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历史

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再次参观了馆中珍藏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石雕。有关这些石雕的来路，多年来争论不断，希腊人说是被英国人“偷”走的，英国人说当年额尔金勋爵是得到奥斯曼帝国官员同意“运走”的，但不管是怎么来的，英国人对着这些石雕的珍视爱护是值得称赞的，所有石雕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厅里，大致按它们在帕特农神庙原来的位置陈列。虽然许多已经不再完整，但石雕的残破似乎反而突出了它们的价值，仿佛历史都积淀在白色大理石的缺口和纹理之间。

原色的白大理石雕塑有一种特别的庄严肃穆之感，因此长期以来大部分人都以为帕特农神庙上的大理石雕塑一直都是原色的。其实不然，帕特农神庙刚刚建成时，上面的石雕涂满了各种鲜艳而对比强烈的颜色。当然经过几千年的风霜，这些颜色早已消褪殆尽，留下的反而是更美的原色。

这些大理石雕塑上原来到底涂的是什么颜色，考证起来比较困难。在过去，要研究古希腊人对颜色的运用，主要通过分析古希腊文献中对颜色的表述。研究者发现古希腊人有关颜色的词汇比较单调，只有白色、黑色和红色，其它和颜色相关的词汇往往含义模糊多变，对蓝色和绿色的描绘更为缺乏。以致于在十九世纪一些历史学家和眼科医生认为古希腊人可能有某种视觉缺陷，对蓝绿色不够敏感，甚至有人认为古希腊时期人眼还没有完全进化。这个观点到二十世纪初已不再流行，然而纳粹德国在宣传人种优越论时再次把这个观点拿出来作为证据，因为在古日耳曼语中有大量对蓝色和绿色的描述，以此推导出日耳曼人比古希腊人“进化程度更高”。这些观点一直受到许多人批评，简单地把文字中对颜色的描述与社会甚至人种的“进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是错误和片面的，因为对颜色的描述，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光反映了人们看到了什么，更代表了当时社会中颜色的文化地位。

法国学者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 Pastoureau)在他的新书《绿色的历史》(Green: The History of a Color)中重申了颜色的地位与意义是由社会给予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古希腊文字中缺少对蓝色和绿色的描述，是因为这两种颜色在当时不受重视，属于“二等颜色”，而不是因为古希腊人眼睛有什么缺陷。

帕斯图罗是法国高教机构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历史学家，对欧洲历史上的颜色、符号和纹章等有深入的研究，《绿色的历史》是他“颜色系列”专著的第三部，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了《黑色的历史》和《蓝色的历史》，计划中还将出版有关红色和黄色的历史研究。《绿色的历史》和前两部作品一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把绿色在欧洲各个时期的文化意义逐一进行论述，阅读此书可以让人学到许多新的知识，也肯定会推翻了不少过时的看法。

对颜色的运用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帕斯图罗的研究素材也非常丰富，除了文字之外，还包括绘画、雕塑、服饰、纹章、彩绘玻璃、甚至体育活动，另一方面他还认为颜色的文化内涵离不开人们对颜色构成的理解，比如说绿色在光谱中的位置，以及绿色颜料的来源、染色和绘画中采用何种绿色颜料等等，因此颜料的制作工艺和质量将会影响当时社会对颜色的好恶观感。

现代社会中，绿色是一种备受青睐的色彩，和环境保护、身心安宁、健康卫生等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人们会通过和绿色挂钩的办法宣示自己的立场。英国保守党的党徽原来是以红蓝两色画出的一只举着火炬的手，卡梅伦10年前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之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党徽改成了一棵树：在蓝色的树干之上，是大片用涂抹方式画出的树叶。卡梅伦希望用这个新党徽来宣示保守党的“绿色”立场，暗示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将是一个适应新时代、关心环境生态的政党。

然而帕斯图罗的研究发现，绿色并不总是具有这些象征意义，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直至现代，绿色的意义曾经发生了多次改变，从被忽略到流行、从代表青春浪漫到成为魔鬼的颜色、从“二等颜色”到成为政治宠儿，经历了多次起伏，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宗教和科技上的发展变迁。

与古希腊语缺乏对绿色的描述相比，在古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出现了许多和绿色相关的词汇，不过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绿色还是一种“野蛮人”、特别是北方日耳曼人联系在一起的颜色。绿色在服饰和其它日用品上也非常少见，帕斯图罗认为这也许和罗马人在绿色染制工艺上比较落后有关。到罗马帝国时期，色彩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日渐丰富，绿色也和紫色、粉色和蓝色一起，成为“新兴”色彩，这些被视为是“轻佻”的颜色，与“庄重”的传统色：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等形成对比。罗马皇帝尼禄(Nero)是一个例外：他特别钟爱绿色，从衣着、宫廷装饰到收集的宝石，甚至包括饮食，绿色都是其主色调。尼禄一直被后人描绘为性格乖张无常，这似乎加强了把绿色看作是一种“不稳定”颜色的看法。

帕斯图罗对古罗马战车比赛的观察十分有趣。这是一项当时很流行的观赏体育运动，每辆战车都代表一个团队出赛，每一团队都有自己的标志色，早期曾经有超过四支队伍参赛，到了帝国后期就只有两支团队：“蓝队”代表元老院和贵族，“绿队”代表平民。在赛马场上，颜色成了身份归属的象征，历代罗马皇帝大部分是“蓝队”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例外，尼禄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的文化内涵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剧烈的变动。一开始绿色地位得到提高，绿色出现在了彩绘玻璃和装饰品上，在日耳曼地区尤其显著，例如被德国和法国同时认为是自己第一个皇帝的查理曼大帝，就对绿色十分钟爱。后来绿色地位曾上升到成为“高贵之爱”的象征，然而到了中世纪的后期，绿色却又和传说中的撒旦与魔鬼联系在了一起。

帕斯图罗认为，中世纪社会对“果园”(orchard)的热爱，大大提升了绿色的文化地位。“果园”一般是一个被围墙围起来的花园，但其中必须有成片的绿地和果树，中央是一个喷泉。每当春天来临，在这个充满绿色的果园内，人们既能休憩愉悦、又能冥想期待。植物和春天都和绿色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在中世纪中期渐渐演化为把绿色看作是青春、爱情、期待的象征，代表汇集了诚恳、忠诚、典雅、慷慨、勇气等多种美德的“高贵之爱”，难怪那时候的骑士们都愿意给自己或座骑披上绿色的袍子。帕斯图罗对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著名油画《阿诺芬尼的婚礼》(The Arnolfini Wedding)进行了分析，此画作于1434年左右，画面上一对年轻男女手牵手站在一间卧室内。这幅画展示的故事内容不详，有过多种分析，特别是画中女士左手抚着自己微隆的腹部，让人猜测她已经怀孕。帕斯图罗指出画中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背景中床架上刻着的保佑怀孕妇女的圣玛格丽特雕像，第二个是画中女士身着的绿色长袍，在中世纪中期，年轻女性身穿绿色衣服，象征着“等待喜事的降临”，到中世纪后期就更为明确地与环孕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两个线索看，这位女士无疑已经怀孕。

正当它的文化地位日渐上升之时，在中世纪末期，绿色却出现了“性格分裂”：一方面代表了愉悦、美丽和希望，另一方面又与撒旦、魔鬼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中出现的许多凶恶的怪兽，如鳄鱼、鲸鱼、喷火龙等等，大都呈现为绿色和黄色，而文艺作品中的巫婆也往往身着绿色。

帕斯图罗没有为这一现象提供解释，只是说也许与中世纪绿色染料的不稳定有关，这可能是让绿色无法成为一种“正统”颜色的原因之一。在《绿色的历史》一书中，他一直强调绿色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地位往往和当时的颜料制作和染制工艺有关。在古代，最早被采用的绿色染料主要来自铜绿和孔雀石，后来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混合蓝色与黄色颜料来制作绿色颜料，但是中世纪僵化的行会制度不允许同一家染坊经营多种颜色，加上许多画家对蓝黄两色混合的抗拒，让绿色难以成为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颜色。即使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绿色在光谱上位于蓝色和黄色之间的事实已经被发现，在颜色的“地位”上，绿色依然低于蓝色，原因之一是当时发现了普鲁士蓝和美洲靛青，这两种高效的染料让蓝色大行其道，占据了主导地位。

绿色文化地位的再次爬升，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由于都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对绿色所代表的乡村、自然和植物的渴望越来越强，于是绿色与健康和卫生的关系慢慢地建立了起来，成为生命、活力、康复的象征。近几十年来，绿色的文化地位越来越高，它所代表的美德除了健康卫生之外，还延伸到了公民参与、社会责任和符合伦理的生活方式等，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绿色的文化地位终于达到了顶峰，这就难怪英国保守党也要把自己“染绿”了。

在《绿色的历史》一书中，帕斯图罗明确地把研究范围局限在欧洲。但是联想到中国历史，绿色的文化地位不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吗？唐代规定七品官以下穿绿服，即所谓的“青衫”，由此可见当时绿色地位的地下，在明清时代，“绿头巾”、“绿帽子”是卖淫者的别称。汉语中还有“绿林大盗”一说，把绿色和盗贼联系在一起。当然绿色也并非一概贬义，汉语中“青春”一词本身就是以代表自然、春天的绿色来形容旺盛的生命力。

如果说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在《绿色的历史》中，作者往往不会解释许多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这当然是他治学严谨的体现，不作妄加推测，但却让读者失去了了解这位颜色文化专家一些个人见解的机会。

《绿色的历史》覆盖了欧洲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历史，对绿色的文化历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不仅知识量大，许多故事也十分有趣。读完本书之后，不禁更加让人期待作者颜色系列中的其它作品了。

（作者：吕品）【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