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中国人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贡献，远非“四大发明”所能涵括。例如中国建筑、丝绸、瓷器，对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引领，不亚于“四大发明”。以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窰”为代表的“宋瓷”，达至中国古代青白瓷的最高境界，而令后世无法企及。就像书法至东晋王羲之达至顶峰，其“书圣”地位千古不易。宋瓷在金、元、明、清，被作为帝王艺术收藏鉴赏专利，歷代相传并被仿製，一直是“活文物”，至今主要收藏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一、二）。其中金章宗是宋徽宗的艺术“粉丝”，清乾隆帝简直生活在宋瓷氛围里。元明青花、釉里红，明斗彩、五彩，清粉彩、珐瑯彩等，各色彩瓷，推陈出新，争奇斗艷，但要论高雅纯洁的青、白釉瓷，却非宋瓷莫属。
“海丝”拉动，御窑拔萃
宋代，一个创造了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而又饱受异族侵略、被迫一退再退的时代，“文治”太盛，“武功”太弱，而“长使英雄泪满襟”。当歷史烟云散尽，人们兀然发觉它原来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笔者认为说宋瓷，首先要充分认识“大宋瓷”，即宋代製瓷业的空前发展繁荣。“内需”姑且不论，套用今天“出口拉动”理论，“海上丝绸之路”巨大发展，对外贸易空前活跃，刺激了製瓷业空前繁荣。当时实行“银本位”货币政策，加之两宋先后年年向辽、金、元缴纳大量金银财富，而内地本不出产白银，政府于是大力鼓励对外贸易换回白银。瓷器当时作为中国人的独门绝技，海外市场有广泛需求。而瓷器比丝绸成本较低，加工较容易，因而利润更高。市场需求、利润、政策等各项因素，成为促进宋代製瓷业发展的内外动力。前些年发现的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一次出水瓷器一万九千件，考古界估计南海共有宋以来沉船二千多艘，可以想像当时有多少瓷器走向海外。
有了整体製瓷业大发展的基础，才使得皇家有条件在民窑里择优录用。后世通常所谓“宋瓷”，实际上指当时“供御”的小众瓷器。北宋先是选中河北曲阳民间“定窑”烧製宫中用瓷，比如“官搭民烧”；接着宋徽宗政和年间，选择河南宝丰民“汝窑”烧製官汝，歷时十馀年（大约一一一一至一一二六年）；宋徽宗大兴土木兴建御苑艮岳，宣和年间（一一一九至一一二五年），又在河南禹县民“钧窑”基础上烧製官钧，歷时七八年。后世所说宋“哥窑”，其实是宋高宗南渡后不久，于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设立的“修内司”，在杭州郊区凤凰山下设官窰烧製；后来大约在绍兴十三年（一一四三年），修内司在临安郊坛（相当于明清天坛）下，另设新窑专供御用，产品就是后世所称宋“官窑”。宋代“五大名窑”，是那时星罗棋布的瓷窑中出类拔萃者，其硕果仅存的御用名器，成为传世珍宝。
“道”“器”结合，儒雅气质
大概说来，宋代官窑瓷器属于龙泉瓷体系，青釉，釉色有的与汝瓷相似，釉面往往有冰裂纹大开片。哥窰灰白色釉，釉面有密集的开片，裂纹呈金色、褐色交织，习称“金丝铁线”。汝窑也属于龙泉窑青釉系列，釉面往往有冰裂纹开片。定窑属于典型北方白瓷系列，器表刻花，因为在瓷窑里是覆烧，碗盘等器具口沿不能施釉，进入宫中御用，就在碗口、碗底等茫口上包镶金边、银边。钧窰瓷胎厚实，釉层浓厚，釉色在烧製过程中发生“窰变”，呈现出玫瑰色、天青、豆青等斑斓色彩。
明清至今，有关宋瓷艺术成就的论述多不胜数。在笔者看来，宋瓷之美，根蒂在于，它融会了之前中国人传统的“道”、“器”之分，将宋人纯文人化的思想情感、道德情操，成功地陶钧在一件件色泽单纯、品质纯粹的青、白瓷器质里。宋瓷的根本特徵，在于其蕴含的人文情怀、冰雪情操，表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文人气质。这就好比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儒雅”气质。
我们最古老的文化典籍《易经．繫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无形的是道理，有形的是器具。道与器相结合是变化，推动实行是融会贯通，将其推广而造福人类，就成为伟大的事业。后世特别是魏晋“玄学”兴起之后，贵族、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崇尚探讨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而不屑于关注具体器具。
另一方面，从北宋开始，改变了唐以前实行的“贵族政治”，全面进入“精英政治”时代，依靠科举制度，把优秀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统治机构。皇帝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画家。精英知识分子担当起领导国家和民族的大任。于是有了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深沉担当。也因为道、器结合，“知行合一”，宋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重，无论在火药、航海指南针、活字印刷等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器”方面，还是程颐、程颢（北宋）、朱熹（南宋）在意识形态的“道”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从北宋起，帝王带头参与瓷器製造，实现“道”与“器”的结合，製瓷终于成为国家的一项“事业”，“景德镇”（因宋真宗年号而命名）、CHINA（昌南），也逐渐享誉全国、走向海外。
圆方造型，人生境界
故宫博物院藏“汝窑三足樽”（图三），高十二点九、口径十八、底径十七点八厘米，清宫旧藏。其形制仿汉铜樽，又似传世“新莽嘉量”，直口平底。外壁上下两边缘，各凸起弦纹两道，中部凸起弦纹三道，用以增强器壁的强度。造型规整、典雅、端凝。里外皆施天青色釉，介乎青蓝之间，色泽莹润光洁。釉面自然分布错落有致的细微“开片”，那是因为瓷土胎体与釉料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的烧成现象。通体感觉如玉如冰，中和蕴藉，令人联想到孔夫子所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底部有五个烧製时留下的小支钉痕迹，是汝瓷的重要特徵。
故宫博物院藏“官窑圆洗”（图四、五），是洗笔所用盛水器，高六点四、口径二十二点六、足径十九厘米。里外施粉青色釉，釉汁浓厚油润，有如堆脂，细腻光滑，幽雅凝重。窑艺师在烧製这种瓷器时，先素烧坯胎，然后在坯胎上多次上釉，达二毫米以上，好比雕漆反覆上漆一样，以至釉层的厚度往往大于坯胎的厚度。这样工艺繁复的器物，要选用优质的松柴作燃料，人性化加工，不愠不火，深入肌理。为避免烧製时支钉黏釉，採取将圈足低端去釉，垫饼装在匣钵里入窰。所以此洗圈足矮宽，足底无釉，露灰褐色胎体本色。此器直口微敞，造型大气，底里坦坦荡荡，器壁英挺坚实。清乾隆帝为之倾倒，在器底题刻，特别强调此器寓意“盂圆”的哲学内涵：“讵必古时无碗制，由来君道重盂圆。”先秦著作《尸子》记载：“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人君好比水盂，人民好比水。水盂是方的，水盛在里面就是方的；水盂是圆的，水盛在里面就是圆的。人君要为民表率，为民立极。
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南宋另三件“官窑圆洗”（图六），以及几件“官窑圆盘”（图七、八），那圆润的造型、温润的色泽、明洁的品质，与宋人王柏的论述：“风定水止，月印万川，阴阳不独，动静不偏，既静復动，太极炯然”（《鲁斋集》），朱熹“月印万川，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朱子语类》）的明月，何其相似！程朱理学喜欢设喻说理。万千河水中的月亮，其实都是高天明月的影子；人间的万象真理，其实也都是天地之道的影子。这好比屈原《橘颂》赞颂橘树：“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宋汝窰、官窰那如冰似玉的洗、盘，早已超越了器本身，而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託。
宋“官窑方花盆”（图九），高九、口径十五乘十五、足距十三乘十三厘米。这种方形瓷器的烧製，大大难于圆形器具。清代乾隆皇帝赏析时指出：製造烧瓷用的陶范，方形的远比圆形的困难。因为方形陶范在窰中难于均齐平正，而且火候稍过，陶范就会走形生窳。除物以稀为贵之外，方器还寓意方正的人品：“方难圆易如人品，取美弃瑕亦理宜。”（乾隆帝《咏官窰方缾》）。为人处世圆通容易，端方正直却是最难！圆、方两种经典造型，恰可表达古人“智欲圆、行欲方”（《文子》）两种境界。分析歷史不难发现，知识分子型的人们，尤其容易与宋瓷产生共鸣。
艺术魅力，征服敌人
文明的力量是恆久的，俘虏了徽、钦二帝的是金太宗完颜晟，六十年后，其曾孙金章宗，却成为宋徽宗的“粉丝”。他是第一位与宋瓷产生共鸣的皇帝。南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章宗效徽宗”事迹：“章宗凡嗜好、书札，悉效宣和（指宋徽宗），字画尤为逼真。金国之典章文物，惟明昌为盛。”文化艺术的魅力征服了敌国的帝王。金章宗在生活情趣、文化艺术等方面，极力仿效宋徽宗。写字专学宋徽宗“瘦金书”，画画写仿宋徽宗“院画”；宫中蓬莱院陈设的瓷器、玉器、文玩，多是宋徽宗宣和时期的宝物。为原汁原味创作出北宋的书画，他花费黄金一斤，买到宋徽宗“苏合油搜烟墨”。他又按照宋朝的典章制度，建立起金人的文化制度，包括诏建太学，太学里布置古今图书、三代鼎彝，举行春秋“释奠”祭孔大礼，实现了文明的进步和提升（以上据《书史会要》《大金国志》《太平清话》等）。
乾隆皇帝，精研宋瓷
宋代高度文人化的文化风尚，感召了清代帝王士大夫。清代官方文化以六朝为最高追求，学宋优于学唐。乾隆帝痴迷宋瓷，以至于认为只有宋瓷才是瓷：“周尺将盈尺，宋瓷方是瓷。”（乾隆帝《咏官窰盘子》）这不但因为宋瓷的艺术成就，还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看到书案上这件静穆的圆盘，就想到为君者的歷史使命，“独切水圆思”。
乾隆帝把传世宋瓷安排在自己的书房、卧室，让自己生活在宋瓷构成的艺术环境里。吃饭用宋瓷碗，睡觉枕着宋瓷枕；文房里用着宋瓷洗，琴几上陈设着宋瓷花瓶，写字垫着宋瓷臂搁；庭院翠竹下，放置宋瓷钧窰花盆……故宫宋瓷有不少器底刻着乾隆时摆放地点，例如养心殿写字间“明窗”、养心殿书房“长春书屋”、中南海“瀛台”（图十）、“建福宫竹石假山”。对于研究心得，就赋诗或题语，命玉器作的匠师铭刻器底。
他曾在库房里先发现一件宋瓷臂搁，于是作诗《题宋瓷臂搁》，称赞其“盈手竹裁节，通身冰裂纹”，垫着阅尽千年岁月的瓷器，激发出迁思妙想，于是设想送给他仰慕的书圣王羲之（字逸少）：“持将赠逸少，作字换鹅羣。”后来意外又得到另一隻，这副臂搁居然恢復了原配。因此兴奋不已，再做《宋瓷臂搁》诗，“后先合德相为犮，官窑修内陶成后。瘦金笔法搁臂肘，羲之悬腕或弗取。……”由“铁足淡青”、“通身冰裂纹”可知，这副臂搁为南宋官窑瓷，上面有宋徽宗瘦金书题语及易象图案。
像金章宗一样，乾隆帝也酷爱宋徽宗的书法，甚至爱屋及乌，对艺术天才宋徽宗不幸下场生出几分同情和怜悯。他由一件宋瓷骆驼产生“瓷谶”的想法。《宋瓷骆驼》诗夸赞这件沙漠之舟塑造得好，最后感嘆，宋徽宗造出这件艺术品本是清赏雅玩的，怎料成为被俘流落金朝五国城的谶语：“修内陶成供秘玩，讵期五国伴愁嗟。”清朝皇帝一向自认是金朝帝王后裔，面对这件艺术佳作，乾隆帝选择站到宋人一边。
乾隆帝对宋瓷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例如指出“修内司”执掌皇家用瓷製造，宋代有官、汝、钧、定四窑口；器底外壁的“甲”、“乙”等字样，代表窑口及其等级，为修内司评定：“官窑为甲哥窑乙，修内定评出宋瓷。”（《咏官窑方瓶》）宋瓷之美包括“芝为华彩玉为肌”的质感，白描式造型：“恰似白描吴道子”（《宋瓷胆瓶》），还有其反璞归真的情趣等等，至今都有参考价值。
（作者：姜舜源，中国歷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来源：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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