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艺复兴与汉代经学

意大利文艺复兴本质上是精神复兴、文化复兴。艺术的夺目成就，让这一次文化复兴运动变成公众视野中的文艺复兴运动，似乎这一次运动的核心是文艺。其实，文艺的复兴只是这次文化复兴运动的精华而远非全部。中国古代思想史，自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后，也经历过几次有一定复兴意义的运动，比如汉代经学形态的儒学复兴、唐代韩愈古文运动的文学道义复兴、宋代对抗佛老虚无思想盛行的儒学复兴、五四运动之后为应对民族价值观缺失而重新认识传统的新儒学思潮。

从1300年左右开始，佛罗伦萨居民因为普遍参与公务，商业、旅行普遍，因此佛罗伦萨没有不能读书的人，就连车夫也能朗诵几句但丁的诗句，而流传下来的很多意大利文手抄本均出自佛罗伦萨的工匠之手：这是文艺复兴之前佛罗伦萨社会的文化状态。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前，佛罗伦萨的社会风气就率先发生改变，领先世界，市民文化水平很高。虽然这种自发的文化活动被后来声势浩大的人文主义运动所覆盖，但这个事实也说明，一次伟大的精神复兴、文化复兴运动的发生并不偶然的，佛罗伦萨市民的这种文化准备，正是文艺复兴运动重要的基础。此时意大利各个地区政治情况并不相同，除了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实行共和制，大多数地区还是君主专制。或许，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社会基础。

教育也是另一个因素。因为十三和十四世纪财富的大幅增长，意大利大学开始呈现出一定的生机。最早的大学一般只开设三种讲座，即民法、寺院法和医学，后来慢慢增加其他学科内容如修辞学、哲学和天文学。经济发展让学校之间出现了竞争力，各个学校网罗有名的学者来当老师，博洛尼亚市最多时候投入大学的经费多达一年国库收入的一半。佛罗伦萨大学至少在1321年就已经在文献中出现，对佛罗伦萨市民实行强迫入学政策。

古典文献的发现，让佛罗伦萨人为之惊叹不已。“那些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拉丁诗人、历史家、演说家和书信作家连同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和一些其他希腊作家的个人作品的拉丁文译本一并构成了一个宝库，有一些佩脱拉克和薄伽丘时代的幸运的人们从这个宝库里得到了他们的灵感。”在这些人不遗余力地努力之下，古典文献以被抄写的方式，系统地完成了许多丛书，古希腊的文献因此得到非常及时的保存，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文献，绝大多数依赖那时的抄写出版。这一点，与汉代经学颇有相似之处。

以往，文艺复兴被塑造成对抗黑暗中世纪的胜利，其实不然。文艺复兴并不是文化直接对抗中世纪黑暗专制的胜利成果，而是在相对开明的社会条件下，由社会力量自由探求而形成的从文化传播到人格认识过程。这种成果一旦形成，获得耀眼的光芒，然后才逐步驱除黑暗，引导整个西方世界走出中世纪。而汉代经学兴起，除了恢复文教之外，从士大夫的角度看，还有一层对抗至少是制约皇权的含义。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从流程上看，汉代经学运动是由高官提议、最后由皇帝拍板而形成的文化运动，是一项有明确政治意图的国策；从文化本身看，是对被秦火焚灭的古典文献的搜寻恢复与阐释，是延续华夏文脉的重要举措，有典型的文化复兴意义。这二者之间，又有某种特定的天然关系：以五经为首的古典文献以古代上层社会政治与文化生活为核心内容，体现先秦时代的思想精粹、人文规范，也包括政治经验，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结晶。文化经典的复兴，既符合构建一个理性社会的要求——这是士大夫所期盼的，也就符合了皇权的基本利益——这是皇权所期盼的。但是，经学形态的汉代文化复兴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根本的区别是，文艺复兴首先是在一个共和的架构中产生的，体现的是全民共同的文化利益，因此任何创造、任何创新都是被鼓励的，没有利益的死角，没有禁区，也没有特殊的权利；是一种自发的逐步形成的，也是一种政治基础基本平等的文化运动。意大利文学家、艺术家的才华在一种真正自然的、自由的环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人性的自由成就了艺术的光芒，成就了光彩夺目的文化成果。相反，汉代经学的政治基础是不平等的，皇帝和士大夫之间有不同的期盼，士大夫试图通过弘扬古典文献中诸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克己复礼”等精神，软性制约皇权，以求达到天下共治，实现朴素的人道主义政治理想。皇帝则是吸取秦朝文化政策失败导致政权迅速覆灭的教训，认可文教对于恢复理性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有利于其政权的长盛不衰。汉代经学运动的发展，在权力的掌控之中。

因此，汉代的经学运动，只能是一个按既定设计方案进行的文化复兴运动，并未能实现人格与创造力的全面释放；恢复了文化传承、造就了后来文化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实现了文化理想，但并未能实现政治理想，实现人权的认识，即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因为这是一次皇权与士大夫之间不对等的博弈，经学发展并没有超越原有的政治框架，没有超越明确的设计效果，没有体现士大夫暗中埋藏的设计效果。政治框架的制约，极大程度上制约了汉代经学的理论创新，主要完成的是经典的考据、注释和解读，成为后来经典最基本和权威的解释方式，人道主义光芒未被进一步彰显。当然，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五六百年前的文化运动，而汉代经学是2000年前的事情，二者不仅政治基础不同，所具备的社会整体文化水平、技术水平也相去甚远，不具备直接比较的意义。然而，另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宋代儒学的兴起却只与文艺复兴相差200年，结果与经学运动相似，可见，时间不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简单地说，社会的准备，复兴运动中是否夹杂着权力集团的私利，这才是左右两个文化复兴运动走向完全不同的原因。

（作者：关万维）【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