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或许是一个真正的非西方中心论者。他所著《西方文明的东方根源》一书，广罗可靠材料，证实现代西方文明有其来源，其来源不在别处，正是目前看起来比较后进的东方。比如，欧洲中心论者往往强调1000年之后，意大利开始出现了商业革命，这是欧洲现代文明崛起的先兆。霍布森指出，这个看法偏离了历史真相：不是意大利人发现了世界，而是更为先进的东方世界发现了意大利，东方文明促进了意大利的兴起。推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重要创新要素，几乎都来自更先进的中国和中东地区。先进的东方技术通过伊斯兰世界传到意大利，是东方文化技术促进了意大利10世纪之后的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
地理大发现开启了由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然而霍布森指出，在达·伽马之前，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已经在亚非之间形成国际间的经济体系，更何况，达·伽马之所以能够成功航行到印度，依靠的是一个不知名的穆斯林领航员的引导；所有使达·伽马的航行能够完成使命的航船以及航海技术，都只是葡萄牙人在中国或者中东国家原有的相关技术上改进而成，再排除中国人发明的火药，达·伽马航船上那些重要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是葡萄牙人所声称的自己的创造。在达·伽马宣称发现印度之前的几百年中，印度人已经长期与亚洲、东非大部分国家保持贸易联系和与欧洲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从12世纪开始，得益于犹太学者的翻译，东方世界的科学知识流入西方。这些知识为达·伽马提供的令他可以完成其航海目标的准备，所有促进中世纪航海革命的重大技术如指南针、地图、船尾舵、方形船体、多桅杆体系和斜挂三角帆等等，都是中国和伊斯兰中东所发明或完善的。而且，印度、中国、非洲特别是伊斯兰天文学和数学、阿拉伯罗盘的改良，为航海技术提供最好的技术支持。西方所谓地理大发现，依靠的是这些起源于东方的技术。英国工业革命是西方走进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在霍布森看来，英国人的成功取决于他们吸收、改进了早期中国的发明和技术，而中国思想包括政府管理技巧和道德哲学、艺术等文化，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文化支持。又如，英国18世纪主要农业技术如以铁铸犁铧、旋转风扬机、条播机等，其实都是中国人的发明；中国的鼓风炉、钢铁业、纺织机等也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霍布森认为，虽然不能说英国以中国为基础实现了工业革命，但英国工业的变革的“外生性”，可以追溯到比西方早700年至2300年中国的许多创造性发明上。英国人的成功不在于他们具有创新能力，而在于他们具有对外来发明进行加工、改进的解决问题的毅力。英国人后来改进了这些发明，但要贬低中国的作用却完全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无法想象。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是后进的，而东方是先进的。后进的西方借助了先进东方的智慧，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变革。
为什么中国或者东方可以给西方提供技术，但自身却未能完成技术和产业的全面革新？显然，这是一个无数人思考过无数次的问题，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或许不是这里所能完成的。但是我们想结合文艺复兴和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的差异简单来看：文艺复兴和汉代经学首先都是对古典文献的发现、整理、阐释和出版活动，但两者发展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意大利文艺复兴逐步发酵，慢慢波及所有文化领域，尤其是在美术上的巨大成就，某种意义上至今无法超越。汉代经学的发展却止步于设计的初衷，未能产生滚雪球式的影响，催生一个文化盛世。这是由于两种社会结构差异所决定的:文艺复兴起源于共和，经学复兴却成全于皇权专制。两种政治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利益诉求，从根本上决定两个文化复兴的波及面。同样，工业革命的政治背景和所有这些中国科技的背景之间的差异跟文艺复兴和汉代经学的政治背景差异一样，这种差异代表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利益诉求。因此，郑和虽然也可以下西洋，但这一活动从皇权利益角度看，没有任何直接的好处，相反隐藏着风险。在短视和集团私利的控制之下，这样的行为只是无谓的冒险。郑和下西洋，从民族核心利益而言，是开拓生存空间的创举；从集权利益来看，海外利益显然超越的皇权所能控制的范围，这些鞭长莫及的疆域对于皇权利益而言不足轻重。这可能就是郑和航海虽然比达·伽马、哥伦布都早，而未能有更大建树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文明属性不是主要问题。文明性质并不是必然的和一成不变的，西方文明也是从农业文明过渡而来，不存在农业文明局限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说法。集团利益与族群利益的矛盾才是根本。当族群利益被特定集团的私利和短见所绑架，一切技术便失去生存和发展空间，失去革新蜕变的机会。利益主体的差异，使得当文化思考或技术实践背离私人利益时就可能被扼杀，就不可能彻底、全面地实现文化复兴的全面性。比如作为汉代经学利益主体，首先当然是皇权，而作为文化复兴的文化核心价值，可能是能包含华夏民族的群体利益。汉代经学其实是产生了一些对人性、人格有深刻认识，超越先秦诸子的思想，但在皇权模式之下，这些思想都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这不是任何知识分子所能左右的。社会变革的深刻程度，往往决定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而不是参与变革的人思考的程度，因为这个社会基础往往决定了人思考的深度。正如汉代经学、宋代新儒学的思考深度，并未能脱离各自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去思索人格与人权，因此只是形成了在文化思想范畴中的革新。相反，在共和框架前提下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比较彻底地思考了人，发现了人，因此也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
（作者：关万维） 【来源：深圳特区报】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