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盖棺论定”。实际上，许多历史人物都是棺已盖而论未定。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国时的曹操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要给他定性并不容易。且看苏轼的评价。苏轼写《前赤壁赋》，这样说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日，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承认曹操是个文武双全的英雄。然而，他在《孔北海赞并序》中却又这么说曹操：“平生奸伪，死见真情。无以成败论英雄，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又不承认他是真正的英雄了。在《东坡志林》里，苏轼称赞管幼安“怀保遁世，龙蟠海表，其视曹操贼子，真穿窬斗筲而已”，最后又借别人之口骂曹操是贼子。苏轼对曹操的评价，忽明忽暗，忽正忽反，前后不一，说到底，是因为宋儒大致都将孔孟的仁义忠信视为正统（与苏轼同朝齐名的大书法家黄庭坚称苏东坡“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即今人所谓的“政治正确”。苏轼是一介书生，在政坛上坎坷不达，屡遭贬谪（他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是因为他把政治看得太纯粹，太崇高，太理想。他不明白，在“奸小之境”的官场，政治只是一种需要，政治家时时刻刻考虑的是对谁有利，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和形势而转移，即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苏轼虽然看到了曹操是个不简单的人物，看到了他的政治智谋和用兵之能（见苏轼《诸葛亮论》），但最终又认为曹操是个“斗筲穿窬”的鄙陋无耻之徒。
我们不应苛求古人，像苏轼那样的文人不受正统思想（核心是皇权思想）的钳制是极少见的。我以为，对政治历史人物褒之贬之，爱之恶之，是各个时代评论者的权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历史评价的相对性，夸大到绝对的地步，不然的话，历史就成了任人搓捏的泥巴团了。就说曹操这个历史人物，从王沈的《魏书》、陈寿的《三国志》至今，一千六七百年，翻案，反翻案，反反复复，聚讼不休。本来是一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英雄，到了习凿齿、朱熹笔下，则成了篡逆的汉贼，尤其是经过罗贯中《三国演义》一番艺术化，曹操便被涂上了白脸，成了奸雄。及至现代，先有胡适、鲁迅，再有郭沫若、翦伯赞诸家，又来一个再翻案，曹操又“至少是一个英雄”了（鲁迅语）。在文革的“评法批儒”中，曹操被当作“法家”，还曾“红”过一阵子。可见，像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很难“盖棺论定”的，即使书上写了，史籍中记载了，都是不能算数的。
但是，历史的逻辑当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确定性。就拿曹操来说吧，你说他英雄也罢，奸雄也罢，你总不能抹杀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人心思乱，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在内斗中同归于尽。群雄逐鹿中原，曹操以其雄才大略，在众多的诸侯中脱颖而出，拨乱反正，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这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功业。此外，曹操还是开一代诗风的杰出诗人。他的那些四言乐府，现存虽然不多，但确实是好诗。气韵沉雄，遒壮抑扬，堪称三百篇之后千古奇唱。也许是他在征战的“马背上”哼出来的（毛泽东诗云“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即有此意）。春秋大业，他有雄踞九州全部江山之志；跃马扬鞭，偶得词章，只是随兴而为，他并无心做诗人。可是，要论到他的政治手段和道德人品，终为人诟。他对反对他的拥汉派的镇压是极其残酷的。特别是他对汉室伏后的棒杀以及将伏完、穆顺等宗族二百余人斩杀于市，令“朝野之人，无不惊骇”的所谓曹魏取天下于“孤儿寡母”之手的违背道义之说一直流传至今。曹操在他创业时期，礼贤下士，唯才是举，广罗方士文士；一旦身为丞相、魏王，实际上掌握国柄，便翻脸不认人，讨厌知识分子，害怕知识分子，打击迫害知识分子。于是有了曹操诛戮孔融、杨修、崔琰、华佗，以及借刀杀祢衡等等惨剧。当然，从中国历史上看，从古至今，极权专制社会的政治家，打天下时需要知识分子，坐天下时讨嫌知识分子的“多嘴”、“捣乱”，视他们为“刺头”，又岂止曹阿瞒一人？！
历史人物的评判，从来都是纷争不已。翻案也罢，反翻案也罢，最终具有说服力的还是看当事者的事功。所谓事功，即指其所作所为，对社会发展是否有利，对经济文化的进步是否有利。因为，一般来说，历史人物的评述与书写可分为事实描述、因果分析与价值评判三个层次，就各自的重要性而言，首在事实描述，次在因果分析，价值评判最次。但是，随着历史演变，流日渐深，越往后看，主观色彩越来越浓厚，价值评判越来越淡然，只要你把历史是什么和为什么说个明白，即事实真相与因果关系说清楚了，你怎么衡估其功过大小，就不太重要了。这时，吕坤所说的“毁誉由人”即自然呈现，其他任何不切实际的评判都无损于历史人物的皮毛。因此，我们今天对于曹操功过是非的评论也只能算作一种学术争鸣而已，且无伤大雅。因此，对那些教科书中编制的定论，或由一分为二的战争思维与派性路径依赖推销简单化的极性思维所得出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所谓“好人”、“坏人”的评判在这里已失去意义。我们姑且不说确定“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是什么，能否恒定不变，就说在“好人”与“坏人”之中还有着“好人办坏事”或“坏人办好事”等诸种不确定的因素。为数更多的历史人物，如曹操这类决定历史走向的人物既谈不上很“坏”，也说不上很“好”，这才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绝不能简单地或先入为主地搞什么“三七开”、“四六开”或什么“倒三七开”、“倒四六开”，而应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几分
功就说几分功，有几分过就说几分过，是非曲直，坦荡直陈，既不掩善扬恶，也不掩恶扬善，搞“成王败寇”那一套宿命哲学。
对于争论，孔子有过提醒：“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此言的意思是在说，君子是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那就是射箭竞技了。即便是射击，互相作揖之后升堂比赛，下堂之后再喝酒，举杯敬对方，这样的争依然不失君子之道。对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能否定论，就像是升堂射击比赛，不必争，射中靶心者胜，最终还是靠事功来说话。
窃以为，阅读史书，评点人物，当属文化消费之旅，最美的风景在路上。通过历史文化精品（比如苏轼的诗词等）的阅读，可望从前人的声息中提取相对准确（绝对准确很难）的记忆，获得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诚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见司马光《资治通鉴》上皇帝奏表）通过阅史，还可从个体生动、丰富的阅历中，感受智慧的神奇，延伸未来的想象，在知人论世的故事中博取笑意，放松心情，提升文化修养与精神境界，真正达到以人为鉴的目的。
（作者：何永炎）【来源：深圳特区报】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