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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文革”思考之四问

发布日期:2018-03-01    浏览次数:813

一、文革结束,吸取教训没有?

没有,一点都没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

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二、“文革”过去了没有?

“文革”。并没过去!

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

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

今天青年如听海外奇谈。

若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来?

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

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

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

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

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

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

’‘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说罢,哈哈大笑。

他是笑呢,还是哭?

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19665月,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带头批判该校领导人。图为北大附中红卫兵批斗校长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

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

匪夷所思的领袖崇拜

领袖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

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

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愁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

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

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三、受害者们,舒愤懑了没有?

回答: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此前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

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

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

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

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

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

对比何等地鲜明!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不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

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

我认为,有的。

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

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

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

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

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

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也啰唆完了。


【来源:与思想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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