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成功都不可能来自复制

       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尤伦斯夫妇是不得不提的“收藏明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尤伦斯夫妇就开始收藏中国古典艺术和现当代艺术品，并且几乎都以相比现今极为低廉的价格拿到了艺术家们的代表作。从某种意义来讲，他们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见证人，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之一。
      尤伦斯夫妇选择当时还年轻的艺术家作品，多年之后再以高价拍卖转手，这是否为一种可复制的“尤伦斯投资模式”？其收藏经历又有何借鉴意义？日前，策展人、艺术批评家朱朱和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为了赚更多的钱

       在今年香港的秋拍上，尤伦斯夫妇第三次拍卖一批早期收藏的估价1亿多港元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虽然称作是“收藏作品的调整”，但不少人都将其视为尤伦斯夫妇又在“抛售”中国当代艺术品。对此，朱朱认为，这种行为确实是抛售。“我从来不觉得尤伦斯有什么重要，反过来说，寄望他们对我们的当代艺术负责任，只能证实我们的虚弱和无能。他们在赚钱，同时，也在进行文化输出，极端一点儿说，进行文化输出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至于选择年轻艺术家，是否为一种可行的投资方式？朱朱坦陈，自己无法提供什么建议。"不过，支持年轻艺术家总是好的，而且，市场往往会在一段时间之后验证学术的前瞻性。
       那么，“尤伦斯投资模式”又能否在中国复制？朱朱强调，“这些年本土的一些美术馆或者机构，在创设之初总是设法给人以某种学术形象，然后，很快就进入到商业游戏的模式中，要不就早早地关门，这是中国模式吧，他们都是从尤伦斯借鉴而来的？这大概不可能，重复一遍，我从来不觉得尤伦斯有什么重要，任何一种成功都不可能来自复制。”

艺术品不是投资品

       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表示，对于美术馆来说，他们不希望从美术馆的角度来谈艺术品作为投资这一项。“尤伦斯以及很多机构早期都支持年轻艺术家，我觉得都很好，但是艺术品赚了多少钱，投资了多少钱，这个不应该是通过美术馆来作评价的。”
       高鹏认为，确实有很多年轻的艺术家通过尤伦斯，让欧洲观众和媒体了解到，也让更多的人开始知道原来除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外，还有这么多的艺术形式，有这么丰富的创造力。“然而，对于现在发掘年轻艺术家，一方面是过热发掘，另一方面是不去挖掘，以至于他们不能进入公众视野当中，形成了两极化的趋势。比如新水墨的年轻艺术家，基本上已经到了过度挖掘的地步，而很多做行为艺术、表演艺术的一些艺术家，却完全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也没有人愿意讨论他们。”
       在高鹏看来，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说，他们也需要生存。“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沉淀，但是在沉淀的过程中，他们靠什么生存？特别在一线城市，基本生存的代价很高，如果月薪不能稳定在8000~10000元，难以在一线城市中心生活。因此，我们不能强求艺术家为了艺术就不要生存了。”
       他告诉记者，我们在讨论艺术价值的时候，比如对于很多急功近利的作品，不能只埋怨藏家和遍地开花的美术馆。“就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连一个印刷不错的画册都没有，我们对艺术的理解只停留在印象派，随后突然跨越了现代和后现代，直接进入到当代，问题特别错综复杂，而且大部分人基本的生存温饱都没解决的话，我们有什么去资格去要求他们一定要理解行为艺术？”高鹏说，“很多从事艺术行业的人，他们本身并不热爱艺术，理解艺术，甚至都不知道现当代是一个怎样的概念，最基本的理念他们不理解甚至也不想理解，所以他们觉得艺术品就是投资品，所以很多问题不是艺术问题，是整个时代的问题。”

（作者：魏沛娜，深圳商报记者）【来源：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