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来看，中华文明作为唯一没有中断的延续性文明，历经分裂与灾难而屹立不倒，靠的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能力及优秀的心理定势和传统。但我们的文化中既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优秀的心理定势和传统，激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自信自强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有“崇古”、“趋同”、“效法”等阻碍民族前进的心理定势与传统，造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上的衰落和文化上的焦虑。
当今时代，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民族心理定势，尤其是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研究中华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心理定势在创新思维形成中的利与弊，以承继精华，丢弃糟粕，消除阻碍因素，促进文化流动，形成新的文化传统，提高主体创新力。
中国人的心理定势及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从不缺乏创新的心理定势和传统。中华元典所阐扬的“穷变通久”的变易哲学，并由此引申出来的刚毅自强、刚柔相继的社会—人生哲学，构成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根本思想。这也是历代创新思想家倡导文化坚守和观念变革所奉行的依据。诸子蜂起及不同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个性张扬、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从传统儒学，到两汉经学，再到宋明理学，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文化兼容并包、多元一体，具有优异的价值整合能力，处处体现着文化的“维新”。
令人困惑的是，虽然中华元典《周易》中充满了变易的创新思想，但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却历来是“以不变应万变”，形成了崇古、趋同、效法等心理定势。
究其原因，这样的心理定势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非常强大的实力基础之上。14世纪明朝建国之初的中国，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此前，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和科学成就约300 项, 其中出自中国的约175项, 占57 %以上。2中国的创造力和中国财富的集聚能力在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中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尽管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的四分五裂。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在“康乾盛世”之后的100年经历了令世人震惊的魔术般的变化，马克思称之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954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家李约瑟在近半个世纪研究中国科技发展与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西方人对中国的思考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曾影响过世界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停滞了？曾充满了创新哲学的中华文化为什么凝固了？究其深层原因，我们的文化中还是有相当多的落后与保守理念所造成的心理定势和习惯，中国人的崇古心理、效法心理、趋同心理，和“彼偏我正、彼夷我中”心理，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的祖训，都曾使我们丧失了创新发展的良机，甚至造成深重的灾难。
崇古之风古已有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尚处于原始落后的漫长岁月中,注重传统、强调沿袭继承的强烈的历史意识及其价值取向,确曾促使古代先民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智能和经验,使得中国古代经济文化长时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最终进入四大文明古国之列。然而，“物壮则老”，盛极必衰。连续绵延五千年而没有出现巨变、断裂和突变的传统文化,走向了固步自封。尤其两宋以后,几乎没有受到外界强有力的异质文化的冲击和碰撞,而一直生活在死水一潭的封闭状态中,这就导致传统文化机制中创新动力的灾难性窒息。
盲目地崇拜古文化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和科技的创新。伏尔泰曾说，中国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崇古心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入了解过中国文化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也曾发出类似的感慨：“像中国人这样天赋异禀而又聪慧的民族，居然没有发展出我们所谓的科学，这真是奇怪。”
趋同心理也是阻碍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趋同心理，又称“从众”心理，是指个体为避免因孤立而遭受群体制裁，而产生放弃自己与群体意见或规范相抵触的意识倾向。与西方文化的个人本位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家庭本位，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家庭，以家庭利益为重，强调群体优先于个体。家族制度无疑会导致对人的个性的压抑和束缚，而不利于个体独立精神的形成和发展。
“彼偏我正、彼夷我中”的心理来源于中国历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日本、朝鲜及其他东南亚乃至南亚诸国都是华夏周边的“四夷”。在这个文化圈层里，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通过“朝贡体系”、学习交流或频繁贸易往来扩散至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形成“东亚文明秩序”。直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亚地区之前的千余年间，东亚文明这一文化格局和文化态势一直基本保持未变，成为规定东亚各国文化发展趋势和历史变迁轨迹的重要因素。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优越带来的过度自信，必然会导致文化的盲目和自大。明清以来，夏夷观念反而促成了传统文化的自大及至自卑。特别是近世满人入主中原，在与汉族传统文化实现整合之后，形成一种新的国家文化意识，它使清帝国的“天朝”文化政治有效地重新确立其在亚洲的广泛影响，但从与外国的文化交往来看，与政治上的巨大作为、经济上的繁荣以及帝国版图的扩大相比，清帝国文化却在进一步走向保守。
心理定势形成的学理分析
心理定势就是心理上的定向趋势，它是人对外界事物进行感知和评价的心理准备状态。根据心理定势发生的机制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阻碍创新的崇古心理时，我们发现，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迷恋传统、向往过去的守旧思想是人类心灵的一种天然倾向。几乎世界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这种倾向。在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看来,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也就是所谓的人的“本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谓的强迫重复原则,它要求重复以前的状态,要求回复到过去、恢复到事物的原始阶段,弗洛伊德称这种保守的倾向为死的本能。此外,人身上还有另一种作用完全相反的本能,它要抗拒死亡,要使生命得到保存和更新，这就是所谓的生的本能。弗洛伊德认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两者作用相反而又始终并存于同一有机体之中。
向死而生，我们必须重新面对世界的变化，必须改变过去阻碍中华民族发展的陈旧观念，形成新的心理定势与创新的传统，否则将面临着民族的危机。因此，当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时，国人开始了对文化的全面反思。张岱年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糟粕很多, 也有精华。最重要的精华有两条:(1)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前进；(2)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易传》提出“刚健”的观念，又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著名命题，二千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国人奋发向上。今天这两条精神依然是我们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本身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是不断吸收并转换文化元素、扩大文化流动的过程。
时至今日，文化的流动使僵死的传统鲜活起来，新与旧，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正在迅速融合，新的传统正在逐渐形成。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文化的流动，需要创新型、智能型、包容型、力量型文化，而这一新的文化传统正是深圳在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过程中努力形成的文化目标。
36年短暂的城市发展史，深圳的文化实践在不断努力突破束缚创新的旧传统，旧心理定势。在实践过程中，深圳诞生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等“十大观念”，形成了有利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新的传统，新的心理定势。十大观念是以城市来命名的观念，是深圳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的领航者。因而，深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贡献是观念的贡献，是在观念基础上的一系列的先行先试。这一系列新的观念、新的传统是开放的，不断兼收并蓄，吐故纳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形成文化的流动而不是凝固，发展而不是停滞，创新而不是守旧。只有这样的新观念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葆创造创新的活力，永立全球竞争的潮头。
反思能力与批判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为什么当今中国创新能力普遍不强，究其根源，主要是批判精神被弱化。表现在首先我们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其次是缺乏强烈的自我批判意识，这与我们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有关，崇古心理、效法心理、趋同心理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等祖训束缚着创新的灵魂，使我们缺乏创新必要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
“反思”是一个哲学名词，属于认识论范畴。反思能力是人们进行反思活动时所必需具备的心理特征和条件。强烈的自我意识、理性的批判精神、主动的探究能力、坚韧的意志力和有效的行动力是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人在反思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
批判精神是认识主体的一种独立怀疑精神、辩证扬弃精神、自觉反思精神和勇于创新精神的集合体，是人类创新能力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提出了“自我批判”的概念，并说明了社会自我批判对于科学认识社会发展形式的重要意义。自我批判是人类思维高度发展的体现,反映了思维的自觉。
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使整个欧洲重新焕发出理性的光辉，唤起了人们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推动欧洲进入现代文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借助于古典文化批判基督教神学世界观, 弘扬人类理性和人文精神, 为新兴市民阶级提供适应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则是上层建筑的一场变革，他的改革揭开了欧洲宗教改革的序幕。文艺复兴的目的在于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文明，而宗教改革则目的在于开创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新教的产生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在马克斯·韦伯看来, 新教体现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致：世俗的工具合理行动的成功, 是虔诚的新教徒宗教上价值追求的重要方面。新教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创新的发挥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欧洲人开始敢于追求财富。当然，真正的创新还是由于市场的因素。商业文化最欢迎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是商业发达的源泉。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到16、17世纪乃至18世纪，那时的中国处于明末清初，我们会发现那时的西欧与中国之间几乎势均力敌，并且在很多方面相似。“比如相近的人口结构，类似的商业城市发展水平和规模，新的生产方式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理念和制度的抵制。换言之，它们当时处于同一起跑在线。
然而，17世纪后，中国和西欧却经历了道路分野。西方经历了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快速发展，而中国却仿佛停止了，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甚至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虽然欧洲的发展曾经受到过古老中国的影响，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等人曾非常推崇中国文明，但17世纪后中国的停滞却仿佛无力反驳这一本是偏见之说。因为就在同一个时间,在地球的另一端,尤其是在英国,一种新的文明—挑战全球的工业文明正在萌发；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改造了整个旧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运动—冲决中世纪封建神学侄桔束缚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由此以降仅100多年的历史,就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纪格局中的地位, 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吸不振。
19世纪的中国在外敌入侵之下被迫开始了反思，被迫打开国门。正如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论述新文化运动时总结的那样：“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
期然与应然
今天的中国是创新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开放交流包容发展的时代，东西方文明真正碰撞融合，达到一种完全自觉的程度。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的追随西方创新的脚步而创新，也不应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应当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后的反思，批判后的批判。惟其如此，我们创新文化才不至于再次陷入文化的偏至中。
如何才能使中国的文明既不像过往那样崇古趋同，毫无创新意识，又不致跟在西方世界后面亦步亦趋，能够不失其正呢？鲁迅先生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一百年后的今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同时我们也重新树立起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还强调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拥有了文化自信的中华民族将不再对自己的文明妄自菲薄，也不再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应培养国民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应当去思考如何自觉地形成民族创新意识，如何在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尊重个性，尊重个体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
全球化的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已逐渐突破过去传统心理定势的束缚，开始敢于张扬“个性”，这是创新文化的基础。但究竟什么样的个性才是对社会有益的，什么样的个性才是值得尊重和保护的呢？我认为，应当像美国学者依迪丝·汉米尔顿在《希腊精神》中文本序中写道的那样：“只有全面发展的优异个人才有个性……仅仅是个性，仅仅是我的，仅仅表现出自己与别人不同，是毫无意义的，个性有一个广泛的目标，那就是城邦的福祉和更高的生存。”我们希望形成的是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更高的生存和福祉的个性，而不是仅仅为了显示“个性”而表现出的与众不同。
（作者：艺衡 ）【来源：《经济导报》第3400期 201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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