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都到新都

北京城第一段真正意义上的铁路，建在紫禁城内。1888年，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把一辆德国小火车送给慈禧，并在她的花园里铺设了铁轨。火车共有六节，现代工业的外壳下，是符合王朝尊卑等级的内部装饰：黄缎是慈禧太后御用的，红缎给宗室，官员则只能用蓝缎。坐上了西洋奇器后，由于担心噪音会破坏紫禁城的风水，慈禧下令不许开发动机，而是由太监拉动火车。从仪鸾殿到镜清斋，火车缓缓“开”了一小段距离，但中国却迈开了一大步：从此她不再反对建铁路了。

8年后，往返于天津与北京的铁路开通，终点站最初在马家堡，1900年被八国联军迁至正阳门，也是同一年，铁路首次穿过了明清城墙。随后增加的轨道像剑戟一般，从各个方向刺穿了这座八臂哪吒城。定时开阖的几座城门永远敞开着，瓮城被拆除，箭楼被推倒，十五座西式车站紧贴城墙，不断地喷吐出浓烟和呼啸声。曾经的帝都威严和风水布局，此时再也无法维持。城墙的命运似乎真的关系到“龙脉”，不久之后，大清也亡了。

北京城的大规模变化，首先是50年代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其次是80年代后的大规模城市化建设。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当钢筋水泥建筑成片地取代胡同、四合院时，对于“老北京”的怀旧不断升温。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寓居于此的文人学者便已经开始了对于“老北京”的追忆和构建。这些重视细节的私人记录，一反传统地方志中开篇就是“建制沿革”的历史主义视角，把实际上不断流变的北京“永恒化”了。这种处理，就像最近几年的“民国范儿”那样，更多的是一种借古讽今，而非准确可靠的记录。

《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的作者董玥八十年代初就读于北京时，当年的古建筑还基本留存，作者的一大爱好就是“乘着公交车或者骑着自行车去探寻这座城市迷宫般的街巷”。在欣赏古城的同时，老城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便也被她亲眼目睹，后来在做北京研究时，她非常注意把精英学者纸上的北京，与普通本地居民生活中的北京区分开来。正如这本书的前言所说：“无论是思考一座城市的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首先应该关注的不是城市建筑及其得失，而是居民对于城市的感觉和体验。”因为只有这种有人生存、呼吸的空间才“真正具有活力和动力。”

明朝时，北京外城套着内城，内城套着紫禁城的格局就已奠定。清朝定都北京后，于顺治五年颁布规定，只允许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眷属居住内城，拱卫皇帝，其他民人则一律徙城南，即崇文、正阳、宣武门外居住。由于这种隔离制度，当时来京的外国使节，都习惯于称内城为“鞑靼城”，称外城为“汉人城”。直到一个半世纪后的道光年间，这种人为界限才被慢慢打破。

由于内城旗人高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带着轻音和儿化腔调的满洲式汉语，便非常强势地向外城辐射，形成了今天俗称的“北京话”。尚在频繁使用的恨不得、罗嗦、邋遢、瞎掰、屯、猫腻等词汇，其实都是满语词。所以在清朝统治时，不但满洲人在被“汉化”，汉人也在被“满化”，这种交互耦合形成了一种年代其实并不太久的“老北京味”。美国“新清史”学派的罗友枝、柯娇燕等人与何炳棣、汪荣祖等华人学者辩论清帝国成功的原因究竟是“满洲本位”还是“汉化”，其实都过于强调一端了。

明代的君主专制加上清朝的族群隔离，其森严的等级感渗入北京城建筑的特征当中。除了中轴线，还有高低差：皇帝站在景山上，可以俯瞰全城，享用视觉特权；内城执勤的八旗守卫，偶尔能在城墙上看到宫殿；但居住于外城居民，就只能想象宫里的奢华和威严了。“城墙之高大令人望而却步，城门之开合蕴含着权力”，打破这种格局的是外来势力。1901年辛丑条约后，京城东南角形成了使馆区，西式高层建筑的出现，打破了皇权对于制高点的控制，“成为对清帝国政治挑战的空间表现。”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8年军政府倒台，北京虽仍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但由于军阀割据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威胁，它对于全国的控制力正在削弱。董玥认为，更重要的是1914年袁世凯成立北京市政公所，“将城市管理纳入了一个新的单一管理单元，这标志着一个质的改变。”北京开始向一个现代都市转型，“第一次公开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城市拥有独立于朝廷及顺天府行政权威之外的利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北京不能再像帝制时代那样，任意地向全国索取各种资源了。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1928年北伐军入城后。来自南方沿海的革命军对这座充斥着皇权遗迹的城市毫无好感，“一切都认为要不得”。在他们眼里，袁世凯在天坛祭天后称帝，张作霖对龙椅的觊觎，多少都与这座城市的特殊氛围有关。

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的经济一落千丈。中央政府每年的巨额开销没有了，大部分官方银行将总部迁到了上海，工业的发展又长期停滞，北京城变得市面萧条，大部分人口处于失业状态。陶孟和在这一时期做了《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的著名社会调查，发现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七十用于购买食品，且基本都是果腹的主食，蔬菜和肉类的摄入量不到十分之一。人力车夫是男性最普遍的职业，他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几乎不休假，像老舍小说《骆驼祥子》里的主人公那样，劳累一生，仅有的盼头是拥有属于自己的人力车。

要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期间！更让故都落寞的是邻居天津的崛起，本来北京还可以保留联系蒙古、西北、东北和南方各地的贸易枢纽位置，作为北方一个重要的商品周转中心存在。但天津却凭借其通商港口地位、低税收、工业和技术上的优势，抢走了这一位置。到30年代中，天津的工厂数和工人数已高出北京一倍，洋行更是接近五百家，一举取代北京，成为北方经济的中心。

当时北京唯一能维持的，就是其思想学术中心地位。在官员和资本纷纷南下的时候，江浙皖三省顶尖的知识分子却开始北上。南方文人把持北京教育界的情况早在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就很明显，时人讥讽道：“北大国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乡会、章氏同学会包办的嫌疑。”从五四运动到科玄论战，从《新青年》左转到疑古运动，几乎所有新思潮都发轫于北京，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经济发展滞后的故都，其学术却是最激进、最领先的；而以新都南京为代表、经济高速发展的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南高学派的中流砥柱柳诒徵、梅光迪等人却都是保守主义者或折衷派。

但北京不再作为首都，对这里的文人学者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放，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相对自由地治学并发表意见。这里不是正在建起中山陵等党化建筑的南京，也不是林语堂笔下“空虚、平凡、低级趣味，赤裸裸而无遮盖的金钱崇拜”的上海。南方新知识分子在这里有较高的薪水，占据社会等级中的高阶，带着一种“他者”的目光旁观这座古城。他们一边思考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转型，一边享受北平的闲适步调，虽然这是和它日益增长的贫困联系在一起的。

但董玥在这本书里最关注的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精英知识分子，而是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她选择了天桥这个低端市场作为考察对象。天桥并非桥，它得名于附近的天坛，原是清皇室禁地。民国北京的工业虽然薄弱，但手工业、古物回收业却得到了发展壮大。靠近马家堡、卢沟桥火车站，交通便利的天桥地区是这一新兴“回收经济”的中心。这里的特点是物价低廉，游艺荟萃，虽然肮脏、嘈杂、混乱，却又生机勃勃。知识分子喜欢去琉璃厂买旧书，普通市民则钟爱“接地气”的天桥，在那里他们既可以做买卖，又可以娱乐。

天桥这个二手市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佳隐喻：被摧枯拉朽的暴力革命推倒的皇权中国，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粗暴否定的传统文化，其碎片经过多次周转，最后又汇集到这里，被抚平、组装、漂染，以一种“全新”的形态重新进入流通。天桥象征着民间对官方线性发展，新旧交替的革命叙事的漠视和不信。和民国政治史的尔虞我诈、互斫暗杀一样，在这里每天发生的故事是以旧代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营造出一种进步和丰裕的幻觉：“本来是旧布，经绸缎庄一浆洗，看起来就很光鲜……酒里掺水，而且还会加砒霜、鸽粪一类的东西，使人有醉意而误以为酒有力。”

由于卖家普遍缺乏诚信，但有时又能以低价捡到宝，所以在这里购物几乎就是一场冒险，一场狂欢。“在天桥，社会地位不能保证买到更好的商品。这种对地位区别的否定威胁到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视乃至混淆社会分化造成无序、不定乃至狂欢的感觉。”可惜这一切像拉洋片那样，只是现实反转的镜像，当人们走出天桥，这个过家家般的平等游戏就结束了。就好像在革命后的第二天，新的等级制、新的特权阶层和被压迫阶级又会重新形成，甚至比以前更加牢不可破。

其实对于大部分底层民众来说，所谓反封建、革命之类都离他们很遥远，只是少数人的功业，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在这个日益贫困化的城市里，争取物质利益。西方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参与度较高，且都经过了某种“传统的发明”，即将本国文化精神凝缩到一些具体的风景、人物、事件上，让普通人皆可一望即知大概。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感，在群体动员方面非常有效，最典型的是普鲁士的崛起和德国的建国。虽然其弊端也显而易见：不同国家的民族主义容易走向对抗乃至冲突，并最终演变成世界大战。

但董玥指出，1911-1949年中国近代化的特殊性在于，它还有一个“传统的回收”过程。像天桥一样，这是政治权力之外民众自发的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也就泥沙俱下。其本质乃是弱者对国家机器的消极反抗，拒绝像革命狂热分子那样，为这个或那个主义做出种种牺牲。在上下裂为两截，缺乏沟通的不对称博弈中，民国在大陆仓促落幕了。1949年，共和国重新定都北京，在新政权看来，旧时的皇朝空间此时已经消亡到足够的程度，“可以重新为民族主义国家的仪式服务了。”

（作者：尹敏志）【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