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痛苦的变化”

　　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下发生了积极而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传统产业低速运行甚至是负增长，高科技行业、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增速普遍高于GDP增速一倍以上，但人们的现实感觉似乎痛苦大于惊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由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能过剩行业、低端制造业，例如采矿业，规模巨大，这些行业在结构调整中持续性低速甚至萎缩性增长，虽然符合市场与政策预期，但也会对GDP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部分服务业虽然总体向好，但其规模远不及前述低迷行业，后者的正向贡献还不足以完全抵消前者的负面影响，因而GDP增速下行的压力一直很大，这些可能是主要原因。

　　经济转型正经历“痛苦的变化”

　　首先，观察一二三次产业对GDP的拉动及贡献率，可以发现，近年来工业对GDP的正向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了短暂的剧烈波动之后，自2012年开始步入增速缓慢下行的横向盘整通道（除了个别季度外，大部分时间运行在8%-7%区间），而且经济结构变化成为影响经济运行轨迹的主要因素。2012年一季度工业拉动GDP3.9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8.8%；2015年四季度工业拉动GDP下降为2.1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下降到30.4%；而农业对GDP的影响基本保持稳定，2012年以来对GDP的拉动维持在0.2-0.3个百分点之间，贡献率稳定在4%左右。与此同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虽然不断上升，但不足以抵消工业减速的影响。2012年至2015年期间，服务业对GDP的拉动增长了0.4个百分点，而工业对GDP的拉动下降了1.8个百分点；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增长了12.5个百分点，而工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18.40个百分点。

　　然而，从国际经验来看，工业稳定的意义不容忽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虽然服务业占比稳步提高、农业占比逐年下降，但工业占比基本保持在40%左右。与日韩不同，部分拉美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其GDP结构变动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关键期时，工业占比下降过快，形成了所谓的第二产业空洞，导致了经济发展后继乏力。

　　其次，工业门类虽然齐全，但产业结构低端化，在以工业升级为核心的结构调整中，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数量巨大，而需要快速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很幼稚，形成规模产业能力的技术门槛也很高。行业的生命力取决于市场需求，具体观察指标是实现收入的增长速度。深入工业内部来看，我国作为国际公认的工业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拥有三大门类、41个大类、700多个小类的工业体系，其中制造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近90%。通过对工业所有细分行业的统计分析，目前收入增速高于9%的行业在整体工业收入总额中占比14%，增速在6%-8%区间的行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21%，增速在0-5%的行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28%，而负增长的行业占整体工业收入的36%，尤其是黑色金属、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低于整体工业收入，其中2015年钢压延加工累计收入增速-12.57%，而其工业占比高达4.29%。也就是说，目前增速明显高于GDP的工业细分行业，其体量只占工业总体的14%，而如果将增速在5%以下的都视为低增长，则这些行业的体量占到了工业总体的64%，上升行业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低迷和衰退行业的“损失”，这可能是许多人感觉经济情况不好的重要原因。譬如，通信系统设备制造业2015年1-10月累计增速达到17.6%，是GDP增速的2倍还要多，但是它在整体工业中的占比只有0.79%，对GDP的推动力有限。

　　其三，以行业小类的颗粒度来观察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可以发现两极分化现象明显，但对就业的影响则明显不同。一方面，高污染、高能耗、传统低端制造业处于萎缩状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5个子行业2015年收入增速均大幅下滑，占比最高的钢压延加工增速-12.57，成为最大拖累。其余占比较高、且增速大幅负增长的细分行业还有：原油加工、炼焦；水泥和平板玻璃；火力发电；铜压延加工；采矿、冶金、建筑专业设备制造等，这些细分行业都位居负增长的前列。

　　由于粗放、低端的特点，“劳动密集型行业”几乎成为其代名词，因而这些困难行业影响的不仅仅是GDP，更重要的是就业与社会稳定压力。以煤炭开采、钢铁为例，2015年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分别为442万和362万，而2013年历史峰值为529万和415万。

　　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保持强劲增长之势。最具有代表性的高技术行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其中，电子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几大行业持续保持高长速度，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光纤光缆制造、锂离子电池、通信设备制造增速都超过12%以上，大幅高于工业整体水平，代表了未来产业升级的方向。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行业的最大特点是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和劳动者进入的高门槛。因而在未来的经济结构调整中，这些行业的发展规模即使填补了淘汰低端粗放行业失去的经济份额，也不可能减轻全社会就业的总量和结构压力。高技术产业吸纳的新增就业很难抵消传统行业就业人数下滑的压力。

　　降低转型痛苦宏观政策须主动作为

　　应该说，经济结构转换带来一定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国家和经济体都是如此。但是，怎样降低结构调整痛苦、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宏观政策上还是可以主动作为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是经济结构升级，而不是统计意义上的数量结构变化，对于陷入困境的传统产业不能采取简单关停了事，而应尽可能通过兼并重组与技术改造实现传统产业升级。对于没有重组改造价值的真正“僵尸”企业，应该让市场来“出清”，政府只需要做好相应的社会保障即可。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经济危机时期还是正常的经济结构调整时期，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包括进入司法程序的破产重整）都是处理问题企业的基本形式，真正意义上的依法破产清算、关门走人的方式所占比重不大。这样操作既有利于减少各方痛苦，也有利于提高存量资源利用率。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中，现有存量劳动供给结构难以满足新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的需求，现有劳动力转岗再就业的压力十分巨大，也十分艰难。政府必须承担起现有就业人员转岗培训和指导再就业的艰巨任务。有些国际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譬如日本在淘汰落后产能时制定了一系列法案，主要涉及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并提供补贴，为原企业提供劳动者停业补助和训练费用以延长失业保险金支付时间，安排失业人员参加公共事业等。美国在处理去产能过程中的失业问题时，逐步建立起现代的福利制度和再就业培训体系，其中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保障了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增强了失业预防和促进再就业的功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建立了就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制度、稳定就业计划和职业技能发展计划三个方面。这些措施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作者： 黄志凌）【 来源： 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