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抗争诗人”布鲁特斯

 种族隔离制度上个世纪曾长时间在南非肆虐，给社会发展带来世所罕见的灾祸。但是，也不能说它“无功”，因为它促使南非产生一大批争取种族平等与自由的政治斗士，还有一大批为实现同样目标而抗争的文人。其中，身具政治斗士和抗争文人双重身份者，当属着名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DennisBrutus）。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北京的一个亚非作家组织供职，始闻布鲁特斯之名。一九七三年九月，获悉他作为非洲体育界的代表来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我即前往他下榻的饭店去拜望。得知我阅读过他的诗作，他甚感惊讶地说：“没想到我的诗还流传到遥远的中国。”我们於是促膝而谈，但没谈乒乓赛事，只谈他的生平和创作。

 布鲁特斯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生在现今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父母均为南非人，从事教育工作。四岁时，他随双亲回到南非，因为父母祖上有南非黑人、欧洲白人和亚洲马来人血统，他被开始推行种族主义政策的南非当局认定为“有色人”，在生活、求学和就业各方面均同黑人一样遭受严厉的种族歧视。一九四八年，南非少数白人政权全面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大学毕业的他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只能在非白人的学校当教师。令人最难以忍受的是，他爱好乒乓球、板球等体育项目，但却不能同任何白人一道参加任何比赛活动。他心生愤懑，难免发表一些反对种族歧视的言论。一九六一年，他因此被解除教职，并得到一个“正式禁令”：不准参加任何社会政治集会，走出家门後不准同时与两个以上的人交谈。从此，他埋头体育活动，悄悄结交不少体育界朋友，决心从体育活动开始开展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一九六二年，他带头创建以黑人为主体的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并被推举为主席。他默默立下誓言，一定将少数白人把持的南非奥林匹克委员会赶出国际体育组织。南非当局闻讯，遂将他认定为“危险分子”，於一九六三年以“违反禁令”为藉口将他拘捕。他伺机外逃，但未成功，背部遭警员枪击。伤口未愈，他就被判处十八个月的监禁，投入专门关押黑人和有色人“政治犯”的罗本岛监狱。在那里，他与後来成为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的反种族主义领导人威尔逊．曼德拉比邻为囚，白天从事掘地、采石等强制性劳动，夜晚遭受刑讯。非人的铁窗生活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战斗意志。他人在狱中而心在监外，通过各种合法的公开或非法的秘密方式继续斗争，并取得节节胜利：先是说服一些国家中止同南非当局的体育交流，继而说服曲棍球和榄球国际体育组织禁止南非当局派团参加相关项目的国际比赛，最後促使国际奥会作出决定，禁止南非当局参加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奥运会，并从一九七○年起中止南非的国际奥会成员国资格。在体育界这一场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中，布鲁特斯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反种族主义斗士”的称誉。

 布鲁特斯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作斗争还有一个战场，就是以笔为武器，创作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诗歌。他早年在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边学习边写作。他那时所写的诗歌大多描绘南非绮丽的风光和苦难的历史。他称这是他诗歌创作的“学徒期”。从五十年代末开始，随着积极投身反种族主义斗争，他创作的政治性日益鲜明，艺术性不断提高。诗评家一般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生涯分为入狱前、在狱中、流亡国外和回到南非等四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运动在非洲各地风起云涌。在南非，争取种族平等与自由的群众性斗争也蓬勃发展，反对“通行证法”、“暴乱集会法”、“国内治安法”等政治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布鲁特斯密切关注着这一切，不由自主地逐渐卷入。他一方面奔走於全国各地，积极做鼓动和组织工作，奋力营救遭受迫害的同胞，另一方面设法同外界联系，在国际上谴责和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年轻的他在战斗中诗情迸发。在工作之馀、战斗间隙、逃难途中、法庭之上，他奋笔写下大量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一九六三年，他的第一部诗集《警笛、拶子、长靴》出版。诗集内容正如集名所显示，主要揭露和控诉南非当局迫害与镇压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的暴虐行径，展示美丽的南非无处不“布满恐怖的伤痕”：“警车宛如蟑螂爬过隧道式的街衢”，“暴力像沾满臭虫的老鼠一样在翻腾”；警笛尖叫，枪弹飞鸣，多少人遭受弹压和追捕；拶指器寒光逼人，多少人受尽非人的酷刑；皮靴飞起，多少人惨遭蹂躏。他听到的是“伤痕在尖叫”，看到的是“在法律的粗暴侍奉下，每天都在流血”。诗人在真实记录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灾难的同时，也用充满敬佩的笔触记录了民族主义斗士们的英勇无畏，热情地赞颂了他们的献身精神。就是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不畏强暴的勇士们奋起反抗：“非洲雄狮从幽暗的巢穴中觉醒，喧腾的大地响彻其挑战的吼声”。他们之中，有要求平等与自由的和平示威者，有在沙佩维尔惨案中牺牲的烈士，也有身陷囹圄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面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刀枪和严刑逼供，他们“像不戴戒指的拇指那样刚直，绝不低头”。即使倒在血泊中，他们仍然高呼：“我们宁愿一死，决不屈服。”

 布鲁特斯被关押到有“人间地狱”之称的罗本岛之後，监狱当局严令：囚犯只能思过，不准写作。可是，石砌的囚室虽然能关其人，而不能关其思想。他决定，一定要设法继续写作，把牢房开闢为另一个战场。恰在此时，他得悉兄长也被捕，就利用“通信自由”的权利，提笔给嫂子玛莎写信。几十封书信实际上就是几十首诗，後来结集以《致玛莎及其他》为题出版。这些诗作揭露狱中非人的生活，倾诉自己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在他的笔下，狱中关押的那些反种族主义的鬥士，手上铐，脚带镣，白天被迫从事繁重的苦役，夜晚只能坐在冰凉而潮湿的水泥地上，对着昏黄的灯光，喝一点儿稀粥。每到审讯，皮鞭、警棍、电刑俱来，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一不求饶，二不屈从，因为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见星月而思亲，看鸟飞而情动，望白云而神驰，时刻憧憬着自由，一心思念着战鬥。这是他对难友的描述，也是自己心境的写照。

 一九六六年七月，在国内外舆论的声援下，布鲁特斯获释。可是，获释并不意味获得自由。南非当局不准他任教和旅行，更不准他写作和发表任何东西。他忍泪含悲，被迫携妻将孥离开南非，流亡他乡。南非当局发给他的出境证，是一次性的“只出不回”证件。也就是说，准许他出境，而决不准他再回来。他先是流亡到英国，当过教师和记者，其间到访过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一九七○年，他从英国又流亡到美国，先後在丹佛、西北等四所大学教授英语和非洲文学，进行非洲问题研究。常年四处流浪，扩大了视野，加深了对世界的认识。他是个閒不住的人，走到哪裏就歌唱到哪裏，出版多部“流亡诗集”，其中有《阿尔及利亚诗笺》《域外情思》《执著的希望》《南非的声音》和《访华诗抄》。这些诗章虽不乏异国风情的描绘，但他毕竟是一个反种族主义的鬥士，触景生情、见物伤怀，抒写最多的还是对故国和战友的思念以及重新投入战鬥的渴望。身临大海，他的思想不由飞回罗本岛，看到仍有很多战友在受难，感到无限悲愤。想起母亲，他眼前不由出现一个默默抗争的老妪的背影，是她给自己以“叛逆的气质”，因而感到无比骄傲。想到仍在种族主义魔影下挣扎的南非，他“心情沉重，苦痛万分”，声言“种族歧视的魔影不除，鬥争就一天不止”。

 一九九三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将解体，新南非即将诞生，那张“一去不得返”的出境证自然失效。布鲁特斯结束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自己的祖国，定居在开普敦。一年之後，佔国民多数的黑人当政，主张种族平等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南非形势大变。但是，布鲁特斯作为“政治鬥士”的本色未变。他以古稀之年，把精力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投向更为广阔的实现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的事业。他举办论坛会反对西方八国集团企图垄断世界经济，撰文呼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停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歧视与盘剥，组织群众遊行反对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南非。同时，他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继续从事诗歌创作，出版有《警笛仍在鸣响》《怀念索维托》《树叶飘落》等诗集。在这些诗集中，虽然仍不乏批判种族隔离制度的声音，但视野扩大，思索加深，反对所有非正义的社会现象和争取全人类和平与幸福的呼声也更加强劲。

 布鲁特斯生性头脑灵活，眼光敏锐，善於观察，长於分析，对事对人总是持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理解。把这种感受与理解化为诗行，他非常注重写作的技巧，有时直抒胸臆，酣畅淋漓，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讬物寄兴，委婉蕴藉。总体来说，他的诗作大多短小精悍，兼顾叙事与抒情。早期作品也许是受欧美意象派诗歌的影响，强调个人内心感应的抒发，刻意追求奇巧，诗意令人难以把握。後来，从现实鬥争需要出发，他决心改变诗风，尽力选用日常语言，把作品写得明白晓畅，使读者容易读懂。这在那些狱中之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流亡期间的诗作，他彷彿又刻意在早期诗作与其後诗作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将意境美与通俗美结合为一体，创造一种“简约之美”。他的诗作绝大多数是自由体，不讲究格律和音韵。很多时候，句法不够严整，文字显得艰涩，甚至连标题也没有，给阅读带来一定困难。有的评论家认为，他的有些诗作含蓄有馀，明快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可读性，削弱了其应有的战鬥力量。

 非洲和欧美诗界一般将布鲁特斯称为“抗争诗人”，他本人则自命为“行吟诗人”。行吟诗人一般指十一至十三世纪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的一批民间抒情诗人。他们在各地浪遊，边走边吟唱。他们主要颂扬遊侠的见义勇为和骑士对爱情的忠贞。布鲁特斯大半生行踪不定，歌吟不止。从这点上说，他确实像古时的行吟诗人。但是，他吟唱的内容与古时的行吟诗人迥然不同。他毕竟是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战士，抒写最多的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与诅咒，对种族自由与平等的嚮往与追求。因此，对社会的“抗争”是他创作的“第一主题”，是他作品最鲜明的特色。他一再声言：“我是个叛逆者，争取自由是我的事业。”因此，他是一位新时代的行吟诗人，一位为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四处奔波的行吟诗人。他的诗作，大部分是首先在国外发表和出版。这是因为，那时的南非当局害怕他的声音传播，一直严禁他的作品在国内发表，也严禁国内报刊提及或评述他的作品。直到一九九○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行将解体，对他的“禁令”才得以解除。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裏，他的诗作在他的祖国鲜为人知，而在非洲其他国家和欧美国家则广泛流传，并多次获奖。他在南非诗坛上长期籍籍无名，而在国外则被誉为“南非最卓越的抗争诗人”，先後被推举为非洲文学联合会创建人和非洲人民作家协会副主席。二○○七年，鉴於他在反对体育运动中种族歧视问题上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南非体育名人堂决定纳入他的大名。对这一殊荣，他断然拒绝接受。他说，那个名人堂中有不少曾经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的体育界人士，他决不能与他们沆瀣为伍。二○○八年，鉴於他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南非政府决定给他颁发“诗歌创作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他欣然接受了。

  布鲁特斯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友好的感情。他曾对我说，访华的时间虽短，但“身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感到一切都很新鲜，诗思不禁如流泉奔湧”。在北京的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在昔日皇宫之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在上海的农村和工厂，都留下他的诗作。他爬上长城，写下这样一首诗：“长城：／一个士兵／手捧鲜花一枝。”三行简单的文字，是他感触良多的记录。他解释说，他在南非看到的士兵，“总是手持抽人的皮鞭、杀人的钢枪”。而在中国，士兵是人民的子弟，把鲜花献给他这个不相识的异国遊子。他接过花枝，不禁泪眼婆娑，当即写下这样三行字表达发自内心的礼讚。他的访华诗作总计三十多首，每首三五行。他说，他喜欢中国古典诗歌言简意深、文近旨远的表现手法，特别是绝句那种短小精悍的艺术形式。他把这些短章视为学习中国古体诗歌的一次尝试。北京那次会见时，他将部分访华诗作的打字稿送给我，希望能在中国发表。我对他的信讬甚感荣幸，但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找不到任何发表的园地。“文革”结束後，我到非洲工作，在一个大学的图书馆意外发现，他的访华诗作已结集出版，扉页上写着：这是友谊的礼物，奉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我见此深为感动，遂选译几首，连同一篇介绍文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誌上。几年後，我又从他的其他诗集中选译几十首，以《行吟集》为题结集出版。我总想把这一切告诉他，怎奈他萍踪无定，一直未能如愿。一九九三年八月，我有幸访问南非，并到了开普敦，但却缘悭一面。三年之後，我在都柏林参观爱尔兰文学馆时惊喜地得悉，他应邀前来作关於非洲文学的报告。然而，行程安排不巧，我又与他失之交臂，落下个终生的遗憾。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布鲁特斯在开普敦的家中安然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南非报刊称他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英雄”，“南非解放运动中响亮的歌喉”。他给其祖国和同胞留下的，不只是作为“南非抗争文学遗产”的十四部诗集，还有一个始终如一坚持反对种族主义、争取社会正义的光辉的鬥士形象。

（作者：高秋福） 【来源：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