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最打动我的一句诗是：“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余秀华突然走红。这表明在有三千多年诗歌传统的中国，人们不是不再热爱诗歌，忘记了吟唱，只是他们不喜欢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诗人。当他们偶然遇见一位真诚的歌咏者，就一拥而上，不可阻挡地喜欢上了她，毫不在意她既不是作协会员，也没有城市户口。
39岁的余秀华生活在农村。农村位于中国社会的底层。在一些人眼里，进城的农民常常被看作蔓生的稗子。余秀华从卑微的稗子的立场思考，恐怕不仅因为她是诗人，也因为她是农民。在冬季，她的湖北家乡也是一片荒凉，如同北方一样。从室内到室外，她耐心地接受一拨又一拨记者采访，拍照。在自家陈旧、有些破败的院子里，她养了十多只兔子。她说：“一来记者就要死兔子。”
虽然爆红，但这位诗人仍然是一位农民、一棵稗子。
经济形势中的农民
鼓励农民进城，推动耕地流转，最佳时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因为这样的政策与那时农民的想法基本一致，当时，他们愿意放弃农民身份换取城市户口，但城市排斥他们。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农民可以退回到他们的村庄，在那里，他们有地方住，有饭吃，虽然现金收入很少，也能维持生计。宅基地和耕地是他们的最后依靠。同时，城市将要承受的各种压力——如就业、治安等——也会相应减少。
现在，经济压力正在加大，制造业、建筑业首当其冲，这两个行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按照去年第三次工业经济普查公布的数字，中国制造业雇佣了1.24亿人。1月22日，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表示，这些制造业岗位将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他归因于中国的工资上涨。但实际上原因还有很多，人民币汇率、欧美市场消费不振、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等等。
在国际上，中国制造业的主要优势是充足的土地供应、宽松的环保要求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缺少实质性的升级，而为此付出的是农民，同时，他们也是受益者。当制造业失去优势的时候，农民蒙受的损失也最大。他们将失去工作。而制造业的失业必然波及到其他行业，如服务业。现在常见饭店倒闭，商铺关门，这些也是进城农民打工较为集中的地方。虽然也有电子商务的冲击，但结果仍然是就业减少。
虽然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数量每年减少数百万，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所以，失去的就业机会大大超过了减少的劳动力数量。
房地产制造业不景气，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更多投向于基础建设，这为回流的农民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但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却在上升。《财经国家周刊》1月27日报道，根据2013年审计署对全国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的各种债务大约有30万亿元，实际数额可能更大。山东一位市级政府人士对这家周刊的记者说：“这次统计未必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隐形的地方债务游离在表外。”“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情况可能非常大、非常复杂。”
央行说，地方债务目前存在一定风险，总体可控。
房地产曾经是超发货币的蓄水池。前不久突然振兴的股票市场吸纳了数万亿资金。如今，资本抽逃、汇率下降还将向市场挤出人民币。所以，对外实施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输出资本。在国内，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如火如荼。
土地流转和粮食供应
城镇化和土地流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在逐渐失去农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时候，农民的耕地和宅基地被当作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经济仍然在围绕着农民的土地转动。
据1月26日的消息，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等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要求在全面加快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同时，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范畴。农民的房屋财产可能将进入市场的视线。
据报道，截止2014年6月底，中国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3.8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8%。但实际数字也许没有这么大。比如，因为政府对合作社有扶持政策，一些有关系的人可以借此名目得到银行贷款，便成立了名义上的合作社。其实，在合作社之内，大多数人家仍是各干各的。
种粮的利润很低，还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旱涝可以导致歉收，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还不算劳力投入，农民说，算劳力肯定亏本。不过，抛荒土地的不多，农民说，好歹也能收点口粮。在人均耕地一两亩的地方（在中国最常见），农民种粮主要是给自己吃。
为了鼓励粮食生产，政府提供种粮补贴，各地数目不等，大多在数十元。一些“种粮大户”得到特别照顾，每亩可以得到200多元甚至更多。
虽然规定了土地流转只能用于农业，但商业化的流转是有费用的，增加了种植成本，再加上流动资金成本、劳力成本，如果把耕地用于粮食生产，很难想象会有盈利的空间。在人均耕地较多的东北地区，有一些大型的粮食种植合作社，但它们目前主要依靠政府的优惠贷款。
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多篇新闻涉及到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
一个是1月6日的土豆被提拔为主粮的消息。农业部透露：中国将力推马铃薯主粮化战略，用土豆加工成中国人爱吃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土豆将成为稻米、小麦、玉米之后的官方指定的第四大主粮作物。马铃薯是土豆的学名，亩产高，较低的有2000多斤，最高将近1万斤，是水稻、小麦单产的许多倍。
在同一条新闻里，中国已有“专家”断言土豆将“拯救人类”了。
按照农业部的规划，到2020年，土豆种植面积将扩展到1.5亿亩，亩产将提高到2吨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将成为主粮。以此计算，全国将人均年消费220多斤土豆。饭量不大的人将不再需要吃大米和面粉。因为土豆作为主食，中国将节省出大片用来种植粮食的土地。
中国现在的土豆年产量不到1亿吨。农户收获的土豆主要用来喂猪。在土豆种植面积广大的北方一些地区，农民出售给生产淀粉的工厂。进入零售市场的土豆不多。今后，更多的土豆入市将拉低粮食的价格。
这些天，多地倾倒牛奶的新闻仍有余波。倾倒牛奶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而是生产和流通的成本过高，对于进口奶粉没有竞争力。至少同样重要的事情是三聚氰胺的阴影没有消失。据报道，近5年来，大包装进口奶粉数量逐年增加，从2008年到2013年，进口奶粉数量增加了8.5倍。2013年的进口数字是85.44万吨。
类似的情况是大豆。据估计，中国2013/14年大豆进口量超过7000万吨。农业部预测，2014/15年度（10月到次年9月）中国大豆进口量将达到7800万吨。中国已是全球头号大豆购买国，对外依存度达到80%以上。进口大豆比黑龙江大豆每斤便宜3毛钱。东北的大豆产业陷入困局。
去年12月，中国和泰国签署了两个合作备忘录，分别关于铁路和农产品贸易，被媒体简称为“高铁换大米”的合作。中国向泰国高铁的投资额巨大，泰国用农产品抵偿一部分投资。泰国大米是可以接受的易货商品，因为中国已经把玉米、小麦、大麦和大米等谷物纳入其大宗进口产品名单。
中国虽然有一半人的户口是农民，但农产品缺少竞争力。因为境内外的价格差较大，还出现了走私粮食的现象。
据报道，中国粮食已经连续11年丰收。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1.2万亿斤，按中国人口13.6亿计算，年人均882斤，月均73.5斤。在粮票时代，人均每月的粮食定量在30斤左右。所以，无论怎么吃，甚至包括报道中的1/3浪费量，这个数量都够了，何况现在的其他种类的食物供应更多，节食减肥还时尚。然而，农产品（主要是粮食）进口量还是在快速上升。
中国的耕地面积还在18亿亩以上，但耕地质量堪忧。去年11月来自农业部的消息称，耕地面积的40%出现退化。这符合我们在农村看到的情况。退化的耕地不再适合种植。另外，作为大量被开发良田的补偿，一些新增耕地不太适合种植。受土壤、位置、气温、降水（灌溉）等因素的影响，耕地的产量有很大差异，一亩差地并不等于一亩好地。土地不仅受到沙漠化、荒漠化的侵蚀，就连东北的肥沃黑土地也出现退化。此外，我们还看到过，外表没有任何异常、却种不出庄稼的耕地，就连农民自己都很奇怪——以前都是好好的地。
虽然资金泛滥，多年来却缺乏对农业投入，现在正在收获后果。在上个世纪末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最滞后。
当前，在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贬值压力的时候，粮食供应成为一个必须认真面对的挑战。
农民的今后生活
在国家层面上必须考虑的粮食供应，对于农民的“意义不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缺基本口粮。
但是，经济下滑和价格闯关对他们的潜在影响很大，即使他们的每月的养老金增加了15元，到了70元。如果是开放市场竞争，商品价格可能下降；如果是放开垄断国企的定价权，那么物价将上升。如果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多，如石油，那么附加的收费和税收将上升，并影响到价格。
农民的现金收入主要来自打工。在很多村庄，外出打工的男子大多进入工厂和建筑工地，在餐饮等服务业的少；女性多在工厂打工，一部分从事服务业，如餐饮。在城里卖菜或者收破烂的，一般是举家外出单干。在过去的一年多，产业和房地产都在萎缩，工作不太好找。如果他们再失去土地，虽然可以得到一笔补偿金，也很难维持多年。而且，第一代打工者已经50多岁或更大，在这个年纪进城很难再找到工作，但他们还有足够的体力在自己家地里耕种，再养上一两头猪，虽然缺少现金，却基本上可以做到衣食无忧——只要不生大病。一场病就能使他们倾家荡产，负债累累。3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许多人从小在城市长大，不愿意也不会做农活，但他们也更加认识到他们的土地的价值，不会轻易放弃。
在交通不便、生活艰难的偏远山区，农民愿意放弃土地，交换城市生活，但城市不会欢迎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土地没有多少价值。城镇化虽然是国家推动的，却是由住在城市里的人主导的，农民是被动的。一直以来的征地过程中频发暴力，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成为一个难题。
此外，还应该有功利方面的考虑。部分由于城市就业机会不足，中国曾经在1960-1970年代发动过“上山下乡”的“逆城镇化”运动，把青年学子送到农村，把农村作为城市危机的泄洪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将又一次面对巨大挑战，失业率可能上升，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可能上涨，在大力推动城镇化的时候，既要考虑这对经济的好处，也要考虑失去赖以为生土地的农民的未来困难。
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与当下正在进行的城镇化有相似之处，都是在经济增长遭遇障碍时想出的出路，国企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工人和农民都面对再就业，当然小农经营的低效，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是必要的，但应该让农民更少承担不利的后果。
从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至少已经重复进行了三次工业化。现在，中国这一轮工业化正在退缩，而且可能不会再恢复到以前大规模用工的时代。一部分农民工（不仅仅是在制造业）可能将退回到农村或小城镇去。在经济下滑时期，农村是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海绵。
其实，农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渴望获得城市户口。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希望融入城市生活，现在他们老了，希望在自己的家园度过余下的日子。有些地方用城里的房子交换农村的宅基地，因为城市的房子滞销了，一举两得。可是，如果在村庄里没有宅基地，农民就无法种田。他们被从农村连根拔起。
诗人余秀华说，稗子在春天提心吊胆。其实，稗子是不会提心吊胆的，它们被拔掉或被喷上除草剂，成为自生他灭的小农经济的象征。
余家的兔子显然不欢迎记者：“一来记者就要死兔子。”可能因为兔子胆小，受不了嘈杂的惊吓吧。兔子喜欢安静，但是，爱咋呼的记者还是有他们的工作必要性，不是为了兔子，而是为了爱诗的人。
（作者：丁力）【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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