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公元1127年

    1、公元1127年

    公元1127年，是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这一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创立的北宋帝国，历经166年风华绝代之后被金朝灭亡。

    在此之前一年多，金人分东路军和西路军进攻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已经打到太原与中山府，离汴京只剩10天路程。宋徽宗迫于宠信“六贼”与执政失误的朝廷压力而下“罪己诏”，之后又在太常寺卿李纲和给事中吴敏的要求下“引咎禅位”于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年号“靖康”。然而，8个多月后，6万多金人又沿着熟悉的路径攻到汴京城下，北宋20多万勤王军因朝廷“和战”决策失误已经回到全国各地。

    兵临城下的金人首先让北宋朝廷下令收缴汴京城里的马匹和武器，削去宋朝的反抗能力，然后又让北宋朝廷为他们搜刮京城官府和民间的金银财富，此外，还向北宋朝廷索要给金太宗的贡女3000名，犒赏金军的少女1500名。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金军统帅宗翰和宗望将宋钦宗及其亲王和朝廷大臣囚禁于金人军营，二月六日，命令宋钦宗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宋徽宗与宋钦宗被废为老百姓，然后下令当场剥去宋钦宗的皇帝服装。

    在另立张邦昌傀儡政府之后，金人于四月一日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

    金人的俘虏包括北宋帝国的两位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以及他们的皇后、嫔妃、皇子、公主（帝姬）、亲王、宗室、外戚和朝廷大臣，甚至包括伎艺、工匠、厨师和娼优等各色人等，据史料记载有10余万人；战利品包括1000万两金、2000万两银、1000万匹帛，甚至包括法驾、卤簿、车辂、冠服、法物、礼器、祭器、乐器和文物图书等不可胜计。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蹂躏，汴京城内早已形同废墟，老百姓饿死者日以万计，连一只老鼠都可以卖到十几文钱，人吃人的惨剧时有发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繁华景象，随着金军战马扬蹄掀起的尘土灰飞烟灭。

    北宋帝国就此灭亡。

    这是汉人从没有遭遇过的奇耻大辱。

    后来岳家军主将岳飞在郾城郊外一座亭子里，思绪难平地拍着栏杆写下了那首“怒发冲冠”的《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经南宋一个时代的诗人悲吟，“靖康耻”已经深深刻入汉民族的记忆。

宋钦宗仅仅当了一年多北宋皇帝，作为当了25年北宋帝国元首的宋徽宗，无疑应对“靖康耻”负主要领导责任，当然他也自食其果了：公元1127年，也成为宋徽宗个人生活从美梦转入恶梦的一道时间之门。

 

    2、艺术家皇帝

    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卷高27.5厘米，全长251.5厘米，共分12段，每段接缝处都盖有双螭印，共11方，在2002年中国嘉德春拍会上，被一位20多岁的神秘青年以2530万元拍走，创当时中国画拍卖纪录；2009年，在北京保利春季拍卖夜场，又以5510万元刷新拍卖纪录，加上佣金，实际成交价高达6171.2万元。

    在中国历史上，宋徽宗绝对是“超一流”的艺术家，他的“瘦金体”和“花鸟画”均独树一帜，引领风骚。宋徽宗的传世书法作品不少，楷、行、草各体皆善，笔势挺劲飘逸，个性鲜明独步。《秾芳依翠萼诗帖》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瘦挺，侧峰如兰如竹，是其代表作。宋徽宗的花鸟画，从物象意念的营造，写实技法的独创，到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安排，都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独创性。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瑞鹤图》，从构图到技法均令人称道：构图一改传统常规，将飞鹤布满天空，然后，用一线屋檐之静来对照群鹤飞翔之动，又为画面制造出故事悬念，在中国艺术史上属于天才尝试。

    宋徽宗对绘画的爱好十分真挚，他利用皇权推动绘画，使宋代的绘画艺术有了空前发展。他还广泛搜求古今名画1500余件，分列14个门类，编为《宣和睿览集》，后来又敕令皇家画院编纂《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宝贵资料。

    宋徽宗崇信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他曾多次下诏搜集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教经典，《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宋徽宗还诠注过《道德经》，著有《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

    宋朝是我国茶事演进的重要阶段，盛行点茶、斗茶和茶百戏等茶事。宋徽宗精于茶艺，引领时尚，经常为其宠臣点茶。他对中国茶事的最大贡献，是撰写了中国茶书经典之一的《大观茶论》，其中“点茶”一篇，为我们了解北宋点茶文化保存了可靠依据。

    宋徽宗确实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然而，元朝宰相脱脱在撰完《宋史·本纪·徽宗赵佶》之后却掷笔而叹：“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有一种附会，说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在参观皇家陈列馆时，看到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就是那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亡国之君李后主，宋神宗惊异于李后主的风流儒雅，晚上与陈妃同房，又梦见李后主前来拜访，于是生下宋徽宗赵佶。

    当然，在“潜邸”中的端王赵佶风流儒雅并没有错，其父皇宋神宗和嫡母向太后喜欢他也在情理之中，他热爱书画艺术，走的也是一条正道。

    据说，赵佶为端王的时候，蔡京大概是户部尚书，此时蔡京的书法已经非常有名，显然会引起青年爱好者赵佶的渴慕。有一年夏天，两个下级官吏殷情侍候蔡京，扇凉的扇子扇得蔡京极为舒服，蔡京一时高兴，从官吏手中要过扇子，在上面题写了两句唐诗。没过几天，这两个官吏的生活突然阔绰起来了，一问才知道，他们的扇子被一位亲王花两万钱给买走了——当时的两万钱，大约够一个普通人家花销一年。

    这位亲王就是端王赵佶。

    见过古今衙内的读者应该承认，此时端王的操守还是无可挑剔的。

    《宋史》作者曾经分析过宋徽宗亡国的原因：“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狷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逸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其实，《宋史》作者认为赵佶“不能为君”已经属于马后炮，当时向太后欲立端王为皇帝的时候，当朝宰相章惇就曾厉声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现代心理学知识可以证明：但凡艺术家，尤其是像宋徽宗这样的艺术天才，必然充满诗人气质与浪漫情怀，他完全可能以个人及其艺术为中心，喜怒好恶随心所欲，如果加上皇权赋予的无上权力，就能做到像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荒唐：他几乎把整个北宋帝国当成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

    以章惇和脱脱的观点看，错在不该让赵佶当皇帝，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的帝国为什么必须选择赵佶为国家元首？恰恰在这一点上，别说章惇与脱脱做不了主，全国人民都做不了主，因为我们帝国的皇权政治体制只能是父死子承、兄终弟继——以现代世界文明政治理念观之当然荒唐，然而当时就是在儒家知识分子心中，也是日月星辰似的铁律。

    赵佶的哥哥宋哲宗24岁突然死亡，而且连子嗣也没有，就该轮到他的兄弟们了。其嫡母向太后要立端王，别说当时端王还算讨人喜欢，端王就是像晋惠帝一样是一个白痴，也照样会成为我们帝国的元首。

 

    3、轻佻的政策

    儒家道统之所以能在宋朝集大成，不是没有一点现实根据的：北宋曾经出过所谓“明君”，比如宋徽宗赵佶的曾祖父宋仁宗赵祯就可以算一个。

    楞头青苏辙在考试策论中以道听途说抨击赵祯“后宫荒淫”，但按当时的标准这并不是事实，身边重臣都愤愤不平，赵祯不但没有处罚苏辙，还给他官做。

    四川有位老秀才，写诗劝说四川长官关闭夔门独立，按说这应该是杀头的谋逆罪，赵祯却能宽厚地说老秀才只是想当官而已，给他一个小官罢了。

    据说赵祯去世后，就连叫花子都到宫门口为他烧纸钱，黑烟笼罩了半个汴京城。

    自视甚高的乾隆皇帝在几百个中国皇帝中只看得起三位，除了他的爷爷康熙，其实只有两位：一位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位就是宋仁宗赵祯。

    赵佶的父亲宋神宗赵顼，20岁继位就立志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变法，至少其初衷是值得尊敬的，他36岁就为国事操劳心力交瘁而死。

    然而，人治的问题是看什么样的人当皇帝：赵祯有赵祯的当法，赵顼有赵顼的当法，赵佶也完全有赵佶的当法，虽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南辕北辙，帝国臣民也没有任何政治程序可以选择或改变。

    北宋从王安石变法到司马光废法，整个就朝廷陷入了分裂。从“元丰”到“元祐”，从“元祐”到“绍圣”，从“绍圣”到“元符”，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加上后来再也没有像王安石和司马光这种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大佬，朝廷政治道德便开始无底线滑落，从政治理念之争堕落到意气之争，最终完全成为人事与利益之争。

    在这种“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拉锯中，有一个新品种终于百炼成钢，那就是因小说《水浒传》而家喻户晓的投机派蔡京。

    宋徽宗亲政前，是向太后短暂垂帘的“元符”时期。宋徽宗亲政后，曾经把年号改为“靖中建国”。皇帝的年号就是政治口号，“靖中建国”的意思就是想结束宋神宗以来的“党争”，把朝廷思想统一到国家建设上来，有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宋徽宗曾经“有所作为”。

    然而，“靖中建国”这个政治口号刚喊了不到一年，宋徽宗又轻佻地改为“崇宁”了——“宁”代表其父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年间的改革，“崇”自然是推崇与崇尚。据说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时任宰相韩忠彦，其父是宋神宗时期的名相韩琦，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起居郎邓洵武，其父则是追随变法的邓绾，就是那个“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邓洵武对宋徽宗说，韩忠彦都能继承其父遗志，废除了先帝的法度，皇上更应该继承父兄遗志，把父兄法度恢复过来——邓洵武还说，皇上假如要继承父兄遗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于是，宋徽宗不但把年号“靖中建国”改为“崇宁”，还从杭州把闲置的蔡京召回朝廷，很快委以第一宰相——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局面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苏东坡的遭遇可以视为宋徽宗轻佻政策的一个标本。

    北宋是宋神宗与宋哲宗两个男人坚持变法，宣仁太后与向太后两个女人反对变法。向太后垂帘听政的“元符”时期，苏东坡从海南儋州遇赦北归，说过“端王轻佻”的宰相章惇则被贬岭南反向而行，章惇之子章援是苏东坡学生，曾写信希望苏东坡回到朝廷之后，能够放过自己年迈的父亲，“靖中建国”时期，如果苏东坡还没有去世，应该也是朝廷彰明的倚重对象；然而，进入“崇宁”时期，宋徽宗却亲自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焚毁苏东坡与黄庭坚的诗文，如果发现私下刻印者要治以重罪。

    蔡京是以“改革派”名头被召回朝廷的。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作为年轻进士的蔡京自然迎着潮流追随变法，然而司马光上台后，蔡京就变成没有政治操守的投机者了。司马光拍脑袋要求官员们五日之内全部废除王安石新法，就在大家都感到时间太急、一筹莫展的时候，作为帝都首长的蔡京果然五日内就在开封府范围全部废掉了王安石新法。蔡京为此受到司马光的高度赞赏：“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在残酷的政治倾轧中历练出来，蔡京已成为政治高手。

    西哲有云：“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深谙此理的蔡京为了让全国对其把持的朝廷为所欲为保持沉默，采取了一个极有创意的政治手法：他搞了一个“上纲上线”的“元祐党人碑”，把政治异己的名字刻于碑上，第一批列入98人，然后逐渐扩大到309人，几乎把他认为有点影响的政敌或潜在政敌都一网打尽；“元祐党人碑”的入选范围原是划定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苏东坡等反对变法的所谓“保守派”，然而，蔡京后来却把“变法派”大将章惇、曾布、陆佃（陆游祖父）等人也包罗进来，其中曾布曾是蔡京任第二宰相时的第一宰相——这就完全是为了制造恐怖政治指鹿为马了。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政治高压，蔡京还亲自手书“元祐党人碑”中的309个名字，他不但把此碑立于朝堂端礼门前，还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复制此碑以“扬恶”。

    经过一番政治经营，蔡京的势力已经坐大，他的门生故吏遍布朝廷，加上宋徽宗的亲近小厮高俅、童贯也成长起来各领利益集团，至此，所谓“水浒六贼”结成一体把持朝政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4、任性的享受

    宋徽宗的父亲宋神宗上台时国库空空如也，然而，经过他和王安石一番改革之后，到他儿子宋徽宗赵佶登基时，国库已经有5000多万缗结余；蔡京刚登上相位就向宋徽宗进言：这5000多万缗钱足以用来“体面、快乐”地生活了——于是，宋徽宗和他的“六贼”利益集团开始分享宋神宗的改革成果。

    据《鹤林玉露》记载，蔡京破败之后，他的一个婢女流落民间，自称是蔡京家厨子，于是被达官贵人争相聘请，企图吃上宰相家宴；然而，叫婢女做菜，婢女说做不来，说自己只是做包子的，那就做包子吧，蔡京家的蟹黄包子早已令人垂涎，但婢女还是说做不来，说自己是做包子馅的，那就做包子馅吧，婢女还是说做不来，因为她在蔡京厨房中的工作只是负责切蟹黄包子馅里所需的葱丝。

    蔡京都能过上如此品位的生活，宋徽宗的生活品位当然更高。

    蔡京从《易经》里发展出一个“丰亨豫大”的消费理念，其核心意思是太平盛世，皇帝就应该有天子气派，公款吃喝，纵情享乐，否则就寒酸小气，与太平盛世不相称。蔡京还对《周易》中的“唯王不会”一句话做出皇帝消费用不着“会计”的全新解释——这就从理论上掀起徽宗一朝的奢侈享乐之风。

    今天中学课本上都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我们很容易知道那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梁师成居然敢这样歪曲范仲淹的名句来为宋徽宗服务：现在天下终于迎来太平盛世，“也该陛下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许多史书写到这一节时，都爱用这样一个章节名：“如此君臣”。

    其实，蔡京们也只是投其所好，宋徽宗本就是一位风流天子，其游戏享乐的方式经常花样翻新。他曾经在宫廷里设立夜市，命宫女学卓文君“当垆卖酒”，自己则化妆成叫花子穿行其间享受“反差生活”。政和年间宋徽宗开始微行出游，为此专门设立“行幸局”，他与名妓李师师的风流韵事细节虽未必如《水浒传》所写，但事实却有史料可征。

    从宋徽宗的《听琴图》中可以看到，他与蔡京是相当默契的。既然宰相蔡京主持朝政粉饰太平、制造盛世，给了宋徽宗一个“丰亨豫大”的享受支点，宋徽宗便能把整个国家搅得天翻地覆。

    其中宋徽宗想修一个花园，先叫“万岁山”，后更名“艮岳”。只是由于他是一位艺术家皇帝，有超一流的想象力，和几乎不受限制的皇权，这就决定了他修建这个花园的宏伟蓝图：他决定采尽江南奇花异石而建“艮岳”。

    “艮岳”修建始于北宋政和七年（公元1117），至宣和四年（公元1122）完工，前后经历6年时间，所花银钱无以计数。然而“艮岳”也就存在4年多，公元1127年，在一场短暂的“汴京保卫战”中，被其子宋钦宗下令“毁艮岳以为炮石”。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艮岳”是一个“人间仙境”：坐落在汴京城东北的景龙江边，“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东、南二岭，直接南山”；景龙江注入“艮岳”，曲水如歌，叮咚摇曳，山路与水道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楼台亭阁、奇花异石、异兽珍禽，还有上万名美女出没其中……宋徽宗还利用雄黄和炉甘石等当时的“高科技手段”，制造出“艮岳”的云蒸霞蔚效果；道士林灵素在“艮岳”中喂养和训练了许多雀鸟，宋徽宗行走在“艮岳”中，林灵素一声唿哨唤来雀鸟，使宋徽宗顿生“百鸟来朝”的错觉与诗意，其艺术家灵感也就缤纷而生。

    当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艮岳”，那就完全是一种皇权泛滥的可怕情形——《宋史纪事本末》把它称为“花石纲之役”，与“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列为章节。

    为了搜索修建“艮岳”所需的奇花异石，宋徽宗专门成立了“苏杭应奉局”，沿淮水和汴水而上，从江南到开封，运送花石的船只十船编为一“纲”，故此谓之“花石纲”。《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朱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城断桥，毁堰拆闸，数月乃至。”为“花石纲”服役的老百姓，中产人家也纷纷破产，有的还得卖儿卖女为“花石纲”提供费用；在江河湖海惊涛骇浪中人船皆没者更是无以统计。

    “花石纲”的间接后果更为严重，以人治社会的“官场蝴蝶效应”推算，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员胥吏，在执行宋徽宗的“中央文件”时不知搭载了多少私货！对此虽然无法准确统计，但我们可以从《宋史纪事本末》的一段记载中推算：“方腊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怀奸弗悛，抑损应奉，妄为讥谤。望特置应奉一司，臣专总领，庶杜奸谋。’从之。仍令梁师成总领于内，遂复诸应奉局，夺发运漕挽之卒为用，户部不敢诘。自是四方珍异之物充牣于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十一。”也就是说，凡宋徽宗从民间掠夺的财富都要乘以10，因为其中90%都落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囊中。

    “花石纲之役”前后持续10多年，皇权如此凶恶泛滥、摧残百姓，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它的直接后果，是宣和二年（公元1120），在受“花石纲”祸害最深的浙江东南一带发生了著名的方腊起义，近百万民众群起响应，波及人口数百万以上——《水浒传》中那个“官逼民反”的文学主题，就来源于宋徽宗的时代现实。

    然而，作为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根本不知道政治妥协，更不愿“适可而止”，方腊起义刚被镇压下去，他马上就任性地“复设诸应奉局”，继续修建他的“艮岳”。

    对此，《宋史》曾经总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5、自食其果

    宋徽宗如此轻佻浪漫地对待帝国政治，北宋帝国最终走向公元1127年就是必然结果——金人灭亡北宋之后，把宋徽宗的个人生活调转180度方向，由天堂直奔地狱。

    金人把宋徽宗一家当成俘虏，用牛车运往金国。

    宋徽宗一生有5位皇后，4位贵妃，有封号的妃嫔和女官143人，儿子25人，女儿34人，除了第九子康王赵构“泥马过江”建立南宋外，凡是活着的宋徽宗老婆孩子，包括宋钦宗这一皇室系列，加上皇孙三代、普通宫女，史料记载1.4万多人，都成了金兵俘虏。

    当时正值四月天气，北方还比较寒冷，宋徽宗、宋钦宗与郑氏朱氏二位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禾与茅草烧火取暖。

    宋钦宗的皇后朱氏时年26岁，少妇丰韵，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军官兵的调戏。一个叫骨碌都的金兵调戏朱皇后，吓得朱皇后心腹疼痛，骨碌都竟然趁机抚摸她的胸口。

    金军官兵饮酒作乐，还常常强迫宋徽宗和宋钦宗像侍从一样侍立一旁，两位皇后则像歌姬一样唱歌跳舞助酒。

    离队小解的嫔妃，则直接遭到金军士兵的强暴。

    到达金国首都会宁府，金人还要举行献俘仪式，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还有后妃、宗室、诸王、公主（帝姬）和附马等，都得穿上金人百姓的服装，头缠帕布，身披羊皮，袒露上体，到金人的宗庙行“牵羊礼”。

    最“诛心”的是金人给宋徽宗和宋钦宗赠送污辱性封号：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重昏侯”——想当年宋徽宗在位时，他的臣下可是纷纷争说黄河曾经四次变清，按当时主流话语的意思，证明宋徽宗是不世出的圣人。

    宋钦宗的皇后朱氏想起一路的奇耻大辱，难以下咽，当夜就自尽了。

    宋徽宗与宋钦宗姿色衰退的嫔妃300余人被没为奴婢，为金人浣洗衣服，其他的宫女，甚至包括皇家帝姬，名门闺秀，则成为金人军队的“慰安妇”。

    宋徽宗和宋钦宗还得继续向北。 

    宋徽宗的皇后郑氏病得十分严重，宋钦宗为了不让母亲留在路边等死，就背着她行走，但第二天早上，宋徽宗的皇后、宋钦宗的母亲郑氏还是死了。

    宋徽宗被金人押到极北方，关押在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依兰县。

    宋徽宗曾被后人称为“宋鼻涕”，据说就是这个时候哭出来的名声——为逝去的皇后，为昔日的荣华，宋徽宗一路不停地哭泣，不久就哭瞎了双眼；有一次，宋徽宗父子遇到一位来自汴京的老人，回忆往事，三人抱头痛哭，被五国城的统领看见了，命令士兵抽打了父子二人各50鞭子——宋徽宗当晚将衣服剪成条子准备结绳悬梁自尽，恰被宋钦宗看见从梁上抱下来，然而，父子俩也只能抱头痛哭。

    为了度过极北寒冷的冬天，宋徽宗他们也和当地人一样，住进几尺深的地窨子。最后，宋徽宗头发脱落，耳聋眼花，已经欲哭无泪。

    宋徽宗曾有《燕山亭·北行见杏花》流露自己“北狩”的心境——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显然读过李后主的《虞美人》，只可惜作为同样“好声色，不恤政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与李后主一样：只有痛苦，没有教训。

    9年后，宋徽宗死在遥远的五国城。

    宋钦宗赵桓发现时，其父的尸体已经冻得像又冷又硬的馒头。金兵将宋徽宗的尸体架到一座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时再用水浇灭，将尸体丢入水坑中，据说这样就可以用坑里的水做灯油。一旁悲痛欲绝的宋钦宗也想跳入坑中一死了之，但金兵却拉住他，说如果有活人跳入坑中，坑里的水就做不成灯油了。

    作为一位祸国殃民的亡国之君，宋徽宗轻佻地给北宋帝国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当然，他最后也得自食其果。

（作者：程水石）【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