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思历程

在我的生命中，曾有过两次当难民的经验。第一次的难民经验，始于1939年春末，那时我与父母正计划如何逃离纳粹德国。这次的经验，实在令人感到害怕。我们差一点就要失败了。如果那次无法成功地投奔自由，那么我今天便无法站在此处与你们说话，请你们来听我回顾自己的学思生涯。

第二次的难民经验，发生在1955—1956年的冬天，这次我欲逃离的地点则是哥伦比亚大学。自从博士毕业后，我便留在这间学校任教，长达八年之久。那一年，我从当时的公共法律和行政系（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Law　and　Govern-ment）转至历史系。当然，对我来说，这个转变并不如前次攸关性命，但它却是我生命中的第二次“放逐”——如果这对我是个恰当的词汇。而我今天的演讲，便是以第一次的“难民”经验为背景，来谈论这第二次的“放逐”。

我的第一份教职教授的是公共法律和行政，这是在我展开博士研究期间，修课之余所担任的教学工作。那一年是1947年，我正在着手进行一项关于美国政府的研究，这研究让人记住了不少有趣的事物。五年后，我的第一本书于出版，《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这是我博士论文的增订本。这本书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奖项，也收到不少好评。最后，这些老教授凭着他们的智慧，决定让一位年轻学者得到升迁机会，而我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1955—1956年，就像是命运早已安排好般，我获得了霍德奖学金（Hodder　Fellowship，玛丽·霍德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她为奖励具有潜力但尚未受到肯定的学者，以其遗产成立此奖学金），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这份奖学金使我不需担负任何外务，只需要发表一场演讲，让听众了解我那段时间的研究概况。这一年，我的知识兴趣从德国的社会民主问题，转移到启蒙运动上。我有一个从未实现的计划，就是要写一部以“次要”政治思想家的政治理论为主题的三部曲。所谓的“次要”政治思想家，并非指洛克或卢梭，而是如康德、伏尔泰、莱辛与休谟等作家。之所以称他们为“次要”，只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政治理论家。大体上，我认为这些启蒙时代的哲人并非愚蠢的乐观主义者，被天真的进步论蒙蔽双眼。他们也不是理性主义者——如果“理性主义者”意指一个人彻底相信理性的支配能力，而对感性全然忽视。与上述这些“名声”相反，他们将历史学与神学分离开来的“世俗化”作法，对日后历史写作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在那样的基础上大发议论，除了惊讶之余还有点胆颤心惊。不过，当我投入启蒙运动思想的研究后，便很高兴地发现，其实存有成堆似山的史料，足以支撑这篇文章里颇为武断的论点。而这也就是我接下来嘱咐自己该完成的任务。

我在普林斯顿的那一年展开关于伏尔泰的研究，这或多或少有些意外。但我十分明白，关于伏尔泰的思想，需要用一部完整的专著来阐明。这本于1959年出版的书，书名简单却充满自信：《伏尔泰的政治观：现实主义诗人》。我必须承认，我还蛮喜欢自己所有的出版品，不过，对于这本书，我还怀有一种特殊情感。因为这本书是在修正，或尝试去修正时人对伏尔泰这位思想家的见解；再者，此书之撰述也让我以最直接的方式，来熟习历史研究的方法：将自己“嵌入”历史中。

我从1950年代开始对弗洛伊德产生兴趣，那时我认识一位年纪较长的同事：诺伊曼（德国政治学家，专长为国家社会主义研究，一般被认为是联邦德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是一位纳粹德国的难民。他在一门三个人的小型讨论课上，集中深入地阅读精神分析学。其成员包括他的太太英吉，与他们一位很亲近的朋友赫伯特·马库色，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之中，最有趣的一位。马库色从华盛顿来到哥大，讲授几堂社会学，然后与他的朋友见面，一起阅读、讨论弗洛伊德。当然，我知道马库色及几位思想较激进的同事都十分推崇弗洛伊德。毕竟，像西奥多·阿多诺与马克思·霍克海默，这些在智识上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坏男孩”们，也是对弗洛伊德持正面评价的。而且，我也了解，他们和诺伊曼这位还稍显年轻的朋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中，运用了不少我们可能会认为过于激进的精神分析学。然而，大家在诺伊曼位于里弗岱尔的家中，言谈间对弗洛伊德学说所展现的关注，则是相当不同的。对我而言，倘若诺伊曼如此严肃地研读弗洛伊德，那么，这就意味着，此人的观点必定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是我不能忽略的。

从那时起，我便转而直接阅读弗洛伊德的学说。弗洛伊德对我的影响，还没出现在我任何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反倒是我在1968年出版的一本小书《魏玛文化》中，明显流露出这位心理学大师对我的影响。这本书的其中一章，我称之为“儿子的反叛”，次章则为“父亲的复仇”。简单来说，这是在魏玛共和底下的俄狄浦斯情结。此时，我已准备好要认真看待弗洛伊德的学说，看我能从他身上获得怎样的资源。1970年间，我在这方面获得长足的进步。我前往西新英格兰精神分析协会，接受他们完整且正式的精神分析课程的训练。这对我来说，是一段很重要的经验。

在此我要说明，我并没有因这段时间醉心于精神分析学——如静静地坐在病人所躺之长沙发后的那种乐趣——就忽略了我史家的职志。诚如我所言，历史学才是我的本业。我希望精进自己的史学写作，让它更为广博坚实，写出那些由人类所创造，人类所经历过的历史。此外，我再顺道讲一点，我这种运用精神分析学于历史研究的想法，还替我在所得税上帮了个小忙。故事是这样的：我的精神分析训练课程，一星期要上五天。其中一天，我在课程进行中，接到位于纽黑文的内政税务服务处通知。他们希望我能够解释，那些因精神分析训练时数而来的大笔减税额。结果，我给了他们一个完美又诚实的回答：“我之所以要学习精神分析学，是为了精进我身为历史学者的专业技巧，而非换工作。”这种正确的态度，则完全符合内政税务服务处的相关规定。简言之，各位，你们可以顺带记住，精进自己专业技能的花费，是可以抵税的。

我这种思想取径，除了难以在史学界立足，心理史家对我的批评声浪之汹涌，亦是不在话下。他们认为我的取径太过重视社会和文化压力所引起的因果关系。在这些心理史家看来，历史的行动者，都像是他们自己无意识底下的奴隶。毫无疑问，史学同业对我提出的论点，反应都颇为冷淡。事实上，正因为我是位史学家，我始终无法满足于单一因果关系的解释方式。我也不相信，弗洛伊德会倾向这种简单的解释。无论如何，在一些批评声浪出现后，我很幸运地读到了大卫·休谟的自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休谟能从别人对他英国史研究的批评中寻得慰藉。辉格与托利两党人，都对休谟的史作严加指摘。而休谟则认为，如果他的说法招致了如此多的批评，那么其中一定有其正确之处。有鉴于此，我又一次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尝试将负面评价作为建立信心的来源。

我认为，这便代表与心理学相关的问题，会出现在历史研究中的两个方面：第一，当历史行动者受到外在事物的刺激，进而作出反应时，性格便是这时刻的决定性因素。第二，当史家在追索当时文化中各种可资利用的可能性，借以研究历史行动者之所以如此作为的时候。这二者绝非总是相似。当然，对心理史家来说，这是历史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所在，而史家其余的工作只是一些机械性的操作。不过，像我这样的历史学者则认为，再从社会与职业技艺两个面向，寻找对整体更为宽阔、复杂维度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喜好使用标语口号的年代，我没有替自己数十年所经营的这种史学取一个吸引人的名称，或许有点可惜。我姑且用一个稍显奇特的说法来称呼它：受精神分析启发的历史。这个称呼，重申了我的两个基本论旨：第一，心理史家的历史化约论，虽然有趣且有其重要性，但单靠它是无法揭开覆盖在历史上的神秘面纱。第二，史学家若对于人类潜意识中关于品味、性爱情欲、抉择等范畴，以及它们在人类有意识生活中所留下的痕迹投入相当的关注，便有可能触及人类心中那些本质性的力量，而这些力量显然能以一般性的解释来理解。

贝克尔曾说过，历史人物留下来的文件档案，并非刻意制造出来的。当然，除非像基辛格那样的人物，刻意留下记载其成就的记录，这就与对其他人详加研究所得到的结果，截然不同。在我们仰赖的档案中，大多数可能还是偶然保存下来的，但对那些受精神分析启发的历史学者而言，它们仍是某种程度的谎言。

我研究的题目相当多元，甚至有人认为有些疯狂，然而这便触及了关于史家研究动机的问题。为什么历史学家要选择某个特定主题来研究？有可能是循其指导教授的建议，又或者是因为教授讨厌这个题目。当然，研究者与其问题，也可能只是场意外的相遇。我能了解，一位史家会因其深受一个意大利小镇吸引，促使他渴望在这“天堂”花上一段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史家选择一个论题，可能同时反映出他想要面对那些曾对他或是其家庭造成伤害的一连串事件。这种解释对那些专攻纳粹德国史的学者来说，格外真实、贴切。简而言之，经验，是一股潜在的动力。

现在，你们也许想知道，当不断改变自己关心的课题，这对我来说是否有何特殊意义？一些对我的工作感兴趣的朋友，对此十分好奇。他们声称要在我多样的著作中，找出一条连贯的思路。他们认为，也许有鉴于我在纳粹时期见证过“非理性的胜利”，所以我一生志在寻找的，就是“理性的胜利”。我认为，“我那神秘的思想基调，其实就是对理性的渴求”，这种解释是蛮有吸引力的。虽然这业余的精神分析论调颇具说服力，但我却无法发现自己存有此般前后贯穿的思路。当然，我也很有可能错了。弗洛伊德用许多充满智慧的言语教导我们，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其实并非真的了解自己。

当我结束了自己对于“启蒙运动”的探索后，我便决定要告别这个时代。而继起的下一个世纪，在我看来，的确是一个适合重新出发的起点。我深知踏入一个全新领域的风险，特别是这块领域已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亦有许多人正在耕耘。但是，研究领域的转变，以前就无法阻止我前进，现在自然也不会让我却步。布尔乔亚，在今日被认为是进入19世纪的关键。对历史学者而言，能够拓展史学研究的领域是极具价值的。我并不打算批评社会史研究，事实上，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社会史学者。即便他们的研究，带有政治动机的为数不少，又有部分作品被指出具有特定立场，我仍认为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然而，这股新兴且成功的社会史研究所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相对忽略了人数最多的中间阶层：布尔乔亚。我在这里使用“相对的”是因为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其实从未停止，但却不是当时学术研究的焦点，当时的史学界流行寻找前人未用之材料，提出一些颠覆传统论点的诠释。二战后的数十年，是令研究者振奋的，但对中产阶级史而论，则收获甚少。中产阶级在维多利亚时代政治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来拓展布尔乔亚的研究。我们必须对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投注更多关怀。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历史。我坚信自己的研究成果是过去的真实样貌，毕竟这是一位史学家的职责。

我认为，对于历史学的专业实践，有一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要灌输这些史学实践者一个想法：别理会那些无益的幻想，如后现代主义。但这并不是表示，专业史学写作就全无自己的流行风尚。某些人的保守心态在几十年间，抗拒了有用甚至是必要的创新。我可以证实，其中一种创新并不为他们接受，即弗洛伊德的洞见。不过，史学的发展过程也显示，不少史家乐于吸收值得重视的学问，并迈向新的方向。自从那些伟大的启蒙运动史家实践了用世俗的方式来解释历史原因，历史学对于证据的精致度，就变得更为讲究，而这也深化了历史解释的深度。特别是，对于我也入列其中的“文化史家”来说，研究主题的范围亦被大幅度地拓展。我觉得，能走入伏尔泰、布克哈特、布洛克、伍德沃德、霍夫斯塔德等人的世界，不只是一种特别的荣幸，更是一种纯然的乐趣。

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故事来替这场演讲作结。有时，人们会指责我是一位工作狂。我必须承认这项指控，但是，在那不受干扰的工作时光中，我却感到相当快乐。一般，那种将工作与娱乐区分开来的说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当然，我现在要做的，以及未来将要进行的研究工作，有时的确会强迫我去做一些“琐事”。例如，看看马内，聆听史特拉文斯基，走过由格罗佩斯所设计的建筑物，反复阅读着普鲁斯特与伍尔芙的作品。有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这些算是工作吗？”歌德在其自传中，对读者说了一段著名的警语：“一个人年轻时许下的愿望，将有可能在成年时实现。”这对我来说，从未是一个“问题”。在我有记忆的岁月里，我总希望自己能终其一生不断地学习。而我也十分感激，因为命运替我做的所有安排，恰恰就是如此。

（作者：彼得·盖伊）【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