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粤派批评”的三个感想

我参加过几次闽派批评的论坛，“闽派批评”这个命名，据说源自王蒙在198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基于当时很多批评家是福建籍的情况，说闽派已经形成了和京派、海派三足鼎立之势。

王蒙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

确实，上世纪80年代的批评界，闽籍的批评家占据了近半壁江山。今天为什么重提闽派呢？我想一定是有缘由的。重提不完全是为了追忆80年代闽派的辉煌，主要是在于焦虑后继乏人。曾经辉煌过，但现在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比较少了。有了这个焦虑，就会希望通过流派概念的重提或者群体的聚集，形成一种氛围和契机，以带动更多的人接续这个传统。这肯定是一件好事。

“粤派批评”应势而生，也有它值得分析的原因。长期以来，广东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媒介又比较发达，但文化话语权一直不够，这也成了广东一些文化人或文化主管领导的焦虑。广东文化的特点是比较松散，各人干各人的。没有概念的凝聚，没有一些特殊的契机，团体的力量不容易昭示出来，这也是事实。

文化焦虑有时可以催生文化的发展。就好比上世纪90年代，大家感慨于长篇小说创作现状有点弱，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提发展长篇小说，到现在，据调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8000部。因此，文化焦虑会使得大家想做一点事情，“粤派批评”的提出，是不是跟这个语境也有一点关系？

对这个概念的提出，我有三点感想。

一、“粤派批评”的提出有它的基础和合理性。

人才的出现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文化氛围，对那个地方人的性格、学养的塑造是有很大关系的。梁启超专门做过关于人才地理学的研究，按照他的观察，北宋以前，人才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以军事人物为主；清中叶以前，人才主要以扬子江流域为中心，以文化教育类的人物为主；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以来，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以实业人物为主。近代以来的很多实业，比如第一个海关，第一间照相馆，第一家电影院，都是在广东创办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实业方面的成就也非常显著，很多大企业都是从广东起步的。

这种概括当然非常粗疏，不一定经得起推敲，但确实从一个侧面说出了人才与地理之间的关系。高原适合于畜牧，平原适合于农业，滨海、河渠适合于商业，所谓苦寒之地的人比较会打仗，温热之地的人比较重文化，这些大的概括并不是全无道理。一个地方会产生一种性格、一种学养的人，是有一定的理据的。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近些年来，人才迁徙的便捷、频繁，广东作为全中国汇聚不同人群最多的地方，地域性的特征慢慢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概括出一个新的文化群体的特点是很难的。我们现在所罗列的粤派批评的人才，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他们必然带着自己的口音、记忆以及各种文化积存来到广东，这些东西也必然会参与到广东的文化创作之中。

因此，以地理边界来描述一个地方的批评面貌，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大家也没必要对这样的概念过于执着，它只是提出了一种设想而已，目前尚无法作出严密的论证。

二、粤派批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刚才说，珠江流域主要是出实业人才，而但凡做实业的，都比较重视面对具体的问题，解析具体的现象，照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做，一步步走，踏踏实实，不太迷恋空谈。这个特点是鲜明的。

粤派批评中，非常显著的是文学史家集中，如果按籍贯和工作地算，洪子诚、温儒敏、杨义、陈平原、陈思和、黄修己、饶芃子等人，都和“粤”字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半壁江山都和广东有关。重历史、重资料、重实证，这些都是文学史家最重要的特点，比如洪子诚老师是做文学史研究的人，他不单文学史做得具体、仔细、恳切，人也很实在，给人一种非常务实的感觉。

这种务实，是广东人的一大优点。

广东人喜欢面对具体的事情，埋头苦干，崇尚“实学”，这是好事。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过分崇尚“实学”，有其优长，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做实业，可以一味地务实，可做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就要看到，它既是“实学”，也是“虚学”，甚至很可能还是一种充满奇妙之思的玄学。如果理论研究太“实”了，没有一点务虚、超拔甚至天马行空的神思，这种研究必然会面临很大的局限。

理论批评是思想和精神的创造，但凡思想精神方面的创造，想要有新见，还是要有些不切实际的玄妙之思的驱动；没有一种孤独的、独与天地共往来的哲思，全部心力都扑在材料上，甚至被材料所淹没，恐怕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的束缚同样重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点，尤其值得广东学人重视。

三、强调流派的同时，仍然要重视个体的意义。

精神创造更多是源于个人的省思，流派能不能助力其发展呢？当然可以。尤其在一个人的上升过程中，需要被团体容纳，需要有合力，需要有群体对他的肯定和推动。但任何理论创造和批评实践都是个体的，个体的意义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因为有了“粤派批评”这样的大概念就对那些个体的努力大而化之。

精神创造这事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的高度就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文化高度，一个地方的成就与面貌如何，往往与某个重要的个体关系密切。譬如上海有王安忆，陕西有贾平凹，谁都不会忽视这两个地方的小说；福建有舒婷，云南有于坚，也谁都不会忽视这两个地方的诗歌。除了这些庞大的个体，这些地方未必有一个多强的写作群体，但一个地方的高度往往是由个别领军人物建立起来的。

广东的文学近年来缺乏高峰，很大原因就在于，广东缺一两个类似于王安忆、舒婷或者贾平凹这种符号性的、体量比较大的、一个人就能建立起一个高度的人物。这会影响别人对广东文学作出更高的评价。

这就是个体的意义、个体的高度，它有时会决定一个地方的文化高度。

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呼吁，要重视个体的意义。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迁徙、流散如此普遍，任何个体都不再局限于他生活的地方，很多作家已经不完全属于广东，他在全中国跑，在全世界跑，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不管他写不写广东，都要重视他所做出的创造。

个体的意义有时大于团体的意义。也许，从策略性的意义上讲，我们需要流派，以期发出团体的声音，但不要因此就忽略对个体的重视，而是要更大胆地肯定个体的意义。据我了解，广东的批评界，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起来了，如果说“粤派批评”，永远就是我们面上这几个人，那年轻人的声音在哪里？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强调重视个体，就是要在一个人二十来岁三十岁的时候，他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重视他的潜质，重视他可能有的未来，今后他很可能就做大、做强了。因此，在倡扬流派与重视个体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

这就是我对“粤派批评”的真实想法。

（根据“粤派批评与当代中国文艺”会议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

（作者：谢有顺）【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