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八大山人的画，寥寥几笔，顽石寒鸦，中国人对其鉴赏沉思，竟然得到一种奇异的会意和顿悟。对此，西方人士往往难臻其妙。
一幅画得不好的水墨画，有的求形乏神、气韵不畅，有的干枯不润、缺乏墨气，有的笔墨恍惚、火气甚重。这对于同行的西方艺术家，可能很难作出类似评判，但对于隔行的中国中医学者，却很容易就点头颔首、心领神会。
一幅水墨人物画，很可能对五官、四肢、动作等具象的表达不大讲究，但越看越觉得传神，这是国画坚持重求神轻求形的结果，而这一点，中医最是内家功夫，对把脉察神、辨证论治远比查体、对靶重视得多。
中医学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可能把中医太哲学化了，但中医对人的本质研究确实有其过人之处。数千年前，中医的滥觞之初，就对人的精、气、神的重视远高于对形、器、质的重视，而这一点，恰好也是国画发端之初的重要立论。
中医学的基本理念是对立统一观、阴阳五行学说，其实就是研究人与自然、相生与相克、形质（五脏六腑）与功能（气）、抑制力量（阴）与兴奋力量（阳）关系如何平衡和修复平衡的学问，在天人合一、对立统一、整体思维的古典哲学和本草、金石、七情、四时等自然疗法的结合上建立起疗疾治病体系，这是对人的生长、疾病、康复、死亡规律的最深层认识，与西医的解剖、物理、化学研究路径迥然不同。而国画基于的水墨精神，追求的是水、墨、纸、笔之间的对立统一、参差有序、灵动神逸，也完全不同于西画的写生、透视、光影、色彩表现手法。而贯穿国画、国医的，便是中华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的共同文化基础，是基于中庸之道衍生而来的形神兼备、阴平阳秘、精神内守、兼和有度、协和配伍、点到为止、过犹不及等概念。这种文化共生，带来很多审美相通。林语堂先生早年评中国书法的各种美质，如线条上的刚劲、流畅、蕴蓄、精微、迅捷、优雅、雄壮、粗犷、谨严或洒脱，形式上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长短、紧密等，整套术语所代表的观念，也是这共通的中华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这一审美理想和价值标准相通的，远不止中医，比如有“中国功夫”美誉的武术，武道就与画理十分接近。“武”字的造字理念是“止戈”，习武之人以“制止侵袭”为技术导向，也是一种“内敛式”哲学，讲究的是“上武得道，平天下；中武入喆，安身心；下武精技，防侵害。”修研武术，是追求从身到心、由魂而魄得到提升而充满安全感，精壮神足，具有安然自胜的实力，而不是张牙舞爪、四处惹事。李小龙发明截拳道，就是取“半截拳”之意，出拳不是使尽力气、伸张过度，而是拳出半截、留有余地，力发拳心、气贯通臂，这样才能确保游刃有余、拳拳不失。这是国术的哲学，也是国画的气韵、留白、有度等审美理想共通的哲学。至于中国武术基本功讲究的卧如弓、站如松、坐如钟、走如风等，则一如国画的基本笔法，简直如出一辙。
还有，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六祖慧能等高僧的努力，至今已经实现中国化，而佛教印证一切事物真如实相的智慧——禅，也与国画画理很是相通。正如医理通治国，《三国》通治企，棋谱通治兵，禅也可以帮助我们悟通画理。六祖慧能主张的明心见性，讲究“参究禅定，如暗室放光”。国画从“图自然之性”到“要在像与不像之间”，从“搜尽奇峰打草稿”到“笔墨当随时代”，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禅。因为都是一个起源、一个归宿，依据着探本求源、循理知道的共同禅机。
道教始祖老子有“取法乎上”之说，鬼谷子等纵横家认为要“纵横捭阖”才能“取法乎上”，唐太宗李世民解说为“法乎上，得其中；法乎中，得其下”。葛洪强调道教要与儒家纲常结合，“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内篇》）。总之，都是在印证同一个结论：万物道相通、理相融，参差比较有神功。国画创作如能得此，则有希望进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化境。
这一点，说的容易做起来难，但也不是毫无办法。只要我们溯本寻源，从“道”的上游找共通点，还是有一定的路径可循的。
第一，坚守以人为本。这里讲的以人为本的“人”，与治国理念中经常与“君”相对应的“民”概念有所不同。人为万物之主，天地之精灵。中医讲“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才是真正把人放到纯粹的高度。画画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角度观看世界、审美万物，以人的本来存在作为最高审美价值，表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结构、形质、透视、色彩的审美。
第二，追求天人合一。儒、释、道三家都讲“天人合一”，但侧重点不同。中医讲的“天人合一”，主要侧重在“气”与天地自然的相通上，强调天地人三者是一气分布到不同领域的结果，因而是可以相通、可以认知和掌握的。“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素问·六微旨大论》）。这一论点可以推演出天人相应、天地如一等诸多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法则。作为“图自然之性”的国画，必须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和图形化、水墨化的解读与表现。
第三，讲究精神气韵。追求精气神，是中医养生治病的基本法度。这里讲的“神”并非神明崇拜里的“神明”。《灵枢·本神》讲“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是指支撑人的生存发展的精气神状态，因而中医特别推崇“形神合一”“形与神俱”的观点。这与中国画一直孜孜不倦追求的神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不是不要西画倡导的形式美，而是更加追求意境、意会、意念，形式美服务服从于内涵美，如写意画之挥洒、工笔画之灵动、山水画之气韵、花鸟画之得趣、人物画之神采、文人画之意蕴，等等，都是中国画深层的审美情趣。
第四，不忘对立统一。《易传·系辞上》称“一阴一阳之谓道”。《黄帝内经》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总是对立统一的。发端于西方的交响乐有一种很辩证的表现手法，作品中总是有主旋律和副旋律代表不同力量的交相抗争、对立、缠绕，在强弱、正邪、胜负的发展变化中激荡出音乐的美感和魅力，贝多芬的《命运》就是典型代表。中国画的水墨元素更是形象代表了画理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墨分五色”和水墨交融的干枯徐疾中表达各种审美情趣，而对立统一关系贯穿作画始终。
第五，长于借物喻情。基于“天人相应”“气机相贯”的中医理念，中医典籍中有大量医理是拟人化、拟物化表达的，形象而直接，简明而易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讲“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其中“道”“纲纪”“父母”“府”等均是借物喻理。中国文人讲的“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书为心画，画为心声”，也属于借物喻情。于是，国画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虫一鱼，就必须赋予人的情感，寄托事理人情天道，才是好画。
第六，善于协和配伍。中医治疗几乎是唯一注重协和配伍的学科，独创的“君臣佐使”配伍关系举世无双，治病药物就像一支团队，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各司其职，协和配伍，追求1+1+1+1＞4。这有一点像中国的社交文化，特有的群己关系造就了中国人爱扎堆、爱念旧、爱划圈、爱套近、爱讲裙带、爱讲祖系姓氏宗亲，因此管好一个人必须虑及其周围人际关系，否则必定失败。发端于以色列、转移到美国的微信技术，并没有在以、美大发展，而在中国却井喷式发展，就得益于中国人的社交情结。这种情结反映到审美上，也催生了兼和有度、群己有节、和而不同的审美理念。
第七，勇于兼收并蓄。不仅中医主张“勤求古训”和“博采众方”的一致，佛教也有一个说法，叫做“法无定法法常在”，很多人拿来用在书画上，说的是：书画有其法度，这些法度都不能生硬套用，而要灵动运用。但无定法不是不要法，而是法度常在，不为羁绊，不离其神，看似无法，实则有法。“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佛教尚且如此，中国画便要向岭南画派学习，“融西技于中法”，善于兼容各种先进表现手法，丰富中国画的水墨表现力。
第八，体现以和为度。中医学最讲究“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以和为度。葛洪提倡“虽云色白，非染弗丽；虽云味甘，非和弗美”（《抱朴子》）。说的就是“和”的重要性，“和”是美丽的总法度。弘一法师有一名句：“谦，美德也，过谦则含诈；默，懿行也，过默则藏奸”。说的就是度的问题。美德懿行，过犹不及；画画之理，最忌强求。兼和有度，是水墨表现的最高境界，而不是把暴力当功力、把极端当勇敢。这一点，初学国画、先西后中、先武后文、半路出家的四种人尤其要谨记。
（作者：郑靖山）【来源：南方日报】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