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88岁的季羡林应邀赴台湾访问。即便是因为健康状况行程受到了严格控制，他仍然坚持来到胡适墓园，凭吊这位曾经的师长。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说：“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
位于台北南港的胡适墓园，一路之隔就是“中央研究院”，院内还有陈列室和胡适故居，三个部分一起组成胡适纪念馆。
半身铜像被蛛网灰尘覆盖
4月11日，深圳商报记者来到这里。却惊讶地发现19年前季先生所描述的“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的情形不复存在。墓园人迹罕至，胡适半身铜像被蛛网灰尘覆盖，暗淡无光，墓园失修日久，已呈破败之象。
陈列室不大，是胡适生前好友、美国人C.V.Starr捐赠建造。展示分为胡适的情感世界、学术文化成就、胡适与近代中国、胡适与雷震等几部分内容，包括著作、手稿、信札、照片及什物等。留言簿上也只看到简体字，工作人员不让我翻阅，并说：“都是祖国大陆访客留言。”
虽然短暂地担任过“驻美大使”（1938-1942），并且曾一度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948），但终其一生，胡适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现代读书人。1938年，蒋介石两次发电报给胡适，要他出任驻美国大使。他复电称：“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为此，他多次写信给夫人江冬秀解释：“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
余英时也曾说，胡适是二十世纪最能继承“以道抗势”传统的知识人。陈列室的资料记载，1957年11月4日，在从美国回台湾就任“中研院”院长的会上，胡适当场对蒋介石的讲话表达异议，令蒋气愤之至，蒋在日记里记录说这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横逆”，批评胡适“真是一狂人”。
以一个学者和读书人来说，胡适的成就自然无须赘言，陈列室就展示了他在全世界获得的36个荣誉博士学位。但从内心来讲，他更接近于儒家，“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的这几句话是胡适毕生推崇的人生态度和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据他1936年1月9日给周作人的信，他心中的“三位大神”是孔子、王安石和张居正。他取于孔子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取于王安石的是“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取于张居正的是“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
胡适和李大钊有过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提倡“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大家多认为他强调的是“问题”，但是就这个句子来说，“多研究一些问题”——研究两个字也很重要。今天人们多强调他的“容忍和自由”，强调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其实他认为容忍更重要，他把“容忍就是自由”变成了口头禅，自有其深意存焉。
去世前给妻子买生日礼物
故居其实非常逼仄，客厅一圈沙发，胡适和夫人的两个卧室都很简朴，总面积估计也就不过50平方米左右，目之所及尽为书架。书本中不时能看到露有一截撕下的纸条夹页，是先生多次阅读时随手标记。
可以说，胡适不属于那种很有情趣的人，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内容等这些严肃的话题。他的白话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有关“新生活”的短文，他所定义的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为什么”，要是回答不出“为什么”，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
胡适跟夫人是旧式婚姻，14岁订婚，27岁他海归回来在北大做教授，再回安徽绩溪老家结婚。见谁都撕的李敖后来说：“看到了江冬秀女士以后，你才知道胡适的伟大 ……”
在陈列室展出了一副首饰。那是在离世前三个月，古稀之年的胡适躺在台大医院病房，忽忆老妻江冬秀生日在即，特托护士购买了时髦珍珠项链、耳饰等一套，这也成了他送出的最后一份生日礼物。
胡适死后，清点遗物，好衬衫只有一件，好袜子只有一双，其他的衬衫和袜子皆曾补过，身无长物，一寒至此，真正不可思议。
和卖饼小贩成忘年交
整个纪念馆最打动人的是随处可见的照片里先生“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度成为流行语。上至“总统”、“主席”，下至司厨、贩夫、走卒、担菜、卖浆者中都有胡适之的朋友。胡适自己也说：“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作为一个学者，他胸襟阔大，以人格魅力凝聚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胡适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 如王国维、刘文典、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钱穆、何炳棣、徐志摩、张爱玲、周汝昌等等。许多才俊经胡适的提携和培植成为国家栋梁。
李敖说对于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有两个，胡适和蒋介石，一个是他的朋友，一个是他的敌人。在《胡适语粹》序中他写道：“在启蒙人物中，胡适是最稳健、最优秀、最高瞻远瞩、最具潜德幽光的哲人智者。”
1959年10月23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一封陌生人来信，写信人叫袁瓞，是个在台北重庆南路口叫卖芝麻饼为生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不过他喜欢研究政治，当时他遇到一个难题——英国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哪个好？于是冒昧地写信向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请教。
岂料两天后，袁瓞居然收到胡适的回信，信中说：“我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之余写这一两千字的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书信往来，大学者与小饼贩竟成忘年交。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寓所做客，袁瓞的见面礼是10块芝麻饼。胡适鼓励袁瓞：“你身居茅屋而心怀天下，最难得是一片赤子之心！”袁瓞偶然提到自己鼻子里有个瘤，担心是癌。胡适马上挥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信，说：“我的好朋友袁瓞前往贵院诊断，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被渐渐遗忘的名字
1962年3月2日胡适出殡当天，台北万人空巷，沿途30多万人为其执绋送行，备尽哀荣。遗孀江冬秀目睹这样的场面，感慨地对儿子胡祖望说：“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不过，如今“胡适之”三个字在台湾，已经渐渐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名字，除了国文课本里还有一篇《容忍与自由》外，很难见到胡适的作品。台湾近半世纪来研究或书写胡适的人，不外李敖、唐德刚、余英时与张忠栋等少数几个知识分子。
整个纪念馆长年冷清寂寥不见人影，偶尔有人到访，多数却是来自祖国大陆的瞻拜者。记者到访的这天，一个下午都只有我一个人在那盘桓。不想仅仅50多年过去，先生身后就落寞如斯。
（作者：邓勇峰，深圳商报驻台北记者）【来源：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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