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阿世、不迎俗，以独立的人格，自立于天地之间。”
图片上的人是资中筠，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她的人格魅力与思想的光芒掩盖不住，影响着每一个了解她的人，并被尊称为“先生”。今天博士君将带您了解资中筠的故事。
资中筠
1930年，她出生于上海，这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家门显贵。父亲资耀华，是民国著名的银行家、金融学家。
父亲资耀华
母亲童益君，是一位有着惊人，数学头脑和逻辑思维的知识女性。他们将3个女儿都培养成了，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佼佼者。
母亲童益君
她的二妹资华筠是著名舞蹈家，50年代表演的“飞天”、“孔雀”几乎无人不晓，还曾与周总理亲切握手。
二妹资华筠
三妹资民筠是著名教授、国空间科学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可以说一家人都是各自领域有建树的佼佼者。
资中筠从小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中长大，品学兼优，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她跟随刘金定先生学习钢琴，小小年纪便能演奏巴赫、贝多芬、肖邦、舒曼等世界名曲，中学毕业就举办了一场个人钢琴演奏会。
原本能够一直过着岁月静好日子的她，在考入清华大学时，生活发生了变化。
那是1949年，资中筠刚上大二，北平城正值解放时期，周围同学受到新中国感召，无心学习纷纷南下工作期望报效祖国。
1949年冬天，清华学生曾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资中筠深为农民的穷困生活状态震惊。书斋生活并未给予她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在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中，挑动了那根“担当”的神经。
1950年抗美援朝，校园里更是流传着“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标语，此时的资中筠再也坐不住了，不顾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钱钟书的建议，发动全班女生请愿取消毕业论文，并带领大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
成为学生进步领袖的她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父亲被判成“大奸商”“里通外国”，资中筠在时代的逼迫下不得不与家庭“划清界限”，向组织交出了全部家信，甚至不再来往。想登报申明与资产阶级父亲脱离关系，却未被组织批准，“不符合政策，也解决不了思想问题”。“那时候特别天真，觉得应该表里一致，不能在单位、在机关说划清界限，在家里又和他们聊家长里短、嘘寒问暖……”
幼年熟读的《论语》遭到批判，韩非子反被推崇，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厂里注解着四书五经……当荒谬情境笼罩全国以后，发生思辨的时机到来了。
资中筠中学毕业时举办钢琴独奏会的纪念册，并未成为令她受批判的把柄。但出于君子“慎独”的传统训诲，为了“早日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她毅然将纪念册及照片付之一炬。
在这令人眩晕的“红色浪潮”里，她被分配到国家政务院工作，但由于出生不再“根红苗正”，工作时期倍感痛苦。
在一次采访中资中筠说到“以后回头看，有些事是非常不对的。但那时候做这些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有的人确实很坏，卖友求荣，但有的人是真信。”多年后自省这一生之悔，资中筠想到了《牛虻》。
1958年，资中筠作为“中国人民保护世界和平委员会”工作人员被派往维也纳工作，在这里她遇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陈乐民。
资中筠与丈夫陈乐民
1959年，国内物资匮乏，两人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
回国后资中筠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翻译。
“文革”期间，全家下放五七干校，资中筠觉得不可能回到城市，只想赶快忘掉脑袋中的资产阶级知识，转而在河南农场里认真学起科学种田。
就在她以为要一辈子与秧苗为伴时，命运出现了转机。1972年中苏关系再度恶化，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尼克松总统访华急需以为精通外国语言与美国历史的翻译，于是她再度被启用回到中南海，主管外交工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然而，“又以为新时代要到来了”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资中筠认为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最后表现”，很快灰飞烟灭。资中筠时为美国所所长，既要交代自己的思想，又要“领导”清查运动手下所有人的动向。
“我那时候非常痛苦，就下决心不再说违心话了。”
“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年轻时，总有这么一种追求理想的内心的推动，容易走极端，也促使我后来在愚昧时期愚昧到这样的地步。”
林彪事件后，为了批判周恩来，竟搬出本不姓“周”的周公。知识匮乏与逻辑荒谬，令资中筠深感这出荒诞剧已经乱了套。
经历了起起落落的资中筠，心中买埋下了“疑问”世事的种子，进入八十年代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被逐步冲破，市场经济开始不断发展起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逐渐从迷思中回归自我。
少女时代曾寄托于家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越来越转化为看不惯纷扰社会现象的“欲罢不能”。
她对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格外珍惜，并觉得终于能“我笔归我有”了，自此开始了她的自由写作，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杂记，影响世人。
不但出版《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等专业领域著述，还率先提出了影响学界至今的观点，如美国对外实行霸权，对内实行民主，并行不悖；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等。
她又与丈夫陈乐民一道，从共同的关注与旨趣出发，编撰《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书系等，致力于“传递启蒙的光”，笔耕不辍不外乎讲明一个道理：启蒙就是要回归常识，不是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民众启蒙，而是大家互相启发，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回归逻辑。
在袁伟时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三纲影响，包袱很重，难以从对上服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从人民转变为公民。多年后资中筠也深刻自省“士”之“道统”与“家国情怀”。
与丈夫陈乐民
资中筠的丈夫陈乐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院前所长，中国欧洲学会前会长。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工作时，只有李一氓和夫人，资中筠、陈乐民和一个四川厨师。那时纪律严格，要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起，怕被绑架或自己跑了。资中筠只能跟陈乐民同行。
1956年，匈牙利发生反苏大游行，工作人员只剩下他们俩，加上一个厨师。两人因“共患难”交往密切起来。后来，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赶到芬兰，他俩又在那里待了三个月，关系更进一步。
1957年7月，国内正在反右，资中筠和陈乐民暂时回国。领导动员他们说，你们干脆结婚，出去也更方便。于是他们去登记了，占用了一间集体宿舍。举办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婚后，他们又回到了维也纳，到1959年回来。
半世纪的相携相处，资中筠、陈乐民之间可以用“精神的”和“默契”来概括。80年代初，资中筠首次赴美做访问学者，陈乐民穿着露出棉絮的破棉袄上班。资中筠回国后，女同事开玩笑说，老陈活到五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资中筠反唇相讥说，我们同病相怜。陈乐民从不要求资中筠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而资中筠则说陈乐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大男子主义低级趣味的人”。
80年代中后期，两人先后进入社科院工作。有段日子，午晚餐和下午茶成了他们交换心得的时候。一杯红茶，几块小饼，两人都感觉别无他求。
2007年7月，某电视台到家中采访，当月适逢两人金婚纪念，要陈乐民当场给资中筠写几个字。陈乐民挥毫写下“志同道合，相互提携”几个字，这成了资中筠从陈乐民那里获得的最后的礼物。
资中筠在谈及丈夫陈乐民时说“他对我最大的理解和支持就是对这“平等观”的尊重。是由衷的，不是迁就和被动，是出自他自己男女平等的理念，也贯穿在他对其他事物的态度中。他从来不要求我做传统意义上的贤妻。”
陈乐民离世大半年来，资中筠沉浸在悲伤中，用许多事塞满时间，塞满脑子，想要忘记自己余生将独处的前景。
和女儿一起整理丈夫的遗物、遗稿时，发现有很多的未发表的文稿、笔记，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到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资中筠说“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
“八十后愤老”
如今，八十八岁的资中筠仍然思维清晰，表达通畅。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后，她笔耕不辍，将经历抗战、内战、建国、“反右”、“文革”、改革开放至今的所思所感沉淀下来；又奔走呼告，不断重复启蒙、民生等话题。
曾经也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受“慎独”驱使烧掉青春纪念册、下放干校饿到浮肿依然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如今，年纪越大，资中筠反而越不能淡泊，因为被“太多太不像话的事”推动着，变成了“八十后愤老”。
想通了父辈人的命运，才想明白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满头已爬满银丝的她，说起年轻时的理想，依然有不改初衷的执著。
资中筠曾戏称自己这一代受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这令她有幸赶上了公民教育的末班车。自小学的“公民”课起，要学习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与行为规范；中学的英文课上则朗诵《独立宣言》。
如今社会上再度提倡回归传统道德，大讲忠孝节义，甚至要求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对此资中筠放言：“我们有些制度和政策是逼良为娼的，老是做好事得不到好报，走邪门歪道容易得到好处。提倡回归传统道德，不要与国际接轨，这个属于有害的。我们现在正好就是需要开眼看世界（这就是博士学子圈一直提倡的），应该进行公民教育，了解现代的公民应该有什么社会义务和权益。”
对资中筠来说，古典传统教育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与独立人格的传统，与普世价值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并不矛盾，合为她幼年教育的“底色”，也成就了其理想主义情怀。
2000年至2005年资中筠担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及客座教授。
2002年出版第一部随笔作品集《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2004年被中国翻译协会评为“资深翻译家”。
2011年10月8日发布了新书《资中筠自选集》。
2009年，资中筠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2012年7月18日，她在香港书展上说：“在权力不受监督的情况下，官员必然腐败，以德治国不再适用于现代中国。对于中国的海外形象，中国宣传软实力，只要发生几宗‘被自杀’事件，在国外开多少间孔子学院，都救不了中国的面子！”
有记者对资中筠提出：“中国社会除了腐败问题，也会有一个阶层固化的现象，‘富二代’、‘官二代’占据最好的资源，上升渠道的阻塞，会让很多人对未来丧失信心。”她答复说：
“你说的社会流动性问题，确实是现在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国力比较强、有活力的社会，应该是流动性比较强的社会，假如要是哪个阶层的子子孙孙永远就属于哪个阶层，年轻人认为没办法通过努力就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中国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社会的不幸。 当然也不能说现在完全都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并不是说你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就永远没有出路，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的空间还是有的。年轻人不能以此为借口，觉得一切都是白搭，用不着努力，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你又没有准备好，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资中筠对于中国教育深感痛心和担忧。曾表示，中国目前的教育方式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同时对中国大陆大学的课题制提出批评，认为其完全破坏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对985工程和211工程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允许私人办学。
资中筠认为中国重官轻学、官本位的教育现状不改变的话，中国人（人）种（性）会退（恶）化（化），她举例称1991年清华80年校庆还算正常，到90周年校庆时，某大领导要来参加校庆，而且校庆上第一位讲话的人不是清华毕业生，而是官员，从那时起，返校节开始变味。到了100周年校庆时，完全变味，，按级别讲话。
作家毕飞宇评价她：“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她的风度和气质属于‘那个时代’，在今日中国几成绝版。”
【来源：博士高管汇】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