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悲剧（上）

——欧洲“伊斯兰化”与“多元文化”的失败

素来以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为荣的法兰西人很少表现得像1月11日那么万众一心。

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总人口不到7000万的法国，有超过370万人走上巴黎和其他城市街头，以展现他们在恐怖主义面前毫不畏惧的团结精神以及捍卫数百年来形成和珍视的自由价值的决心。

在以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的名字命名的宽阔大道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政府领导人身着深色大衣，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Fran觭ois　Hollande)　一起手挽着手走在集会群众的前列。他们中有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　An-gela　Merkel)、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土耳其总理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　Ahmet　Davutoglu)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几乎是肩并肩走在游行队伍的第一排，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现出了来自文明世界的鲜有的同仇敌忾。

游行人群挥舞着“Je　suis　Charlie　(我是查理)”的标语，将共和国广场(Place　de　la　République)挤得水泄不通，《马赛曲》(La　Marseillaise)的熟悉歌声再一次响彻巴黎和法国上空。尤其让人振奋的是，星期天的大游行中出现了许多穆斯林移民的身影。

突如其来的灾难总是能够使平时素不相识、甚至经常意见相左的人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法国仿佛想要以此告诉世界：虽然已过去两百多年，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在这个国家依然历久弥新，焕发着鲜活的生命力。正如奥朗德总统难得那么庄重严肃地宣告的：“今天巴黎是世界的首都……法国将呈现出最好的面貌。”

血色星期三

此前，在这个老牌西方大国的首都和全球时尚中心，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震惊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1月7日上午，三名蒙面枪手袭击了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编辑部，致12人当场遇难。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法国东部某地一个清真寺发生爆炸，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还在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劫持并杀害了多名人质。

周末，德国《汉堡早邮报》(Ham-burger　Morgenpost)的办公楼遭遇纵火袭击——像其他许多德国报纸一样，周三在巴黎的枪击事件发生后，《汉堡早邮报》也转发了《查理周刊》刊登的漫画，以示对它的支持。

……

这一连串的恐怖袭击总共导致17人死亡，是自2004年3月发生在马德里的连环火车爆炸案和2005年7月发生在伦敦的公交系统自杀炸弹袭击（分别致186人和52人罹难）以来，西欧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

经法国警方和美国反恐部门的确认，1月7日袭击事件的三名嫌犯都是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公民。实际上，近年来发生的更多“圣战者袭击”——例如波士顿马拉松赛（2013年4月）、伦敦街头（2013年5月）、渥太华战争纪念碑（2014年10月）和悉尼酒吧（2014年12月）——都是由所谓“独狼恐怖分子”策动的。这些凶残的杀手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自己袭击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其中很多甚至出生在西方国家。由于这类操着一口标准伦敦英语和巴黎法语的新圣战分子来自西方内部，因而比来自遥远的中东和中亚的敌人更加令人恐惧。

法国人至今记忆犹新，将近3年前的2012年 3月，就在总统大选前夕，24岁的阿尔及利亚裔青年穆罕默德·梅拉赫(Mohammed　Merah)　骑着摩托车在南部城市图卢兹的一所犹太学校疯狂扫射，杀害了一名拉比（犹太教师）和三个犹太儿童。他后来告诉警方，他希望以此“让法国屈服”，以报复法国参与阿富汗战争和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法律，并为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报仇。这位曾去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枪手还曾杀害了3位北非裔法国伞兵，在同警方谈判时，他不仅“毫无悔意”，还为没能实施更多杀戮而感到可惜。美国反恐当局的信息显示，梅拉赫也曾被美国列入最高级的“禁飞”黑名单。但认识梅拉赫的的邻居们说，他生长在一个与宗教几乎毫无关系的家庭里，性格安静单纯，虽然有过小偷小摸的前科和一些暴力迹象，但总体上看起来很正常，他甚至还热心地帮邻居搬过家具……

英国人也记得很清楚，当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策划和领导者、年轻的穆罕默德·西迪克(Mohammed　Siddeque)高声叫嚣“为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报仇！”时，他所说的英语没有一丝巴基斯坦腔，而是带着明显的约克郡口音。

欧洲的“伊斯兰化”

许多人会很自然地用“文明冲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20多年前发明的一个著名概念——的视角来看待发生在西方世界“心脏地带”的这场触目惊心的恐怖袭击，而这恰恰是西方政治家以及穆斯林社团上层精英唯恐避之不及的。

袭击发生后，无论是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是其他许多政治家都在第一时间小心翼翼地表态，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极端主义造成了这起血案，告诫民众不要因此仇视穆斯林。法国前司法部长、著名的废除死刑运动领袖罗伯特·巴丹泰(Robert　Badinter)甚至还警告，袭击“不仅是一场犯罪，还是一个圈套”，意思是它意在挑起法国人与穆斯林之间的敌对。令人略感吃惊的是，最先对袭击事件发表谴责的竟是法国穆斯林信仰理事会(French　Council　of　the　Muslim　Faith)，足见其感受到的压力。

但这些“撇清”之举或许并不能消除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对规模日益庞大的穆斯林社群的不信任。袭击发生之际，正是伊斯兰激进主义成为全欧洲安全官员心头大患的微妙时刻。调查显示，数以千计的欧洲公民——其中尤以法国人居多——已经加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战组织，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正在渗透进入欧洲的担忧。这种担忧在法国最为强烈，因为法国拥有欧盟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群体，目前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已超过500万。近几个月来，法国政府曾多次就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发动恐怖袭击的风险发出警告。

这场危机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不仅给法国，也给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带来了重大挑战。它们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宗教和文化分裂，而所谓“欧洲的伊斯兰化”又是其中富争议的焦点。过去数十年来，欧洲出生率不断下降，外来移民日益增多，其中约有90％来自穆斯林国家或阿拉伯世界。这些国家不仅临近欧洲，有些原本就是欧洲老牌帝国的殖民地，可谓近水楼台。穆斯林是融入还是改变欧洲？成为社会舆论热议的话题，有些人甚至惊呼：Europe（欧洲）正在变成Eurabia（“欧拉伯”）。就在袭击发生的那一周，《查理周刊》为特立独行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新小说《屈服》(Soumission)制作了一组专题报道，描绘的是一位穆斯林总统领导的伊斯兰政权控制下的法国。这些都曲折地反映出普通欧洲民众对“欧洲伊斯兰化”的疑惧。

统计数据的确印证了这种与日俱增的担忧是有来由的：

德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大规模引入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劳工，参与战后重建。德国人本以为这些劳工在赚了一笔钱后就会返回家乡，但事实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留居德国安家立业。总人口8000多万的德国目前有大约400万穆斯林公民，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土耳其。

如果说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还仅仅代表了一种长期趋势的话，那么更为令人感受到迫在眉睫的不安和威胁的是：不像他们的父辈，新一代的欧洲穆斯林越来越难以被西方文化同化。在西欧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法国，2009年的盖普洛民意调查显示，52%的法国穆斯林“强烈”或“极其强烈”地认同自己的宗教，而普通法国人的宗教认同感只有23%。在英国，这一对比更为鲜明，为75%比23%。据报道，目前英国至少有85个正在运作的伊斯兰教法法庭，英国的清真寺数量（1689个）几乎与新近关闭的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堂的数量相当，“穆罕默德”成为英国新生男婴的最流行名字……

2013年底，英国历史悠久的马莎（Marks　&　Spencer）百货公司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纠纷，放在几十年前是难以想像的：一位顾客在伦敦的一家马莎门店准备购买一瓶香槟酒，他在收银台付款时遭到一位女性穆斯林店员的拒绝（《古兰经》明确禁止穆斯林饮酒），并被要求到别的收银台交钱。此事经《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等媒体报道后，立刻在整个英国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许多英国读者正确地指出，那位英国顾客购买酒精饮料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至于那位笃信伊斯兰教的那位女店员，她压根就不应该选择在马莎这样的地方工作。要是她的这种做法得到尊重和鼓励，那么以后任何一位共和主义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遵守英国的法律。

马莎百货事件是一个极端例子，但在文化价值日益分裂的欧洲，人口上相对优势越来越明显的穆斯林的确也越来越善于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手段来达到强化自己独特的宗教民族认同的目的。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在欧洲社会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还要求从欧洲国家政府得到特别的资助。这方面，挪威的穆斯林组织已经走了很远：他们要求穆斯林女警察穿特别的制服，公众泳池专门为穆斯林妇女设开放时间，穆斯林男孩洗澡要有特别的窗帘隔离，避免身体暴露于不同种族的目光之下，学校要有特设的饮食，机场要设有特别的祈祷室，所有的公共机构要为不同国家的穆斯林提供官方语言的口译服务……等等。

2014年3月，英国报界收到的一封奇怪的匿名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一份名为“特洛伊木马行动”的纲领。行动方案为如何在英国中小学中逐渐让伊斯兰教义和价值观占据教育主导地位列出了详细的步骤，例如通过学生、家长投诉等，校董会逐渐让那些非穆斯林的教职员工靠边站，孤立非穆斯林的校长，最终以穆斯林校长取而代之……用中国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伊斯兰主义占领英国的教育阵地。匿名信还说，伯明翰的部分中小学已经成功地使用了“特洛伊木马行动方案”。信中点名的几所学校，虽然是公立普通中学，但由于人口分布所致，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校董会成员也都是穆斯林。

事后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耸人听闻的“行动方案”是有人蓄意伪造，意在引起媒体和政府部门对“伊斯兰化”问题的关注。但它显然还是引起了英国上上下下许多人士的共鸣，英国教育大臣要求相关部门今后对全英国的中小学进行不定期的突袭检查，目的是杜绝公立学校“过分注重伊斯兰文化”的倾向，如女学生戴头巾、学校广播呼唤祈祷、为中东国家募捐等等；此外，英国教育当局还宣布，今后要在英国所有的中小学中（包括私立和教会学校），弘扬“英国价值”。

“多元文化”的失败

2010年10月，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自己所属政党的一次集会上令人吃惊地宣布， 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乐生活的努力已经“彻底失败”。这并不是说默克尔主张封闭和排外，她同时说，德国欢迎外国移民，但他们必须学习德语，接受德国文化，以便能够在学校正常生活学习、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

在强调“政治正确”的西方社会，默克尔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这种观点的政治家，她的大胆言论立刻赢得了欧盟另外两大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的强烈附和。

2011年2月，卡梅伦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一个国际安全会议上对在英国和欧洲存在了30年的“多元文化”发出了猛烈而系统的攻击。他认为这种文化助长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直接催生了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

卡梅伦说，英国必须奉行“强有力的自由主义”政策，把平等、法治和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所有在英国的移民必须讲英语，学校必须向学生讲授英国的共同文化。他警告穆斯林团体，如果他们不支持妇女权益并推动融合，就会彻底失去政府的资助。卡梅伦指出，英国必须铲除国内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根源。“我们没能（向穆斯林青年）描绘一种他们愿意归属的社会前景。我们甚至容忍那些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悖的封闭群体。所有这些原因使得一些穆斯林青年感到无所依托。在寻找归属和信仰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落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

之后，卡梅伦不止一次地刻意强调自己对英国的基督教文化的认同。他在一场复活节招待会上表示，他对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感到骄傲，并为自己的孩子在一家教会学校读书感到骄傲。他还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称他自己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一员”，并认为英国“应该对其基督教国家的地位更加自信”…… 卡梅伦的这种“宣誓”折射的是欧洲人的普遍焦虑：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虽然基督教仍是英国最大宗教，但把自己称为基督徒的人从2001年占人口近72%的比例下降到了不到60%。

萨科齐更加积极地付诸行动，在他的竭力倡导下，法国于2011年通过的一项法律，禁止穆斯林女性在任何公共场合佩戴伊斯兰面纱和罩袍。此后，戴高乐机场还发生了拒绝脱掉面纱的中东女性遭禁止入境的事件。萨科齐用更强硬的话语重复了默克尔的观点，穆斯林必须“融合到单一社会里，这个单一社会就是法国社会……如果你不想接受它，在法国你将不受欢迎。”

不论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的主张正确与否，欧盟内部最重要的三大国的领袖不约而同地向“多元文化”开火，说明文化价值分裂不仅已是当代欧洲普遍面临的困境，而且也日益凸显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试图就这类传统上的“禁忌话题”展开严肃的讨论。也许是受到邻近大国的鼓舞，2003年，瑞士经全民公决后通过禁止建造清真寺宣礼塔的法令。但总的来说，欧洲社会舆论对这类问题的回应并不热烈。

所谓“多元文化社会”，根据前英国工党劳工大臣、欧盟委员会主席罗伊·詹金斯（Roy　Harris　Jenkins)在20世纪60年代时所下的定义，它尊重“相互包容的环境中的文化多样性”。更简单地说，官方对公民的宗教身份认同的不加关心，并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个政府之下能够和睦相处。

作为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想，“多元文化社会”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但它毫无依据地将所有宗教都假设为经历过现代化洗礼之后的基督教。有人正确地指出，提倡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在欧洲社会已是根深蒂固，按照这种世俗主义的观点，宗教信仰是个体或私人行为，因而应当允许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各团体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这些宗教信仰应与公众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这是“多元文化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但这很可能只是欧洲人的一厢情愿，因为在这个基本出发点上，穆斯林与欧洲的传统认同与文化差异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欧洲人希望欧洲穆斯林既能保持原来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领域，不干涉政治性的公共事务。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这种“政”与“教”之间区分是荒谬和难以理解的。许多人期待穆斯林会改变，但穆斯林却很难妥协并以此为傲。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不愿向世俗化压力妥协的坚守，使穆斯林社会充满生机并与众不同。事实证明，穆斯林有效抵制了使其宗教沦为私人活动的各种世俗化努力。

事实上，健忘的欧洲人可能已经记不得了，在欧洲，争取政教分离的斗争经历了一段导致几十万颗人头落地的血泪史，想想“30年战争”吧！驯服宗教，将它严格限制在公共政治边界之外，这项启蒙事业即便对欧洲来说也不是太久远的历史，而且现在看来也不见得真如想像般那么美妙。

正如卡梅伦所看到的，在欧洲许多国家，穆斯林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年轻一代则通过家庭（传统习俗）安排，与共同宗教和种族背景、特别是祖国来的人结成配偶。这样一来，他们便在新的祖国建立了一个个事实上的“独立社区”。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人们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国籍和语言，各自独立的社区越来越突出了族群文化的符号特征。而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粘合剂的存在，这些欧洲国家最终必将四分五裂——这种分裂不同于传统的领土分裂，而是因文化价值而导致的社会分裂。

年轻的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所表现出来的对本族群宗教身份的自我强化，表面上看似乎相当出人意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的父母虽然逃离了故国的专制政权，但以往生活的经验使他们倾向于顺从权力——在欧洲，也就是服从西方主流价值。而年轻一代的内心已经接受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恰恰正是他们已经“英国化”或“法国化”的标志。但当他们因叛逆而需要刻意寻求主流之外的精神认同时，最唾手可得的资源便是来自父辈祖国的宗教。对这些穆斯林第二代来说，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有点像土生土长的英国和法国白人问题青少年那里的酒精和毒品。

而作为一种催化剂，欧洲穆斯林的高失业率——在许多国家通常三倍于平均水平——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和文化自我隔离。孤立和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桶，那里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不仅宗教，也包括政治极端主义——引入歧途。

路在何方

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才能使价值观明显不同的族群和谐地（或至少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个国度？这是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将它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

默克尔、卡梅伦和萨科齐已经看到了当前欧洲复杂的文化危机的症结所在，但他们并没有能够开出对症下药的处方。一方面，这已是一个积重难返的老问题，而且民主政治下的选票压力很可能使占据相对人口优势的穆斯林社团在老龄化、出生率低下的西欧国家赢得越来越大的政策话语权。另一方面，正如一些人敏锐地警告的，简单的文化说教，或者像卡梅伦那样强化所谓的“基督教认同”，效果也许只会适得其反。因为这相当于不停地提醒那些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你们是‘穆斯林’，不同于这里其他所有人”。那么，他们当中许多原本并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人可能真会开始把自己当作“穆斯林”。在这样的情况下，削减相关政府资金，驳回或限制那些与宗教或种族符号相关的政策诉求，必定会招致更多的怨恨。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作者：陈季冰）【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