销，汽车不准在城区鸣喇叭，等等。
可是，跳广场舞的人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高分贝的音乐声制造噪音扰人呢？除了不分公域与私域，还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倚仗吧？
事实上，城市管理的执法者，在这种情况下，接到“扰民”投诉，一般也是劝阻一下罢了，极少会像美国的警察把在公园里扭腰歌不听劝阻的华裔妇女铐走。
由大妈们的“广场舞”说到“时代病”（社会后遗症），可以归结为，中国尚在由农业（乡土）社会、“政治（或礼教）挂帅”而无视个体权利的社会、“法不责众”的人情社会，向公域私域分明、尊重个体与他人权利、法治严明的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
如果完成了这些转型，“广场舞”也可能是好东西。据5月2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到访广州“花城广场”，对“广场舞”很欣赏，表示要“引进”它丰富市民的生活。可以肯定，人家引进的“广场舞”，会把音乐声响严格控制在法定噪声标准之内，对可以跳舞的区域和时间也会有严格的规定。若能如此，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
（作者：鄢烈山） 【来源：特别文摘】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