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通史》
发布日期:2018-01-26 浏览次数:912
国人素有读史之传统，读史可以博识、明智、知兴替、正得失。有学者曾言“历史是中国人宗教”，世界文明古国中，像中国那样重视历史的亦绝无仅有。从史家绝唱，无韵离骚之《史记》，到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之《资治通鉴》，再到卷帙浩繁、帝王钦定之全套《二十四史》，这一系列堪称经典的古代历史著述不只是中国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文字记录，而秉笔直书，春秋笔法之下更彰显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追求，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写作的价值标杆。
然中国历代形成史书、史料，不仅数量上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于普通人而言更是历久难读，难以贯通认识国史全貌。因此，从清末开始，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巨大影响，贯通古今之“通史”价值引起重视，成为史书编写的主流，一大批学人大家加入书写“中国通史”的行列。代表作包括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等。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通史”寄托着一代史学家对国家民族历史命运“何以至此”具体而又整体的探究与省思。钱穆先生言通史要领“要在于能于国家民族的内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他们透过洗练融会贯通的修史功底，盛衰治乱之中的据理体察，是重新审视民族历史上下五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更是唤起国民确立中华民族之文化自信与自强。
纵观当代面向普通民众的通俗版《中国通史》，可谓琳琅满目，层出不穷，亦不乏耳目一新之佳作。近年来热销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以其富有创见的“大历史”观，扎实的考证和研究，雅致而有韵味的表达，丰满立体的历史呈现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力，并成为大众通史阅读领域广受追捧赞誉的难得佳作。但国内通史出版市场更多是千篇一律，彼此抄袭，有动辄百万字、千万字的所谓经典巨制，也有所谓的“一本书了解中国历史”的历史快餐，但往往详则嫌其支蔓，略则嫌于漏，既没有情动于心的历史呈现，又缺乏鉴往知来的历史厚度，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符合时代特色之精品佳作可谓风貌麟角。
相比某一领域或某一时代的历史写作，通史强调范围广大，非有学贯天人，事总古今的本事，难以有所作为，现当代有影响力的通史著述无不是大家学人经年累月，呕心沥血而成，而这对于学尚专门的今天殊非易事。当今的通史写作，一是从体例上，大部分往往难以突破五中传统社会形态的体例，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通史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二是从内容上，更多的是关注政治经济问题，社会生活与文化往往是政治经济的附属品。对于社会生活与文化通史的重视，是让给中国通史走向趣味性、可读性、身临其境的一个途径。三是从思考方式上，今天我们过分学习和依靠西方的学术方式与思考方式来写中国的历史，而缺乏用我们民族自己的方式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四是多人合作完成的方式，常常无法做到内在弥合无间，浑然一体，不但内容缺乏法度，更没有著者统一有力的思想与精神支撑，读来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写”在《说文解字》训为“置物也”。即置换事物的意思。把事物自一处移于另处。绘画叫“写真”，说的也是把事物置于画中。历史写作亦是如此。我们通过历史著述者把历史人物写到自己的书里，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置换，过去的人事通过意象的汉字放置于他的书中。因此，历史写得好不好，或在于翻开历史，古人的道德形貌置诸眼前的那一份身临其境。历史是写作的，历史研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从“写”字上去理解。写得可信，或者说“像”，我们说它符合历史实际，是信史；写得不好，最大的缘故是不像，不真。通史的好坏，在于历史著述者的才情，学养，甚至义理、辞章、考据功夫，本质上更在于作品是否真正呈现出这个民族历史真实的、可触摸的、灵动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情怀，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中国通史》。
中国史该怎么写？
楚狂儿
中国自古重史。从上古史料的汇集《尚书》到孔子编订的《春秋》，从春秋战国各国史官的记录到煌煌典册二十四史，国有国史，地有方志，家有家谱，使中华文明数千年薪火不绝，千古往事，斑斑可考，这种对历史的重视，是人类文明史上独一的，而对史料的保存记录，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贯穿始终。
当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政治极度不满与失望的时候，幸亏还有更为久远、更具精神超越性的历史作为最终的评判者，构成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一种对现实政治和世俗权力的反抗乃至超越。正是凭借一种对历史的高度信任与信念，民族英雄文天祥才豪情万丈地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并得到了后世中国人的深切共鸣；正是依靠历史“天理昭昭”的惩恶扬善之功能，那些良知未泯的普通百姓才能以达观与乐观的胸怀，抱定一颗“相信未来”的心灵；而那些在茫茫暗夜中蜗行摸索的仁人志士们，也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所以，孔子做《春秋》。
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不能忘记，把“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的黄巢，把屠川六十多万，“必人人加刃而后磔之”的张献忠，把疯狂毁灭传统文化，对图书“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等人，描绘成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抬上农民起义英雄历史高位的时候，他自己的悲剧，早已注定。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行文至此，唯有悲哀。
中国文化五千年，是从黄帝开始数起，黄帝以前再推上去，如果照我们旧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是有十二万年之久。现在变作五千年，而易中天先生的《中华史》—这本通俗历史读物出来后，中国文明史只有三千年了！甚而有学者说，中国史应该从秦始皇算起，中国史只有两千年了！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越来越短了！
这些学者作史，延续的不过是五四文青的窠臼，随便抛弃了传统，轻视前人的学问， 专门疑古，跟着外国人贬斥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所作的史，或许考证精详，罗列各种器物佐证，可是，历史，仅仅是冷冰冰的事件和数字吗？
且不谈国史，仅仅从民间的族谱史料来看，对比各地的“祠堂”和“族谱”，那种“慎终追远”的精神，以及旧式“祠堂”家族的“家规”，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古代政治制度，从政的官员那么少，社会治安、保安人员几乎没有编制，它用什么方法、什么体制，能够管理好那么一个偌大的中国，并延续了数千年。
中国史，从来不仅仅是历史。
现代学术研究，分工很细，尤其历史专业，更是划分得清清楚楚，当代学者们最多是研究一个朝代，比如吴晗是明史专家，洪钧是元史专家，阎崇年是清史专家。还有分得更细，专门研究某个人的。现在许多通史往往是很多学者在一起编纂。靠一个人独立完成，要作出中国通史，除非已经练就葵花宝典，成了司马迁的转世灵童。而通俗版的中国通史，恐怕写到最后，只能每一篇都重复两个字：吃人。讴歌吃人者为英雄，这样的笔法其实最通俗，通俗到渗入我们每个人的毛孔，令人不寒而栗。
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
《中国通史》的价值
朱晓剑
最近几年的一种现象是，地方文化通史越来越多，不管内容如何，这类通史都打着这样那样的旗号，以政府工程的形式出现，看上去颇为厚重的地方文化通史，大多是一堆废纸而已，在学术价值上尚缺少可观的地方。《中国通史》这几年也推出了不同的版本，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易中天的中华史等等，看上去很不错，实则距离普通读者的距离很远。倘若有通俗版的《中国通史》亮相，或者是值得期待。
中国的历史书写常常是一部政权更迭、争权夺利的历史，与普通百百姓，以及社会人文科技的演进，尚缺少有可观的记载，如此一来，历史叙述方式没有在价值观上的改变，也就难以让人读着舒服的感觉。
看过美国通俗历史学家房龙书写的《人类的故事》《圣经的故事》，以及《伟大的逃亡》等书，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让人惊奇的是，别开生面的叙述方式，加之对历史进程的关注，尤其印象深刻。日本籍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同样广获好评，作者以拉家常的方式讲述古罗马的历史，从国家与民族、君主与公民、自由与宽容、公平与公正等等，娓娓道来。让你感觉到的是，你不仅在读一部历史，也是在读“一本游记，一本政论，更是一本优美的散文集”。历史固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也得以恰当的叙述方式才能让历史更好看、更有意思起来。说到这里的，不由得让人想起八十年代出现的众多文化大家所写的通俗小册子，这类读物是知识的启蒙和传播。今天看来，这也基本上成了“绝响”。
但《中国通史》的版本虽然众多，除了学者、历史爱好者的关注之外，普通读者又有多少关注，也是一个疑问。如果以价值多元、国际视野来看，在以往的历史事件中，误区却不在少数。且更少有黄仁宇那样以《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切入口来解读历史的方式，以至于历史的演变，显得过于正儿八经，看上去都庄重，却缺少了历史复杂的描述，这样的通史自然是远没有蔡东藩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好看。
那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通史》？窃以为，从这几方面着手或许能看出中华文化的演进：一是需要历史专业上的探索，在史实上以客观的方式叙述，站在大文化背景下看待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以此来重估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二是涉及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传播，以及文化的流传，与不同地域的发展相比较。三是侧重于对社会、经济的关注，包括食物、植物的交流等内容。这当然不能保证就能把历史完全书写出来，但至少比单纯的帝王将相的更迭有意思的多。
若是通史做到这一步也难。在缺乏通识教育的今天，历史学家的研究可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期，尚不能达到“通”的高度，此外还有对历史复杂的解读能力也需有所提升，这其实是需要具有史识的历史大家站在历史文明的高度来叙述历史，而不仅仅是历史的陈词滥调，或者是简单复述。
文化的传承和复兴，更多的是依赖于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倘若我们对历史文化欠缺必要的了解和理解，自然谈国学谈传承，都可能沦为一种口号，与历史传承当然没有多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通史》在通俗意义上，应该是普及中华文化的读本，它所兼顾的是普通读者的需求。这也许是《中国通史》的价值所在。
历史这小姑娘要打扮多少次？
周天晗
历朝历代都有修史书的惯例。本朝以本朝的体例和价值去修前朝的史书，自史记起，有了煌煌的二十四史。经史子集，经和史历来都是读书人的必修。读经不读史则迂阔，读史不读经则厚黑。除了官修史书以外，学者也喜欢自己修史，小到某时某人，大到一朝一代，甚至修通史，而且很多都以编年体为之。最有名的恐怕要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了，编年体史书时间性很强，不仅突出了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更体现了史德和史观。
近代以来，打破了原有纪传体模式的修史，多用编年体通史的方式。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然而并不是所有人修的史书都能为我们所记得。笔者认为，最突出的要数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其次要数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其实和如今动不动就大部头的“中国通史”相比，两位先生所著的著作文字并不多，然而却开了先河。凡是学历史的人，都会去读一读，品一品。无论是否为两位先生的信徒，他们的文字如今仍然是不刊一言，为我们所津津乐道。
可如今在这样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代，许多人都想借由修通史来标榜自己的“学问”和“见解”，以突显自己的学识。而且如今的中国通史大体采用所谓“通俗”的写法，粗鄙而又肤浅，拾人牙慧不说更有甚者把一些野史、非信史，甚至一些对古人的猜测或与今天不恰当的类比直接写到上面，以求“服务”读者。如今市面上，大大小小光怪陆离的“中国通史”、“中国全史”比比皆是，有些更是直接以“帝王”、“宫廷”、“太监”等作为文字的主打，内容方面连一些三流小说都不如，也就是地摊文学的水平。
什么样学识的人才可以写“通史”呢？这其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真正有学识的人从来不敢说凭自己一己之力来修一部“中国通史”，更不会还没有写一个字就满世界去宣传。而恰如钱穆、吕思勉二位先生这样，穷极一生所作，则是他们真正学术精华的结晶。后来人诸如周谷城、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皆是为世人所认可的著名史学家，他们的“通史”同样几乎耗费了毕生精力。今年刚刚在上海三联书店付梓的《国史论衡》也是香港学者邝士元先生心血之作，序言中也不过这样说：“我国数千年历史岂能每事细论？故仅择其较重要者而论析之。”
早在十年前的2004年4月6日，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作演讲时提出，他要写一部《中国通史》，数年来金庸先生每每谈及此事，似十年有余。金庸先生为此部通史的规划无外乎两点：一是要通俗，打破古文正史的写作模式，采用白话小说体写作；二是要强调民族融合，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就笔者看来，金庸先生有志于著成一部通俗化，“使青少年学生更容易阅读”的通史未尝不可，民族融合史观也不过一家之言无可厚非，然而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通俗易懂的历史哪里没有？几乎随处可见。如今的问题并不是通俗的太少，恰恰是通俗的太多了，粗鄙的太多了！我们的青少年如今可曾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人物有过些许的敬意么？通俗化之后，确实使历史更接地气，使高深的学问走下神坛，但是不求甚解、似是而非就会成为主流。另外，有些过往本无所谓对错，若修史者强行将自己的意志加诸史料上，带个读者的将会什么呢？
要我看来，写小说的自然去好好写小说就好；而写历史，则需要真正学历史懂历史的人来吧。
中国史该怎么写？
（作者：高小军）【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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