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在国际上越来越吃香吗？

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概念后，有关它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激辩接踵而至。“北京共识”让中国发展模式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对比。按雷默的说法，中国模式不是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在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下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和小政府，它寻求的路径是变通，它“不相信有万应灵药”。

只是，“北京共识”很快变成了由国家主导发展的一种威权模式。对其适用性的辩论所形成的看法通常是，这种新共识在国际上并不受欢迎。就连大部分中国问题观察家也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国情太过独特，并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

过去两年，这种观点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震荡中受到重创，如今正受到崭露头角的“中国模式”的挑战。这不是一哄而上地转向一种新的发展教义，而是逐渐朝着认清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更加折衷的观念转变。

一定程度上，新的中国模式的出现背景是雷默最初提出的概念，它强调非传统的经济政策手段，包括混合所有制、基本财产权和大量的政府干预。最重要的是，它蕴含如何面对发展挑战的新理念，这种理念与“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照。

要知道，“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一直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面临发展挑战的国家总是会挑选一整套政策中的部分内容，把它与独特的国情和其他国家——通常是更成功的邻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结合起来。不出所料，追随“华盛顿共识”一刀切方案的经济体乏善可陈，墨西哥就是试图遵循这一政策处方的典型，但它依然表现欠佳。

新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包括了“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内容，但不那么教条。它们的基本共同点是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调个人积极性和企业家精神，以及政府要为经济繁荣创建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全新的，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个模式的第一个方面也许最为核心。它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能有效落实政策的相对清廉的政府机构。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在政策实施上一贯相当有力。随着习近平2012年底发起反腐运动，中国经历了也许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贪腐行为和官员的清洗。不是说这个运动没有问题，但它有两个基本效果：得到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的认同，减少了中国体制中最肆无忌惮的腐败行为。

这一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基础设施，更一般的说法是给发展提供巨大推力。在这方面，中国自己已开始在国外带头作出若干努力，特别是利用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倡议不再强调要进行市场开放改革，这种改革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譬如损害国家的生产力。相反，它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使国家获得直接的经济好处，让这些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

第三个方面是继续强调雷默“北京共识”的中心要点，即实行多种手段齐下的务实折衷的经济政策措施。中国改革经验中一个人们鲜少提及的成功之处，就是不断地尝试。中国设立了不同的经济试验点，如经济特区、工业区和贸易区等，可以通过大量修补性的、自下而上的建议梳理改革方案，同时控制意外的后果。

这种试验方式直接培育出了中国新发展模式的第四个方面。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讲话中表明的，中国的目标是要跻身技术创新和环境观念前列。中国已经在高铁、电动车、量子通信等尖端技术发展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背景，是私人企业不受约束，同时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与“华盛顿共识”原则截然不同的是，这种个人积极性与国家大规模投资引导的结合，虽然需要顾及各国国情，但它具备应对各种发展挑战的广泛适用性。

最后一个方面也是最新的。此前中国领导人始终避免提出一个全球适用的发展愿景。在改革时代早期，党代会的思想主张是专注中国自身的发展挑战。而这一点正在改变。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其中心是要在发展中以人为本，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强调GDP、企业或市场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这一愿景超越了中国人自己，而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九大过后，中共于2017年12月初举办了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对话。会后发表的文件被称为“北京倡议”，它直接建立在十九大新的指导理论之上，认为中国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示范。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提出一个全球性构想是前所未有的。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使他们能够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国际性倡议。也因此，中国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经验规划出新的愿景，并认为自己承担着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判断全球是否接受这些做法为时尚早。尽管如此，新的中国模式的某些内容已经被发展中国家采纳。例如沙特就成为看似不可能、但最近的举措显然与中国模式类似的应试者。它的“2030愿景”旨在减少王国对石油的依赖，使经济多元化，并在各个工业领域成为领先者。这一愿景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经济活动，还包括诸多社会和文化改革。事实上，它的许多发展努力与中国的做法类似，并与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计划相契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还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像极习近平在中国为根除腐败所作的努力。

“2030愿景”因为野心过大而饱受非议。它并不是全盘照搬中国的经验，因为两国的情况非常不同。但它表明，新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受欢迎的程度正在上升。这种模式不像“华盛顿共识”那样规定了一整套整齐划一的发展原则，它的配方是概念性的、可变的。也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内在力量：它的开放性质，导致对发展路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其实，虽然“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色，但各国不大可能纷纷接受中国的发展教义。相反，中国模式最大的贡献也许就在于它让人们对经济发展中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有了更多不同的观点。

（作者：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Christopher A. McNally，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来源：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