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211”背后的行政思维症结

       不久前，中南大学校长讲话中透露“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设即将取消，虽然这条消息被教育部否认，但是旨在提高高校教学质量、促进我国高校发展的“985工程”和“211工程”一直遭受质疑。1993年以来，共有112所高校纳入“211工程”计划，39所高校列入“985工程”。一方面推动了部分院校和学科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行政与财政资源分配不均衡，高校等级鲜明。更有甚者，媒体曾报道，有些单位招聘第一关是把非“985”“211”毕业的学生简历拒之门外。在高校去行政化的时代背景下，“985”“211”陷入舆论漩涡。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也回应称，今后，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将会在支持范围、遴选条件等方面对地方高校一视同仁，破除“985”、“211”等身份壁垒，更加注重绩效评价。那么，“985”、“211”的利弊如何衡量？高等教育会从此告别“弱肉强食”的时代吗？

       为此，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联合财经网、南都等组织了一场研讨沙龙，邀请了语文出版社社长、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路鹃等一起探讨、理清“985”和“211”的利弊，把脉高校教育根本症结所在。

    用抓工程的办法抓教育是荒唐的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985”和“211”的成立还要从60多年前说起。从1950年以后，中国把原有的私立高校收编到公办里面，形成了一个政府包揽的大学管理体制。到1978年以后，这个体制的弊端就越来越被很多人诟病，干好干坏都是一个样。当时就有人提出改革，说要扩大高校的自主权，然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也就把这一条写进去了，到1988-89年，实际上有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改革也有效果。1989年以后，原来的这些改革也中断了，大锅饭和铁饭碗问题依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大家就想了一个激励的办法，就用项目的方式来激励，就像我不能够把这个铁饭碗、大锅饭打破，我可以在这个锅里添一点新鲜的饭菜，能够对你有激励作用，这就是90年代开始形成的，不破坏原有的大学管理体制，不破坏原有的大学这种资金投入体制，在这个基础上给它添一些新的，用项目的方式对大学进行激励教学。

       1993年，当时就是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前沿学科，当时就有100所学校在计划内，想法也写进当时的中国教育发展规划纲要。1995年成为国务院实施的一项措施，实际上1994年就拨了第一笔钱，第一笔钱就到位了，1995年成为国家行为，在全国实行。1998年正好是北大建立100周年，当时江泽民同志到北大去就提出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1999年把江泽民提出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作为一个政府行为让各个高校实施，就这样出来一个“985”工程，总的来说“985”和“211”当时的一个目标是，在大锅饭体制下面采取一个措施，对一些办得比较好的学校，对一些有可能走上前沿的学科，走上前沿的学校，走在世界前沿的学校进行激励。

       王旭明(语文出版社社长、前教育部发言人)：首先我想说有一种思想方法，就是一方面当我们在不断前进的时候，应该在前进中不断反思过去，而且是在反思的过程中继续往前走。另一方面，所谓破坏性，在还没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就把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某个方案给破坏掉，比如说高考。大家都知道高考有许多弊端，但是确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受众面这么广、大面积的选拔人才的比高考更合理的一种公开公正方式。所以30多年了，即使有不合理的地方，也应暂时留存，因此我对高考的原则就是弱化弱化再弱化，强化高考以外其他的东西，实际上最终能达到高考这种不完美的，有许多毛病的人才选拔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我们可能决定不了很多东西，我只是通过上面这个例子，这两个事情来说我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一个路径。

       对于“985”和“211”工程，毫无疑问我们都清楚，用抓工程的办法抓教育是荒唐的。但是我们还说在中国的国情下，不要说现在的国情下，我们说“985”是十几年前，这个“211”小二十年了，那么在那个时候，除了用抓工程的办法促教育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促进高等教育的资源分配呢？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没有，所以我觉得用抓工程的办法来推动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目前来说仍然是一种可行的办法。那么可行的办法不代表它就合理，不代表它就完善，那就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了。“985”、“211”历经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今天该怎么走，这个倒是最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分两步，对过去20年我们要认真反思，反思在发展“985”、“211”过程中有哪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哪些可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之后的“985”、“211”还要继续往前走，我们又怎么样继续改进和完善。

       当然我和某些学者的思路可能不太一样，学者的思路是现在应该停止，但如果停止了，我们的国家财政资源拿出来怎么分配？在目前这样一个法制不够健全，各方面制度相当不完善，高校的校长和书记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怎么分这个资金？就是说，我们推倒了“211”、“985”，我目前没有发现更好的新办法，所以我认为就当前的“211”、“985”工程来说，与其说取消，不如重在考虑怎样做得更好。

    行政主导的体制不变难言教育公平

       储朝晖：“985”和“211”工程是在变化的，但是变化又是多种方向的，一种可能引发它发展得很好，另外一个可能引发它怎么用这个钱，怎么分这个钱，然后怎么让这个钱用了以后马上见效，这些方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当一个学校是一个健全运行体的时候，这些问题可能不存在，当一个学校可能把很多的精力关注在要拿到这个钱，要把这个钱按照一年度的预算，一年一年把它用完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效应，现在在产生这个效应以后积累起来，它就会把原来要追求的那个目标抛到一边去了。就回到宏观上，我们是不是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对高校进行投入，现在如果说不用了，我们体制没有变，我们还是行政主导的体制，我们还是计划体制，如果没有这种工程，通过什么方式给高校拨款，这是要解决的问题。

       王旭明：制度带来的成效不大，关键是当初没有订立考察标准，比方说北大、清华要成为“211”大学，除了这样一个空头支票之外，没有人告诉它“211”工程拿到手之后得达到哪些个可以量化的标准，20年以后来检测，确实达到多少个了及格了。当初建立“211”，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量化标准来评估学校达到的成绩目标。

       路鹃(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我想我们现在也面临着一个评估，就是研究生教育的一个评估，取消了这个之前教育部的评估体制以后，现在说自评估，自评估我觉得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不确定哪些标准会纳入它的视线，哪些标准是有效的，现在我们就开始自己去想哪些指标，于是那天我们的院长当时就已经提出了二三百个指标，后面需要材料的支撑，还有各种各样的证据支撑，其实它就是一个量，我觉得延续的还是以前的思维。我想到这个“985”和“211”假如取消的话，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替代，我本人觉得并不是特别乐观，“985”、“211”只是一个壳，如果打破它，但是这个行政思维还在起作用的话，它还有各种各样的替代物出现，那么可能是得不到一个根本上的改善。

       同时这可能产生一个马太效应，像清华、北大这些“985”“211”高校，因为它基础好，进行下一轮拨款、资源倾斜的时候，它得到的就会更多。据我所了解到“985”和“211”政府拨款占到了72%，其他将近1000多所高校分配到的资源不到30%，其实接下来它就是一个不合理的循环。。

       储朝晖：很多人仅仅把它局限在学校层面的变化，但它更深层次的是在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只有把它当成一个政府管理体制的变化，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才有可能改变，实际上我们现在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政府包揽这种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如果不涉及到这样一个体制变革，总是讲把“211”、“985”废除了，那我觉得是没什么作用。如果不对政府管理高校的这种体制进行变革，接下来这个经费的分配什么问题也都不好解决，这两个是联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方向上是没有错的，但是要认识到，它不是一个学校内部的变革，建立专业的评价，这个肯定不是学校内部的评价，也不是学校建立一个董事会就能解决的，它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

    高校腐败背后的制度不合理

        路鹃：到年底了，还有大量的经费现在没有花出去，我们虽然没有拿“985”和“211”的这个工程款，但我们也有来自北京市教委以及各种各样的、顶头部门的拨款，那么这样的一些专项经费花起来是非常痛苦的，可能有很多人就放弃，不花这个钱了，我们当时给了很多指标和标准，说要花到什么地方。最后我们就说不要了吧，但是说不花不行，不花会影响明年拨款。

       如果要向世界一流的标准看齐，那我还举一个SC I的例子，SC I的例子这两年我们年均是10 .5万篇，这个数量非常客观了，但是篇均这个引用次数仅仅只有6.21次，这个是低于世界SCI引用率的60%，是不足世界引用率的60%，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指标，是不是还有一个本地化，就是在地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不是还要针对各个老师，就是各个学校自己的一些诉求，它的需求。我不了解哈佛、耶鲁，但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中文大学，中文大学也是全球百大，他们的那个拨款是怎样的，它可能就是钱投进去，不会问任何的事情，过程也不会干预，但是它可能事后有一些专门的会计，或者审计的这个组来进驻，审查你这个票据有没有作假的问题，过程没有我们这么复杂，我们尽管是层层核实，但是免不了今年还出了这么几起高校系统内的科研经费套取。

        储朝晖：行政部门要真正管好高校，就必须要真正通过一个专业组织，专业机构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如果完全靠自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比如经费问题，只有一个专业组织搞得清楚，这个钱应该是怎么用才是不会出大问题的。行政部门能想到的是从财务制度上来卡住高校，而没有想到怎么让这个钱用得更有效。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所以造成现在我们高校里许多说是腐败，但是实际上这个腐败背后有一个制度不合理的问题，有一个管理方式不恰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有的高校财政投入，就包括整个教育财政投入，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来让这个资金更有效，让这个资金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从专业角度能够发挥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制度的完善，可能还要很长的时候，而且很多人的理念、观念是不一样的，政府的想法跟老百姓的想法，跟学校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王旭明：我作一个补充，就是他们两位刚才说高校的钱怎么花，要有一个专门的组织，这都毫无疑问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现在必须得说是，第一道德自律，大学精神的弘扬，这个必须得加强，不能说因为制度不完善就钻空子。现在挪用经费的问题，绝大部分挪用科研经费的问题，绝大部分不是说钻制度的空子，纯粹就是骗钱、套钱，这是道德自律。制度健全永远在路上，不能因为在路上就可以钻空子，尤其是大学老师、大学领导，所以现在大学出来的一些伦理法规问题，绝大部分都不是制度不健全的问题，都是道德自律不够的问题。其次当然就是法律法规，包括各种规章，法律法规的问题我特别强调一条，就是校内的各种规章制度，现在不能让校长一个人说了算，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我国高校目前的管理体制，这应该是责权利益制的。第三则是要加强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