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真理和知识分子

我们需要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吗？

弗兰克·富里迪在他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为庸人引注：“庸人(Philistine)：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之所以在当今大众化时代明确庸人的特征，是因为作者对当代文化生活中真理地位的降格和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观结合而带来的无原则的真理观表示担忧。因为在这一文化生活的变局中，知识分子群体被炮轰了，他们流落了，从强大的主人公到迷失的灵魂，他们在应和着文化政策中庸人主义的鼓噪。

在《前言》中，富里迪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担忧：“一段时间以来，我深切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迷失，并为此烦恼不安，这种感觉似乎困扰着我们文化机构、大学和专科学校许多人。”于是，富里迪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得到学术界许多朋友的支持，同时，他也遭遇了许多不解、愤怒乃至阻挠。

富里迪探讨了当今校园中大学生对大学生涯的厌倦，许多学生可以在大学里呆上一年而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揭示出大学里的庸俗学术风气。富里迪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怀疑态度所致。现今，许多学者开始不断声称“并没有真理这类东西”，这类讽刺性的态度得到认同。富里迪指出：“假如真理被降格为主观的看法和阐释，它就不再具有本质上的重要性。”同时，失去真理作为内核的知识也变的没有意义，而成为一种可以贩卖和再生产的特殊商品。

富里迪看到了作为真理化身的知识分子因“真理地位的降格”而开始衰落。“为思想(真理)而战”的传统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作为职业化的当代知识分子只能从强大的主人公变为迷失的灵魂，这些“迷失的灵魂”一面维持自负的颜面，一面又怀疑公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而不断炮制媚俗文化。

富里迪描述道：“在一个真理变得如此难以捉摸的环境里，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传统区分丧失了意义。杰出的作曲家乔治·本杰明与流行歌手诺埃尔·加拉格尔都是一流的音乐家。”

富里迪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职业化和工具主义，“一旦启蒙传统赋予知识的特殊地位失去了可信性，就很难赋予学术和艺术活动任何特殊和本质性的意义。这类活动被当作职业，在性质上与其他职业没有差别”。而实用的工具主义则使文化弱智化。面对这些变化与错位，富里迪并没有指责和抱怨公众，而是批判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庸人主义态度和工具主义态度。

失守的知识分子。当今，知识分子放弃真理看护人的职责，在职业化、制度化、专业化中讨好大众，把民众当儿童，实行家长式的喂饭。这一切被作者视为在庸人之土上的迷失，却被文化政策的决策者视为包容和民主的进程。知识分子为大众服务犬儒式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让文化政策的庸人保护工程合理化和合法化。作者在书中指出正是庸人保护工程与职业化的知识分子联手导致了文化领域弱智化、庸人主义思潮的盛行和知识分子的贬值。

知识分子何为？今天，民众与精英阵营和启蒙角色的敌对，让文化决策者适时地以调解者的姿态出现。知识分子被拉来在设想的低度上为民众制造文化和教育的麦当劳。本书作者的一问“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正是为“知识分子”的正名。作者以批判和积极的姿态表明他并不是要恢复一个精英主义的时代，而是要说明当前我们着手发展思想、教育民众和塑造新型公众时，知识分子社会文化发展应该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有必要重建民众与知识分子对话的公共领域，让民众享受更具有挑战性的学术和文化生活。

我们需要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在作者历数文化生活领域的庸人主义风气和痛陈知识分子失守之前，就已表明“真正地扩大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是向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水准”。正是源自这一看法，作者才对当代教育和文化的反民主根基和保护主义根基同时提出质疑，批评了知识精英们把大众参与和无法保持优秀标准对立的观点，亦批判了职业化的知识分子们在专业观点的乏味交换中所造成的文化冷漠和社会疏离。所以这样一个理由是充分的：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该开始了。

富里迪如此谈：“本书并不是哀悼学术生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本书的观点是，真正地扩大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是向民众提供社会所能给出的最高标准。”

（作者：冯新）【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