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未来（上）

所有人都有离开历史舞台的那一刻，纵使那些亲手缔造了历史的巨人。

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的李光耀于3月23日凌晨3时18分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去世。这位新加坡“国父”去年9月度过了91岁生日，今年2月5日因严重肺炎入院治疗。

3月29日，新加坡领导人和数十位外国政要出席了李光耀朴素的国葬仪式，几万名心情悲痛的新加坡民众在倾盆大雨中向这位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作最后道别。过去一周里，超过45万人排队瞻仰了他的遗容，有些人排队的时间长达10小时。这些都足以证明，李光耀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新加坡人的爱戴，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敬。不管你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你也许都不得不承认，他的政绩是同时代政治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

而在这个弹丸小岛以外的世界，恐怕没有比中国人更加关心这位退休多年的政治人物了。除了因为他是华人，更因为他所留下的饱受争议的“新加坡模式”对正在艰难转型中的中国有着多重意义。

李光耀小传

两卷本、厚达1500多页的《李光耀回忆录》在出版10年后，仍然被摆放在新加坡书店最显眼的畅销书书架上。正如李光耀的长子、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在为自己父亲所作的悼词中说的：“对许多新加坡人乃至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他就是新加坡。”

李光耀生于1923年9月16日，像许多之前和之后的新加坡华人精英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律师出身。他于1959年起出任独立后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期间至1965年，新加坡还曾短暂地加入过马来亚联邦——直到1990年。之后，他又担任“国务资政”，而后成为“内阁资政（minister　mentor）”，长达21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的全能领袖。在他的领导下，这个东南亚小岛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从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治下的一小块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发展成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

正因为这样的神奇故事，李光耀赢得了无数崇拜者。不仅自邓小平以来的历任中国领导人都视他为益友良师，就连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中亦不乏他的忠实粉丝。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曾在一本回忆录中将李光耀称为“小国中的大人物”。著名外交官、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开玩笑说：“谢天谢地！李光耀只是一个小国的领袖。否则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只能抱团取暖了。”……

但李光耀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许多言论和行为令许多生活在20世纪、受过现代启蒙的人们感到不快，反感，甚至恐惧。

一方面，李光耀是一个正派、睿智、适应能力强且与时俱进的人。他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写道：“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如果当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特权，他们必然会中饱私囊、提拔家人、偏袒朋友，这样就侵蚀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像支撑一座房屋的大梁遭到了白蚁的侵蚀一样。”他对法治深信不疑，这不仅表现在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上，事实上，李光耀坚决支持司法独立，反对政府随意解释法律，利用法律为自己服务。

但在另一方面，他从来不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放在眼里。这让新加坡的治国效率和廉洁执政备受赞誉的同时，也经常遭到人权组织乃至西方国家的指责。它们批评李光耀侵害公民权利、限制言论自由——的确，在过去几十年里，多位新加坡政治反对派领袖因“诽谤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锒铛入狱；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如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新闻周刊》（Newsweek）等都在新加坡遭到过起诉并吃过亏。

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李光耀冷酷地排挤政敌，对西方的批评置之不理，牢牢掌握着政权。但他不认为自己的这些做法有什么错，他甚至毫不讳言自己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 (Niccolò Machi-avelli，1461-1527)的信奉者。“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李光耀曾说过，自己的执政风格是“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的，别理会民众的看法”。因此，他并不在乎民调结果和民众支持率。他甚至还自豪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新加坡在一个不稳定的地区的成功发展表明，西方式的民主并不适合于所有国家。“你可以说我是功利主义者。我只对可以行得通的有兴趣”。

在谈论敏感的种族、性别问题时，李光耀经常口无遮拦地的发表“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而且带着显而易见的蔑视。正如李显龙在悼词中所称的，父亲“说话坦率”，“从不回避严酷的现实。”然而，他在新加坡这个民族、宗教庞杂多元的小国中为社会和谐所付出的努力却比东南亚和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多，也更成功。

在私生活方面，李光耀还是许多妇女心目中最自律可靠、最乐于奉献的东方式丈夫。他一生从未有过任何绯闻，令人信服地践行了重视家庭胜过个人的东方价值观。2010年10月，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去世时，人们少有地看到了这位政治强人的脆弱一面。

在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之前，李光耀说，那些认为他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应当去医院检查下自己的大脑”。不过，2011年5月7日的那场大选结果却令他改变了主意。

在那场被称为“新加坡政治分水岭”的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国会选举中，虽然87岁高龄的李光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毫无悬念地在自己所属的选区再度当选议员，但他一首缔造的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跌到了60%的历史最低点，而反对派则创纪录地赢得了87席国会席位中的7席，并首次拿下一个“集选区”。

一周后，当时的内阁资政李光耀和国务资政吴作栋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从内阁退休。李显龙也公开承认：“选举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行动党需要改变。”

在那次竞选期间，李光耀再次展现了其强硬的一面，他在一个争夺激烈的选区警告选民，如果他们投票支持反对党，他们将会“在悔恨中度过接下来的五年”。一些人认为，正是李光耀的“威胁”激怒了选民，促使他们对人民行动党投了反对票，并让广受欢迎的外交部长杨荣文丢了官。

接着，“退而不休”李光耀终于离开了他占据了半个多世纪的内阁。

“新加坡奇迹”

“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是李光耀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它的确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历史的真实写照。

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东端，是夹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穆斯林国家（后者是世界上穆斯林第一人口大国）之间的一个小岛。它的国土面积有700平方公里多一点（大约相当于上海外环线以内的城区面积），目前有常住人口530多万，整个国家的规模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一个中等城市。

新加坡原为英国殖民地，1959年成为英国的一个自治领地，1963年加入已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出来的马来亚，成为马来亚联邦一部分，1965年从马来亚分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华人在新加坡国民中约占四分之三，马来人和印度裔人分别占15%和10%。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腹地的国家，国内市场也极其有限。

1959年李光耀上台执政时，新加坡的人均收入约为600美元，大约相当于非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到1990年他卸任总理之际，新加坡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今天，新加坡的人均GDP达到5.6万美元。

多年以来，新加坡一直像个优等生，保有着数不清的荣誉头衔：全球“最富竞争力城市”、“营商环境最佳地区”、“基础设施最好城市”、“最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城市”、世界“最清廉的国家”、世界“最宜居城市”……

两年前，新加坡超越日本，成为亚洲最大和全球第三大（仅次于伦敦和纽约）外汇交易中心。据伦敦财富咨询机构WealthInsight预测，到2020年，新加坡将取代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中心。新加坡的税率低，币值稳定，企业登记注册效率高，它的监管规则清晰明确……这些使它比瑞士更具吸引力。

不仅如此，新加坡社会和谐、清洁优美、犯罪率低、秩序井然。财富研究机构Wealth-X的数据显示，眼下新加坡每100万人中就有255人的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15.5%的家庭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产，它的“百万富翁密度”高居全球之首。

在这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中，有出生于巴西的Facebook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内森·丁克勒(Nathan　Tinkler)、印度电信业巨头布蓬德拉·库玛·穆迪(Bhupendra　Kumar　Modi，他于2011年获得新加坡国籍)、新西兰亿万富豪理查德·钱德勒(Richard　Chandler)，著名的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 (Jim　Rogers)则在2007年举家移民新加坡……

新加坡还是众多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的首选之地以及最受国际金融家青睐的地方——远高于纽约和伦敦。英国金融服务猎头公司Astbury　Marsden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英国工作的投资银行家中，近三分之一的人更愿意到新加坡工作。当然，这些也产生了副作用，新加坡被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评为2014年世界最昂贵的居住城市。

因为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过去几十年来，这个轻量级的“小个子”城邦国家一直活跃在重量级的世界竞技场上。过去10年中，新加坡经济的复合增长率高达7%。作为一个极端依赖贸易的小国，新加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抗风险能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在经历了2009年的严重滑坡后，新加坡经济在2010年强劲反弹，当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4.5％，位列全球第三。

小国大声音

出席3月29日李光耀葬礼的重要人物之多，远远超过了这个城市小国所享有的地位。他们中不仅有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柬埔寨首相洪森这样的现任国家领导人，还有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样已经卸任的著名政治家。

这体现了李光耀凭借自己的卓越政治才能在外交舞台上为新加坡所赢得的地位，李显龙在悼词中说得丝毫不过分：“尽管新加坡很小，但世界听到了她的声音。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享有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我们所预期的。”

李光耀是一个从小被当作“小英国人”来培养的华人精英，但他却不遗余力地倡导“亚洲价值观”，以抵御那些他认为腐朽、堕落的西方生活方式。他被外界视为能够代表亚洲的最重要的发言人之一，显然，他自己也很乐意充当这个角色。

然而，这样一个“儒家价值观”雄辩的宣传者，却从来没有让自己的意识形态影响新加坡的外交决策。相反，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力主平衡外交，竭力促成大国在本地区的均势。在他的外交哲学中，平衡是第一位的——只要大国力量保持均势，不打起来，小国就有饭吃。

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相对规模上，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地位都非常像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这是一个淹没在穆斯林汪洋大海中的华人小社会。因此，它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为自己争得生存机会，这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于新加坡来说始终是最重要的安全保障。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之一，与美国在区域的安保多有合作。

作为一个地处交通要冲且没有经济腹地的小国，新加坡是一个无比依赖于贸易和金融的国家。这意味着，维持世界贸易和金融秩序的自由开放对新加坡的经济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这令它与主导现今国际金融贸易秩序的欧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我们看到，新加坡是国际上各种贸易协定的积极缔结方，它还在当下大热的TPP谈判中担当了东道主角色。

20世纪后期，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导致的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新加坡的外交战略和策略也作出了及时的调整，思考如何在迅速崛起的中国与缓慢衰落的美国之间为新加坡寻找到最大的生存空间。

一方面，李光耀竭力主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介入东亚，以制衡和抵消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李光耀访问华盛顿，称美国必须制衡中国，否则就会失去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力，甚至失去其世界范围的领导地位。不仅如此，为了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李光耀还积极拉拢另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同中国一样与新加坡有着亲缘关系的印度，并努力致力于东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一致。

另一方面，在预见到中国将会无可避免地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经济体之后，他又以自己的影响力穿针引线，努力劝说中美两国和平共享21世纪。在这种态势下，小小的新加坡得以左右逢源，既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又保持了国家的生存和自主。

有美国学者曾问李光耀，中国是否想要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进而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他回答说：“当然。为什么不呢？他们已经用一个经济奇迹将一个贫穷的社会转变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中国，只想被人作为中国来接受，而不是作为西方的荣誉成员被接受。中国人要与美国一起以同等身份分享这个世纪。”

正是因为洞悉到这一点，近年来新加坡利用自己华人社会的便利，在中美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包括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在南海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国家——积极斡旋。如果说亚太地区注定将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的中心的话，小国新加坡已经占得先机，并将继续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

2003年底我曾赴新加坡采访人民行动党新生代精英、当时的新加坡贸工部长、后来的外交部长杨荣文，他的话让我对这个小国所拥有的宽广的历史视野以及对自身定位的精确认识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历史潮涨潮落，在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就像下一波浪潮一样不可阻挡。而我们，已经做好了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充当桥梁的准备……”

但面对中印的崛起，新加坡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李显龙在2014年春节期间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清晰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尽量成为所有人的朋友。我们是新加坡，不是一个中国社会。我们要成为中国的朋友，也想成为日本的朋友，也希望与美国成为朋友。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错，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稳定，我希望保持这样……随着中国及印度GDP的增长，美国占世界GDP中的比重将相对降低。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会降低吗？我希望不会，因为美国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而且未来仍将如此。”

李光耀不仅从来就不是一个“美国衰落论”者，相反，他是这种悲观论调的坚定批判者，尽管他对美国式自由民主向来持保留立场。他虽然对中国前景看好，但毫无疑问更看好美国，因为它的强大创新能力。李光耀曾对提出过著名的“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过，中国可以利用13亿的人才储备，但美国可以汲取全球70亿人，并将他们重新组合，形成一种有利于激发创造力的多元文化。

令人颇为不可思议的是，可能恰恰是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和直言不讳（表现在诸如批判西方价值和警惕中国崛起等许多问题上），李光耀反而与世界上许多重要大国的领袖结成了相互信赖的个人关系。他力争让自己的见解和行动对他们有用，从而成为他们能够长久信赖的“诤友”。在2003年底的那次采访中，汉语不流利的杨荣文也对我说到了这个词，他说：新加坡希望成为中国的“诤友”。

在中国，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他的良好私交是众人皆知的。李光耀不仅为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还促成1993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为两岸关系的改善作出了突破性贡献。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则将李光耀称为“我们尊敬的长者”。

盖棺无定论

在20世纪，比李光耀更杰出的政治家并不多，他所缔造的新加坡堪称现代国家治理的典范。有人因此将他的逝世看作“20世纪最后一个巨人”的离开。

在这些巨人中，可能也很少有比他更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了。李光耀缺乏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身上的那种崇高的道德感召力和理想，但他拥有超群的智慧、卓越的远见和非凡的魄力。毫无疑问，他将作为现代新加坡的缔造者和带领这个岛国实现经济腾飞的领导者而名垂史册。

但随着他的离世，笼罩在新加坡人和世界上许多人心头的一个问题是：在没有了李光耀之后，他所创造的“新加坡模式”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

对于任何一种“模式”而言，鉴于它们的创立者一般都有一种特殊的“克里斯玛”型人格魅力，所以只有等到创立者不在以后，我们才能看清楚它究竟是否成功。

许多人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如果真有什么“新加坡模式”的话，那只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李光耀的人。新加坡的成功，几乎完全源于李光耀个人身上英国绅士加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结合，这使得他既有一种为了公共事务献身的崇高理想，又时刻保持着克制的自律精神。

事实上，关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何去何从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人议论。自2009年以来，李光耀就一直在与疾病作着最后的斗争。但眼下，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在李光耀逝世之际，新加坡这个由其一手打造了经济和政治模式的城市国家走到了十字路口。如今新加坡面临艰难局面：劳动力人口日益减少，越来越依赖外国移民，年轻一代前所未有地要求政府扩大民主…… 

在几年前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李光耀说，能够下定论的，是以后的学者，那些将会依据事件的历史背景来加以研究的学者。“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

李光耀当时引用了一个成语，盖棺定论。“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做评估。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现在到了为李光耀盖棺的时候，但给“新加坡模式”下定论的时刻依然尚未到来。

那么，所谓“新加坡模式”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在当下面临着怎样的新形势？它的未来命运又会如何？……这些将是我在下一篇文章中试图回答的。

(作者：陈季冰)【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