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崇拜”与“为民用权”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权力崇拜”的社会。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深入到民间社会，从观念意识到宗族、结社都受到国家权力控制。政治权力掌握大量资源，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宗法制度还是郡县制度，国家权力总要尽可能地向社会延伸。实行编户齐民，由国家权力机关直接进行统治。由于国家权力无比强大，传统的社会结合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截然分开、彼此对抗的关系，而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相互交错、国家权力与各种社会结合交织在一起。由此，国家权力成为了社会结合的核心，社会结合以国家权力为依托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延伸。这种权力的无限膨胀，就会导致追求权力和滥用权力，并进而产生权力崇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通过科举考试及第当官，成为社会精英的最大追求，进入仕途成为衡量人生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受这种权力崇拜文化的影响，入仕者也认为当上官是个人奋斗的结果，千辛万苦掌了权，必须要拿到回报才行，“当官好办事”、“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腐败也就成为必然。
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的官员必须要与这种权力崇拜观念彻底决裂。反腐败首先必须明确树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力观。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服务于人民。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决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习近平要求党的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起这样的权力观，即“权力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一定要真正在思想上解决入党为什么、当干部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时刻警惕“权力崇拜”意识作祟。为此，经常有组织地进行理想信念和人民公仆教育就十分必要。
“差序格局”与“站稳党性立场”
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所构建起的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说法，这是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在这样的关系格局中，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关系中发生意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日本学者石田浩提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生活共同体，由血缘（宗族）、地缘（老乡）和学缘（同学）等构成了复杂交错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只要一人当官，三亲六故都充满期待，升官者很快就会成为社会关系网的集结点，成为扩大、链接人际关系的目标，而为官者本人也就背负上了沉重负担。由此便出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拉关系”、搞“小圈子”等的不良政治生态。
现代中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这种传统的社会关系及其惯性。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就必须正确处理好自身的各种人际关系。习近平曾在中共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必须提高警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对领导干部拉拢腐蚀的手段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隐蔽，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结交权力”。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兰考调研指导群众路线教育时着重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四点要求：一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做到既有人情味又按原则办，特别是当个人感情同党性原则、私人关系同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必须毫不犹豫站稳党性立场，坚定不移维护人民利益；二是下决心减少应酬，保持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多学习充电、消化政策，多下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多系统思考和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自觉远离那些庸俗的东西；三是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不搞“假大空”；四是对一切腐蚀诱惑保持高度警惕，慎独慎初慎微，做到防微杜渐。这四点告诫完全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状况和官员从政生态。如今，不少人常说当官很累，正是因为被各种关系所牵累，而只要坚持原则，摆脱各种私人利益关系的羁绊，自然会身心轻松，专心工作。从中亦可看出，从组织上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社会交际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实属必需。
“潜规则”与“清正严明”
在“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当中，人们遇到事情往往会认为只有通过私谊性质的关系网才能顺利解决，宁可相信个人关系，也不走正常渠道，由此就形成了各种所谓的“潜规则”。尽管在一般情况下，依据“明规则”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总有人在个人与公共权力发生关系时，竭力通过亲属、友邻、同学等庇护或服从关系来说情打招呼。关系不分远近，即使是一般熟人也好办事，这就要拉关系。而在拉关系过程中，仅仅依靠人情往往还不够，于是就需要金钱甚至美色开路，如此便易导致腐败。
可见，健全合理的社会行为规范、营造良好的从政生态十分重要。“权力是柄‘双刃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一定权力，为我们创造和提供了为人民服务的机遇，同时也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主攻目标”，而“领导干部一旦放松了警惕，经受不住各种诱惑，就可能搞权钱交易，滑向腐败和犯罪的深渊”。建立公开、正常的办事渠道，就要打破一切“潜规则”。2014年5月9日，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指出：“要坚持清正严明，形成正气弘扬的大气候，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开所有办事规则和程序，方便人们办事，让“潜规则”失去效用甚至成为负担，形成人人都按正常规矩办事的社会风气。
打破“潜规则”还离不开检查监督，由纪检监察部门自上而下地对权力使用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要与自下而上地由人民群众对于权力的普遍监督结合起来。但这种监督不仅要通过民众个体，而且要通过集团性政治资源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内部缺乏集团性政治资源，朋党只是争权夺利的工具，但没有集团性政治资源就形不成对于权力的有效制衡。虽然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个人也可以监督权力，但是由于受个人认识差异和个人利益关系的限制，这种监督往往不稳定、不规范。现代政治学已经证明，作为权力的基础“集体资源优于个人资源，而且这种资源由比较稳定的集团和组织拥有时也更加持久”。建立有组织的人民监督机制，可以使监督长效、稳定，同时在解决纠纷时也会更加理性。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信息学院教授、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特聘专家”）【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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