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机制与挑战

2014年被业界视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元年”，这一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首超外商直接投资(FDI)。两年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发起并成立亚投行、人民币加入S D R等，对外开放的战略内涵不断深化，对外投资规模也快速扩大，开始布局全球价值链。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如何与世界各国保持平衡经济关系，兼顾双边利益追求共赢，成为对外开放进程中亟待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的课题。近日，在“2016综研基金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上，国内众多知名学者聚在一起，讨论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机制与挑战。

    金融是短板，蕴藏短期风险

曹远征(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从2014年开始，中国对外投资第一次出超，去年开始出超稳定，预期今后中国还会继续出超，而且贸易顺差还会继续缩减，中国经济将从过去的商品输出阶段走向资本输出阶段。

面对新状况，国家提出了许多战略构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坦率地说，国外对“一带一路”的热情远远高于国内。今年我到了很多国家，包括中东欧、东欧和西欧，他们都在讨论，认为这是一个新理念。

 “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包容性。这样一个理念受到世界关注，给中国“走出去”带来很多挑战。其中一个挑战，就是这种治理理念和传统理解的国际治理理念是不一致的。过去国际贸易、金融是有规则的。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有欠债还钱，这都是基本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正在发生变化，将来可能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可能是一手交钱，另一手交未来；欠债可能不还钱，欠债要还东西，这些都将成为新情况。

设立亚投行是中国金融对世界的贡献，如果从“一带一路”说，会发现这个地区存在一定的金融原罪，表现为三个错配：一是货币错配。亚洲地区贸易非常多，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无论对外贸易还是相互间贸易，都是用第三方货币，就是美元，这意味着美元一定要有充沛的供应，各地区才能进行贸易安排。如果美元出了问题，双方都没有支付手段。二是期限错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需要大量资本，但是流入资本比较少，而且流入资本都太短期，短期资本频繁流动带来很大困扰。三是结构错配，储蓄和投资。这个地区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全球外汇储备基本在这个地区，但这个地区的储蓄基本被域外机构所动员，流到区域以外，然后区域以外的机构反投到这个区域，我们称之为投资结构的错配，本地区储蓄不能为本地区使用，说明这个地区金融设施非常落后。

中国最薄弱的也是金融环节，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市场比较浅薄，从而金融能力比较落后。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我们越来越感到压力，实施金融改革，建立有深度的、面向全球的开放的金融市场，才能稳定国际收支，也才能为“一带一路”对外投资营造更好的环境。

    部分国家整体投资环境比较恶劣

毕吉耀(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对外投资在2008年以后快速增长，规模扩大很快。政府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也给予了宏观战略上的指导，比如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提出实施“一带一路”；同时，政府推动了一大批大型项目，非常耀眼，可见中国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不过，中国对外投资的风险和挑战非常多，不时传来一些负面消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施加了诸多干扰，这方面美国、日本比较突出。发达国家或者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并且作出不利于中国的裁决，或者通过在第三国国内的代理人或者亲美、亲日的势力，干扰中国和第三国实施重大项目合作。还有就是国外媒体大肆宣传中国企业未能有效履行环保、文化保护、扶贫等社会责任，甚至称中国在推行新殖民主义。

第二，相当一部分东道国整体投资环境比较恶劣，这对中国项目投资收益影响很大。比如东道国国内局势动荡，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中国企业血本无归。部分国家政策朝令夕改，严重损害中国投资利益。还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腐败严重，政府办事效率低下，严重干扰中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中国对外投资在融资方面困难很大。中国海外企业自身发展水平、东道国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信用体系国际化水平偏低等因素，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融资。

中国企业大多欠缺合规意识

王志乐(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对外投资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实现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中国已经从投资输入国变成了投资输出国，但是我们的思维、观念还停留在投资输入国的阶段。投资输入国的思维是要保护本国产业，要尽可能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但是当我们变成投资输出国时，又希望外国对我们开放，保护我们的投资，这种思维根本上是矛盾的，所以我认为要想把“走出去”做好，需要解决好观念创新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不是传统的商业风险，而是非传统的非商业风险。非商业风险有地缘政治风险、社会责任风险、环境责任风险，也包括合规反腐风险，中国企业恰恰忽略了最后一点。什么叫合规？我理解的合规第一是要遵守本国和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第二是要遵守本公司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第三是要遵守公认的、良好的社会职业操守、道德规范、规制等。国际上现在都强调合规责任，这是一个新动向，也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对这种现代工商文明新的竞争环境、新的竞争规则理解得不够。我在调查中发现，很多企业连合规的概念都不知道。由于不懂合规，出现问题后就认为是国外要卡你，给你捣乱，比如墨西哥高铁项目。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对外投资在海外就面临巨大挑战。

所以，中国对外投资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实现理论创新、观念创新，还要在实践上跟上世界的最新发展。

    健全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毕吉耀(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对外投资，在海外投资环境、现行融资模式、政策性资金支持、企业自身国际化经营能力等方面都比较不利，所以面临很多风险和挑战，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应对：

一是建立健全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加强风险预判，积极稳妥地应对各方干扰，采取各级仲裁等通行手段维护权益，要善于充分利用多边和双边的法律法规、贸易体制规则。同时要加大对海外企业的监管力度，现在企业“走出去”，国内监管不够，出了问题还得外交部门去解决问题。

二是积极推动合作模式的创新，鼓励企业采取新兴投资模式。中国企业想要提升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主的区域性产业链和价值链布局。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不能关起门来自己干，要更多地和当地企业合作，包括搞一些合资企业，包括产业链的承包，用外包的方式把当地企业纳入我们的产业链，这样才能布局自己的产业链，并能够被别人所接受，嵌入到当地经济和产业发展中去。

三是充分发挥对外援助的支持作用。把海外援助和“走出去”结合，需要很好地进行顶层设计。

四是融资机制建设。这里需要做很多，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中国提了很好的导向性目标和实际的监管规则，但是操作层面多数难以落实。

    学会国际语言，敬畏社会责任

李开孟(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走出去的企业大量都是国有企业，尤其是承担一些重大项目的央企。我想谈二点：

第一，到境外投资要学会国际语言。以国有企业的名义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很容易遇到问题。发达国家会认为国有企业代表的是中国政府，对投资项目的外资并购或者投资的安全审查和一般的市场化私人项目是不一样的，要求更严格。其实这些国有企业都是经历市场化改革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项目也完全都是商业化的，但是对方不听这种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讲好国际语言，是国有企业应该好好补的一课。

第二，要敬畏社会责任。不要总是讲由于国际、外国政府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以社会责任为理由来阻止我们“走出去”，因为社会责任就是客观存在的。举个例子，中国水电项目走出去涉及当地征地拆迁、移民安置。安置出现问题，出现了罢工、集会，但是，我们不能埋怨人家不理解我们，而是要试图理解对方，因为中国企业很多想法、理念跟对方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中国征地拆迁仅仅考虑安置补偿，安置补偿仅仅是物质利益的补偿，国内就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按照很多国家的理念，除了经济资本之外还有其他的资本，比如绿色资本等。所以，当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遭遇阻拦，不要仅从政治等角度埋怨，而是应当理解对方，尽到社会责任，做好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规避“走出去”的风险，使得“走出去”能够持续。

    全面构建对外投资管理体制

 张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以往在对外投资的总量发展上可能没有目标的明确性，产业和国别上也没有明确的导向，实践过程中更多是市场驱动。这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制定一个战略。从国内来说，在“十二五”后半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导向和产业导向开始逐渐浮出水面，因此可以试想一下，“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战略粗的框架蓝图，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区域导向，相对明确的产业导向，包括重点支持的主体和载体会比较清晰。

这个战略怎么实施，政府层面要涉及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怎么构建，在管理体制改革中，我们强调更多的是政府和市场边界怎么划定的问题。

构建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准出。现在利用外资是准入，在原来的对外投资管理中，对准出的环节是有比较严格的限定的。原来都是核准制，现在改成备案制了。即便改成备案制，在准出领域仅仅解决了一个环节，准出包含的其他方面也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二是监管，包括在海外的税收、国有资产的管理、民营企业的推动、外汇、财务管理等方面。三是保障体系，通过各种双多边协定，双重避税协定等等，构建国际性保障体系。四是促进体系，包括了对对外投资所给予的一些公共服务，包括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等等，全面构建对外投资的管理体系。

（作者：张天潘）【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