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应该追求的精神

       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五九年所掀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运动，这在当时叫做“三面红旗”，到一九五九年底破产了。一场灾难降临到中国大陆，据说饿死了不少人，这些不去说他。由于灾难，使意识形态稍有放松，因此召开了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的讨论会。这期间，我因为要讲授“中国哲学史”，写了几篇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在一种教条主义的指导下写的。从学术研究方面说，它是毫无价值的。但从当时的学风说，多少对了解知识分子的主观心态和客观环境，又是有点意义的。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同时又开展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实际上，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就在批评苏联的当权者，这主要是由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起的。但那时还不大公开。到一九六二年就完全公开化了，因此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我当时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曾和几位同行一起写文章批评我们认为那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一共四个人，就起了一个共同的笔名叫“司马文”，就是“四个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意思。当时在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内展开讨论，但实际上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我们与之“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冯友兰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受到了批评，到一九六二年冯友兰又提出了“普遍性形式”问题，以论证有超出阶级的道德原则可以继承。“抽象继承法”认为：对历史上的哲学家提出的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我们不能继承；但其抽象意义，则可以继承。例如，孔子的“仁”是“爱人”的意义，所爱的“人”是有具体含义的，这无法继承；但我们把孔子的“人”的内容具体抽空，那么“人”就只有其一般的或抽象的意思（即人之所以为人者），那么这个“仁”的“爱人”的意义就可以继承了。关于“普遍性形式”问题，是冯友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出论证“超乎具体意义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哲学命题则可以继承”的根据。在这里我先把冯友兰引用的一段文字录下： 
       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基于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就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冯友兰认为，既然存在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那么就有某些超于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说有“超阶级的思想”，而“超阶级的思想”就是“没有阶级性的思想”。从这里，冯友兰又提出没有阶级性的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是可以继承的。冯友兰的这一思想，显然和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不相符合，必然要受到批评。我们“司马文”也参加到一个批评冯友兰的行列之中。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有一条马克思的边注：“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contra（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思想家的自我欺骗和分工。”我们则抓住这条边注，认为“共同利益”只是思想家的自我欺骗这些反对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这就是说，“新阶级”给自己利益“以普遍性的形式”，而且起初某些思想家真诚的认为如此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共同利益”，“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无非是“思想家的幻想”。一旦“新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他们就会把自己利益说成是原来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因而在“新阶级”所鼓吹的“共同利益”的掩盖下实际上有的只是他们的“特殊利益”。这就是说“新阶级”提出的“共同利益”，就其实际意义说只能是“新阶级”的思想家的自我欺骗。 
       我想这里或者有一个根本性的方法论上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学术讨论（或思想批判）都必须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找到理论（或者说是言论）上的根据，才能使参加讨论者的论点可以有立足之地。在这里，我们不能去讨论这些革命领导人所说的话是否正确，我们必须把他们所说的话当成真理来崇拜。可是，马、恩所说的、所讨论的已是一百多年前的实际问题，是不是对今天都适用？显然不能说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那么，为什么只能随着他们的路子来思考问题呢？无论是我们这些小喽啰还是大学者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在挖空心思地在伟大革命领袖的著作中找自己写论文的理论根据，没有根据时代前进的实际、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哪里会产生适应当前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理论？我们必须抛弃把革命领导人的著作中的每句话、每个论断都作为真理，我们应该用“求真思想”来代替只言片语的“引经据点”，这样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的积累来捕捉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新问题，并用我们的智慧之光找到解决新问题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套新理论体系，这才是我们学术研究应该追求的精神。让求真思想引导学术研究的万古常新的精神。

（作者：汤一介 乐黛云 汤丹 汤双）【来源：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