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有约

—— 朱、陆鹅湖之会

思想会所

中国思想史上，有过两次耐人寻味的思想者的相会。

第一次，还在春秋时期，就有孔子与老子相会，开创了中国思想的轴心期。第二次，到了宋朝，尤其南宋，中国思想超越汉、唐九流、三教，酝酿了一个新的突破期，于是，程朱理学代表朱熹和陆王心学代表陆九渊，响应吕祖谦的号召，跑到鹅湖去相会。

鹅湖之会，就在闽赣官道旁的武夷支脉的鹅湖山，山上有寺，以“鹅湖”名。南宋淳熙二年（1175）四月初，吕祖谦赴闽，先到朱熹创办的第一个书院寒泉精舍讲学，两位思想者相聚40多天，五月中旬，朱熹师友同吕祖谦前往鹅湖，五月底到，陆氏兄弟也从赣之金溪赶来鹅湖相会。

谈起鹅湖，都要提到东晋人龚氏曾蓄鹅于此，雁过留声，鹅去留名，从此有鹅湖。唐诗有《社日》一首：“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此前，东汉时，鹅湖又名荷湖，那时，满湖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所以称“荷湖”。后来，龚氏蓄鹅，在这里，上演了一出魏晋风度的“天鹅湖”，晋人“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余，也给这个赐了个“鹅湖”的名。鹅是名士宠物，不仅龚氏，更有王羲之，据说，兰亭笔意里就有鹅的风姿，与之相关，王氏父子的涮笔池也叫鹅池了。而唐人不解其中玄味，却道“鹅湖山下稻粱肥”，太实惠。

宋人跟晋人一样，都富于思辨性，晋人喜欢玄言，宋人爱理趣，晋人善清谈，宋人好会讲，从玄学到理学，宋人的思想在晋人的底蕴上进展，把鹅湖变成了讲坛，还讲出了个鹅湖书院。

书院，位于鹅湖山北麓，原鹅湖寺西侧，距河口镇15公里，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四子殁后，信州刺史杨汝砺筑“四贤祠”，淳祐十年(1250)，朝廷赐名“文宗书院”，以“文宗”嘉许四子，明景泰四年(1453)重建时改称“鹅湖书院”，又回到了当年朱陆会讲的人文地理背景。书院门前，有石山作屏，左右两侧，山势延展，重峦叠翠，合抱书院，左侧山顶，有飞瀑落下，奔珠泻玉，出山谷，入平川，古木参天，曲径流泉，真是个读书讲学的好地方。

书院入大门，桃树夹路，有数进殿宇，有石阶，有半月池，有石栏、石桥，还有就是四贤祠。

宋代，书院比王朝重要，宋朝至今不在，而书院有的还在，正如唐诗比唐朝重要，唐朝早已不在，而唐诗还在。有了印刷术，就伴生了信用社会的“交子”，还有新兴的书业和书院。

书院，先要有书，在印刷术出现以前，书院只是朝廷的藏书楼，当藏书楼向民间发展时，适逢印刷业兴起，满足了宋人蓬勃的私学需求，遍及各地的书院，便成为民间思想的渊薮。

总的来说，思想者的生存状况，是衡量一个时代历史价值的重要指标，当民间思想能自由化成长，那便是历史上的好时候，可只有在宋朝，思想者才享受了本应有的富裕和自由。思想者能不依赖王朝，就敢于从王朝出走，将王权对人的异化作用减到最少。

商品社会，货币经济，培育了《清明上河图》的市井气，还展开了文化江山，思想者创业，不是做官，而是办书院。书院是广阔天地，你想办书院吗？没问题，上山下乡，到农村去。

程颐隐退了，给好友文彦博写信，求一讲习所，很快就得到答复：吾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粮地十顷，谨奉构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于是，便出现了鸣皋书院，程颐在此讲学14年。

       李白出走，浪迹江湖，无以自立，若在宋朝，就会有人请他到书院去讲学。宋人认为，讲学比做官重要。那时，士人有两条路，仕途乃其一——官学之路，讲学为另一——私学之路。宋人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官学，另一条腿走私学，无论朝野，都要讲学，宋人有一种讲学的本能情结。

宋初社会，私学兴起，民间思想有了一个广阔天地。宋人讲学，开创了一个思想的新样式——会讲，因此，思想有约，如先秦诸子争鸣，魏晋名士清谈，呈现出中国思想发展的新样式。

书生意气

宋代学校有两类：一类是“有司奉诏旨所建”官办的“州县之学”。另一类则是“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乃民办的“乡党之学”。

官办多半是摆设，做做样子，而民办，先期一般是普及性的，多解决子弟入学和应举业，往后，便向精英化方向发展了，“后来所至，书院尤多”，书生意气也跟着书院一同兴起。

宋代，是个书院时代，同时，也是个书生时代，是个书生意气风发的时代。

苏东坡一句“大江东去”，就吼出了那个时代滔滔不绝沛然无御的书生意气，而南宋陈亮则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尽显其王霸之学的书生本色。

但是，能将书生意气转化为圣人气象乃至于帝王气象的，是另外两位，这两位，便是我们此次“思想有约”请来的主角：朱熹和陆九渊。此二人者提撕书生意气，用了形而上的力。

据记载，三四岁，他们就开始向父辈提问题，不是问得父亲若有所思，而是问得父亲冥思苦想不得其解，而这些问题就跟了他们一辈子，似乎他们必须用一辈子来解决它们与生俱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书生意气。

有人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书院也可以如是说。中国有四大书院，中原两所，嵩阳和应天书院，江南有两所，白鹿洞和岳麓书院。书院所以有名，跟大师有关，嵩阳书院跟二程有关，应天书院跟晏殊和范仲淹有关，而江南两大书院，都跟朱熹有关。大师犹如太阳，思想会放光芒，将书生意气化作圣人气象，是中国文人惯有的抱负。朱熹在岳麓书院讲学时，一早就到岳麓山顶看日出，日出时，就大吼一声：“赫曦！”“赫曦”那意思，也就是“东方红，太阳升”了。

没想到，他那一嗓子居然吼出了天命，从此余音绕山，召唤着一代又一代湖湘书生，后来，从那书院里，终于走出了一位“赫曦”人物。那人“独立寒秋”，望“湘江北去”，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看来传统的书生意气，本就是帝王学根苗，这根苗，就在自家身心里，“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这便是“作新人”了！但还不够，还要“做大人”。“大人”啥样？“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此诗的政治抱负已超越了“吾心即是宇宙”。书生意气长大了，长成了圣人气象。

但这就够了么？不够！光有内圣——“做大人”还不够，还要外王，去做超人。“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够“超”了吧？还有更超的！向昆仑山下手了：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这样的气象，不是一句“赫曦”就可以打发得了的，它已不纯是圣人气象了，既有“君道同体”，也有“圣王合一”，多少还带有些“霸王道杂之”。做超人是要有霸气的，“六经皆我注脚”，乍一看，便似禅，如禅之呵佛骂祖，推倒偶像一般，这样禅狂气，放在帝王学里，便是霸气。

据说，朱熹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之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父曰“附于天”，又问“天何所附”？其父无言。看来“赫曦”那一嗓子，还在四岁时，朱熹便已然有所思；陆九渊亦如是，三四岁时，便问其父天地何所穷际，父笑而不答，遂深思。

这两个问天的孩子，后来一个成为了理学的太阳，一个开创了心学的宇宙。

朱陆异同

谁能想到这两个问天的孩子，后来会跑到鹅湖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应了思想的因缘，他们千里迢迢地来了。可他们都非随缘之人，而是脚下有山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思想者，所以，别指望他们会达成协议，签一纸合同回去。

他们是两颗互相关注的星星，各自发光，彼此遥望，虽然各有其运行的轨道，但他们“同附于天”则显而易见，至于“天何所附”，便是他们一直在追问，并且要共同探讨的。

两人带着各自的成果来碰头了，朱熹带来了理和气，认为天附于理气；可陆九渊不以为然，他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出发，主张天附于“我心”，因为身体没有那么大，而“我心”方能无穷大。据说，少年陆氏读古书，读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时，大悟，认定“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而有“我心即是宇宙”一说。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是他说出来的。他这样说道：“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理，亦无不同也。”这样老成的话，居然出自一位乳臭未干的少年之口，你听了会作何感想呢？他那时，也许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们说他少年，是为了稳妥起见。

他与朱熹不同的是，朱熹首先是个读书人，然后积学成思，成为思想者。而陆氏则反之，他首先是个思想者，然后才是读书人。因为“心之官则思”，心灵之于思想纯属天然，人生来就是个思想者，无须等到读书以后，更何况大自然对人的教育远胜于书本，向自然学习胜过向书本学习。

宋儒推倒唐疏汉注，但朱熹尚要“我注六经”，而陆九渊则公然声称“六经注我”。陆无师承，不执家门，故非家法师法中人，可他师法自然，拜天为师：天有四时，行春夏秋冬之教。

朱熹出于二程之门，其学以伊川之学为根本，所以，后人称理学为“程朱理学”，可陆氏生来就与理学不对路子，幼时“闻人诵伊川语，自觉若伤我者”，竟然起了不良的生理反应，以至于他读书时，便尽跟伊川之言找茬，说“伊川之言，奚为与孔子、孟子之言不类？近见其间多有不是处”。

就这么个思想的刺头，一个“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家伙，要来鹅湖会讲，与朱熹“矛盾”一番了。当然是陆氏兄弟为“矛”，而以朱熹为“盾”的，有趣的是，矛盾中居然充满了诗意。

话说，陆氏兄弟到了鹅湖寺，稍息，吕祖谦来问：“子寿别后有何新功？”陆九龄遂吟《鹅湖示同志》曰：“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吟罢，朱熹道“看来子寿早已上子静的船了”。“子静”，也就是陆九渊，便接着他兄长的话如是说“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一首，遂吟哦曰：“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

两诗一出，就挑明了分歧。陆九龄诗云“古圣相传只此心”，这在朱熹，便是“以心传心”，颇有禅宗嫌疑。而陆则以为，若无此心，“天理、人欲”都往哪儿搁去？这便是他要强调的“大抵有基方筑室”。他以“基”、“室”喻心与物，无“基”如何“筑室”，此心未明，何以格物？因此,，要下明心功夫，心若不明，书自然也读不通——“留情传注翻榛塞”。而陆九渊就说得更直接了，他自诩“易简工夫终久大”，而责朱熹“支离事业竟浮沉”。当时，朱熹没有思想准备，所以，没有和他们的诗。

诗意融合

三年后，陆九龄又去鹅湖寺拜访朱熹，这一次，重在叙离别之情。

朱子便作《鹅湖寺和陆子寿》云：“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经过三年思考，他自认为已将“朱陆异同”问题解决了。他是怎样解决的呢？

首先，他认为，心心相映比思想分歧更为重要。虽说“心之官则思”，但人心里面还有情义，那情义便是道德本体，也是学术根基，所谓“明心见性”即有见于此，他们情义相通，说明他们在大本大原上相同。对于思想分歧，他也提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旧学”要“商量”，应在元典上商量；“新知”待“培养”，当在人心上培养。此语一出，便服膺了陆氏兄弟。陆子“极高明”，朱子“道中庸”，朱子贵在尤能于陆子的“极高明”处“道中庸”。不过，朱熹还是有个担忧，此担忧，是要他和陆氏兄弟一起来承担的，那就是诗的最后两句：“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那“无言处”，也就是人的大本大原处，在那里，大道无言，不仅他本人注解的《四书》不在，连汉人编纂的《五经》也不存在，此心虽在，古今咋办？

其时浙学，如陈亮、叶适等，皆通古今之变，务求通史致用。而江西之学，如陆氏三杰，则通古今不变，务求本原，以经非本体，尚要商榷，史更多疑，当价值重估。朱熹批评浙学：读史有啥好的？无非看“相斫书”，打打杀杀，把人心都看坏了。之于赣学，则恐其“脱略文字，直趋本根”而落于禅的缺陷。经典，是文字的最高形式，若无文字，本心如何发明，天理何以开显？故曰：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

这样说来，陆子自然是不会反对的，思想的分歧被诗意溶解了，原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从根本上相通，“我注六经”是自我对六经的确认，“六经注我”是六经对自我的证明，其句式与“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竟然如出一辙。以此来看，所谓“朱陆异同”，其实应为“朱陆互补”，犹如物之一体两面，二人各有其侧重面，若谓陆子重在“发明本心”，那么朱子则趋于开显“本心”的文明样式——经典。一部思想史不正是如此吗？思想的动力，既来自“发明本心”，也来自不断地对经典的诠释。

（作者：李冬君）【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