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且性情“相近”，是后天习得的差异使人的性情逐渐“相远”，故“苟不教，性乃迁”。所以，当我们发现在一个社会中“怀疑”已经成为“病态”的“习惯”时，恐怕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为什么会“被怀疑”乃至“不被信任”。
当我们所遇到的事物与以往的印象对不上号时，就会产生疑问，继而就会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类似这样的质疑可能有三个方向：反思感觉是否出现了问题；反思以往的经验是否出现了问题；没有确定方向的发散性检讨。如果能够很快地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么疑问就会消除；如果一时半会找不到答案，疑问就成为悬疑。这样一来，以后再遇到相同情况时，由于即时的感觉或以往的经验似乎不再可靠，怀疑就产生了。
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且性情“相近”，是后天习得的差异使人的性情逐渐“相远”，故“苟不教，性乃迁”。所以，当我们发现在一个社会中“怀疑”已经成为“病态”的“习惯”时，恐怕首先要反思和检讨的是为什么会“被怀疑”乃至“不被信任”。以医患关系为例，笔者就认为政府部门、医护人员、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先说社会公众，现在相当多的人都对医疗服务表示不信任，认为医院和医护人员就是为了赚钱。于是便引申出一种新的刻板印象，不肯出钱或出不起钱就得不到好的医疗服务。更麻烦的是，这种经验还得到了民间习俗的支持。中国古代的神医传说给一部分人一种信念：只要肯花钱，找到好医院、好大夫、好药，什么病都不在话下。事实上，即使是古代神医也为自己设置了一道最后屏障：我治得了病，但治不了命；病人死了，叫做命当该绝。但是，现在无神论了，不相信命运了，这道屏障便也荡然无存，这便使由怀疑和不信任导致的医疗过程中的社会风险陡然增大。
再说医院和医生，当他们的收入大多来自于医疗服务的“创收”时，经济效益必然是首要的考虑。在这样的背景下，“非营利”只是一句空话。加上社会公众的一系列认识误区，再加上有“专业医闹”的掺和，医患关系的社会张力愈演愈烈。当医院和医生不再被信任时，他们的自我保护也走向了极端。
还有新闻媒体，一部分新闻记者和编辑的无端猜疑甚至是编造假新闻，对医患关系的恶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不但戮害了无辜的医院和医生，最终也会使新闻媒体本身也不被信任，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所有这一切，可能最后都要聚焦到政府有关部门身上。首先对医疗服务投入太少，造成医院和医生必须靠创收来维持运营。但这个经济上的口子一开，管理上必然难以约束。其次，医疗卫生的管理部门把自己定位于全国医院的总院长，看似处处为医院、医生着想，其实处处事与愿违。再次，把科学管理绝对化，幻想用所谓的大数据和绩效考核就能把医疗卫生事业管好，其实是懒政思维。可以说，如果把人文关怀——包括对病人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对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置诸脑后，结果必然是越搞越糟。
至此，“习惯性怀疑”是社会病态吗？答曰：又是又不是。这令我联想到一则寓言：有个农夫把斧子丢了，怀疑是他的邻居偷的，于是便抵近侦察，发现他的一言一行简直都与偷斧子相关。但是，后来农夫的斧子在一个犄角旮旯里找到了，这时再看那个邻居，哪儿哪儿都不像偷斧子的了。“习惯性怀疑”是否也可以用这个故事来诠释？但是麻烦的是，在当代社会，如果这种抵近侦察掺杂进了“利益”，事情就麻烦了。看人像偷斧子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即使斧子找到了也不肯抹去，反倒将这种怀疑重新固化为经验。我们的政府、单位、媒体、公众，是否有这样的病态心理呢？恐怕是有的，这更使有关怀疑的讨论复杂化。其实怀疑这种心态，哪有哲学家、心理学家讨论的那么纯粹。
（作者：唐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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