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国现行税务制度规定，美国大企业海外的收入带回美国需要面临最高达35%的税率，而特朗普提出的税改方案是把海外收入的税率降至10%，这将对海外资本回流产生重大影响。美国产业和经济空心化以来，美国企业和公司形成了大量的海外收入，而出于对税负的考虑，这些资金量巨大的海外收入并没有回归美国。据美国研究机构估算，美国囤积在海外的资金额大约有2.5万亿美元，而特朗普认为总量有2.5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其中，仅微软、苹果、谷歌等美国高科技公司就有超过1.2万亿美元的资产驻留海外。
事实上，2000年时经合组织(OECD)各成员国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的平均值曾达到32.49%，德国、日本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分别高达52.03%和40.87%，美国在35个成员国中税率排名第七位，其余除智利、匈牙利及北欧部分国家低于30%外，基本处于30%-40%的范围内。从当时水平来看，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不高。然而过去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普遍经历了企业所得税减税浪潮。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结果，2005年以来，全球企业税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主要经济体和地区，如中国、日本、欧盟和亚太非高收入地区国家，企业税率都有不同幅度下降。2016年以来，很多国家都计划或酝酿将减税作为税制改革主题词。除美国之外，2016年德国和日本的企业所得税已分别降至30.18%和29.97%。2016年11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降至17%，目标是实现英国在G 20中最具有竞争力的低税率。2017年2月，印度公布的最新年度财政预算，将年收入在25万-50万卢比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0%下调至5%等。
从中期看，大幅降低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国际税收竞争。根据IM F的研究，一旦美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OECD平均值与我国的法定税率)，世界各国企业所得税率将出现类似后里根时代的螺旋式下降，并带动个人所得税费的下降。这可能迫使各国多依赖增值税、环境资源税来增收，依靠房地产税来调节贫富差距。因此国际税收竞争很可能成为新趋势。
所谓国际税收竞争，是指主权国家或地区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减税乃至提供避税港等措施来吸引别国或地区税基的行为。作为主权机关，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也对国际税收竞争进行了界定，指出国际税收竞争是各国政府通过降低税率并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来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以吸引国际流动性生产要素，最终实现带动本国经济发展这个核心目标的经济和税收行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如不加以约束和限制，就有向其有害方面发展的可能性。20世纪90年代，欧盟与O EC D先后提出“税收竞争有害论”这一观点并坚持至今，其客观理由如下：第一，侵蚀各国税基，影响到国家税收的主权。第二，破坏税收中立性，扭曲国际资源的地域流向。第三，扭曲税收负担，引发新的不公平，并进一步加剧竞争。
事实上，根据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并没有实现总体经济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2012年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俄罗斯、巴西经济均陷入衰退。在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欧美日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情况下，还采取广泛结构性减税政策，来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
从国际视角观察，适度的税收竞争具有正向效应，有利于减轻各国企业税负，促进东道国吸引更多的外来资金和技术，弥补资金缺口，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扩大税基。适度的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中性原则的实现，减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扭曲，避免额外的经济效率损失，对于促进经济增长都有积极意义。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有利于使各国企业受益于减负政策，实体经济在低税负中获得发展生机。合理的税收竞争对于各国是多赢的博弈。但如果国际税收竞争陷入过度竞争，必然产生负面效应。过度税收竞争可能会减少各国政府财政收入，使负债率较高的国家进一步陷入财政困境，导致政府可支配财力不足，引发政府财政赤字危机。
特朗普新税改框架对中国也将带来新的挑战。税改方案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向美国，这部分资本不包括欧洲，美国海外、日本、甚至中国的资本流入。而目前我国尽管也在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但由于中美两国的税制结构、税收规模、税收制度等现实国情因素的不同，中国尚难与美国进行税收竞争。如果特朗普将企业税降至20%，将接近发达国家最低税率水平，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上升，叠加特朗普对制造业回流的诉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企业将加大对美投资力度。
（作者：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来源：南方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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