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从“帝制祸首”到共产党员

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而上下求索

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乡一个偏僻的山村。父亲杨懿生平日耕田务农，闲时参加乡民组建的木偶戏班，担任吹鼓手。母亲李氏育有两子一女，杨度为长兄。杨懿生因体质羸弱，兼有嗜酒之好，30岁便撒手人寰。父亲的早逝使本已清苦的家庭顿陷艰难。正当孤儿寡母为生计惶恐担忧之时，伯父杨瑞生给予杨度一家最大的关怀。杨瑞生早年参加湘军，因战功卓著升任归德、朝阳总兵，成为镇守一方的高级武官。世代贫寒的杨家，终于出了一位光宗耀祖的大人物。杨瑞生对亡弟留下的孤子视如己出，希望从他们这一代建立起杨氏家族的“书香门第”。于是他将杨度兄妹接到署衙，聘请塾师教授学业。在伯父的厚爱和良师的指点下，杨度刻苦攻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打下了扎实的儒学根基。作为三湘子弟，杨度从小就对曾国藩、左宗棠等乡贤大德敬仰不已。16岁那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度，立志要做度量天下之人，渴望有朝一日亦可步“曾”“左”之后尘，经略天下，建立不世之功。

1893年，18岁的杨度参加顺天府乡试一举成名，考中举人。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杨度少年中举，意气风发，颇有“揽辔澄清之志”。和封建时代所有士子一样，杨度也渴望将科举作为晋身之阶，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于是中举之后，杨度旋即赴京参加会试，朝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正途迈进。但是，素有大志的杨度对呆板僵化的八股文不以为然，不愿成为一名只会八股、唯利是图的酸腐儒生。在1894年冬季会试中，终因文章不合规制而名落孙山。落第后的杨度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恰在此时，甲午战败的噩耗传来，洋洋大清帝国竟然被东洋弹丸小邦打败，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凡是有点血性的中华儿女无不痛心疾首。一时间国耻心愁激发了杨度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他痛斥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写下了“木落高台，草虫悲鸣。心之忧矣，当欲语谁”的悲愤词句，并与湖南在京举人一道积极参与公车上书，要求清廷拒签条约，整军经武。会试的失败，国家的遭际，激发了一介书生匡时济民的爱国情怀，面对日益颓废的国势，杨度开始逐步摆脱传统科举的束缚，渴望探究经世致用的真才实学。

1895年，落第后的杨度回到湖南。湘潭名士、一代鸿儒王闿运久知杨度为少年才俊，欲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派人将杨度延揽至自己担任山长的衡阳石鼓书院，招其为入室弟子。看到杨度胸有大志，不像传统士子那样死扣八股，玩弄章句，王闿运将其视为自己学术衣钵的传人，把集一生之力创悟的“帝王之学”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杨度，时常向杨度讲述古代策士们的政治权谋，教授他怎样探求“明主”，辅佐帝王，如何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希望杨度能够以布衣取卿相，干一番惊天伟业，功标史册。恩师的一番高论使杨度有振聋发聩之感，不觉沉醉其中，于是跟随老师刻苦研习“帝王之学”。这对杨度随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曾与友人不无感慨地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字里行间投射出杨度渴望搏击政治风云的宏图大愿。

1898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于杨度言之，他再次赴京参加会试，期望能够完成自己首次败北的未竟之志。但是，一向对八股时文不以为然的他再次与金榜无缘。在修名未立的沉郁彷徨中，杨度苦苦思索着未来的方向。于国家社稷言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倡导学习西方、废除八股、改革时政、富国强兵。这对当时的有识之士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处在人生转折关头的杨度，在京经历了百日维新，思想受到极大触动，尤其是谭嗣同等六君子舍生取义的壮举，更是让以匡扶社稷为己任的杨度肃然起敬。回湘以后，杨度如饥似渴地阅读维新派介绍到中国的新学，结合晚清国运的衰败和自身的遭际，杨度逐渐意识到，研读西学或许能够找到实现治国安邦宏愿的新路径。于是杨度断然抛开科举，刻苦攻研西方哲学、政治学等知识，渴望对西方和世界形势有更多的了解。

1901年，清政府采纳张之洞等人废科举、兴新学的奏请，大力鼓励官绅士子出洋游学，这正迎合了杨度探求新知救国救民的愿望。于是杨度于1902年和1903年，两次东渡日本负笈求学。在日本，杨度目睹了曾经和祖国一样受人欺压的东洋岛国，经过“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便呈现出的繁荣富强的景象，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冲击。他一边埋头学习《天演论》《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政治理论名著，一边走出书斋，从世界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祖国，关注中国政治改革等现实问题。经过认真考察日本的实业、教育、军事等发展状况，系统研究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宪政体制，尤其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杨度开始从思想深处彻底摆脱传统的夷夏观念，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现行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经过深入研究和探索，总结中国历史兴衰成败的教训，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续刊载了《金铁主义说》系列长文，详尽阐释了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他提出要把清政府改造成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政府的体制。对内扩张民权，大办工商，达到富民的目的；对外加强军事，巩固国权，达到强国的目的。这样，中华民族才能重振雄风，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此，杨度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上下求索，渴望由此实现自己匡时救民的伟大志向。

君主立宪迷梦的三次覆灭

为抵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摆脱严重的政治危机，1905年，清政府选派以辅国公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摆出了顺应民意、锐意改革的新姿态。“五大臣”派随行参赞熊希龄专程赶到东京拜谒杨度，希望杨度能为考察组代写报告。一心寻求实现君主立宪主张的杨度感到施展抱负的时机到了，于是欣然受命，在“五大臣”出国畅游欧美、享受香槟美酒期间，杨度倾尽心力撰写了洋洋洒洒的考察报告，将自己为中国未来勾勒的君主立宪的蓝图逻辑清晰地表达出来。清政府根据杨度的报告，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随后召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入值军机处，准备推行立宪改革。“袁”“张”两位封疆大吏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要求朝廷启用杨度。1908年，清廷授予杨度四品京堂官衔，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参与预备立宪。33岁的杨度从一介书生成为朝廷命官，踌躇满志的他似乎看到实现政治主张的曙光。于是，就职后的杨度为推行君主立宪四处奔走，专折奏请清廷捐弃前嫌，启用学识渊博、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参与立宪改革。但是，腐朽的清政府从未真正想过要放弃君主专制，他们只不过是想借立宪之名，愚弄百姓，缓和统治危机。杨度于他们而言，也不过是玩弄在股掌之中的一块用来欺人耳目的招牌而已。病入膏肓的清政府终于玩火自焚，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走到了历史的终点。杨度期望通过清政府推行君主立宪的梦想也化为泡影。

清王朝的覆灭并没有击垮杨度对君主立宪的信仰，在他看来，根本问题在于清政府的欺世盗名，最终为时代大潮所抛弃，而不是君主立宪加速了清廷的灭亡。杨度在王朝覆灭的风云激荡中继续着自己的“圆梦之旅”。1913年，袁世凯凭借北洋六镇强大的军事实力，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是，野心勃勃的他并没有满足于大总统的头衔，而是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黄袍加身，成为中华帝国的君主。于是，袁世凯聘请杨度为顾问，任职参政院，授予二等嘉禾勋章。杨度早年深受恩师王闿运“帝王之学”的影响，希望自己辅佐“非常之人”成就大业。而此时的袁世凯在杨度看来就是自己心中的“非常之人”。为报答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更为了推行君宪主张，1915年，杨度挥笔写成二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君主立宪称之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极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呐喊。袁世凯看后大加赞赏，亲笔题写“旷代逸才”的匾额赐予杨度。受宠若惊的杨度更是不辞辛劳，积极联系当时的社会名流严复、孙毓筠等六人成立“筹安会”，以“筹一国之安”为名，为早日实现袁氏称帝的迷梦大造舆论。1916年，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改元“洪宪”，当上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举国反对。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发动护国战争，公开讨伐袁世凯，各省也纷纷仿效，一时间挞伐之声不绝于耳。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众叛亲离，最终被迫取消帝制，仅仅83天便身死“国灭”。杨度也因“助纣为虐”被时人称为“帝制祸首”而遭通缉，被迫避难天津租界。君主立宪的梦想也随着洪宪帝制的匆匆落幕而再次破灭。面对世人的责难，杨度百感交集更是百口莫辩。在一片叫骂声中过着荆天棘地的生活。袁世凯死后，杨度用贡缎写下挽联一副：“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字里行间将内心的无奈和酸楚表露无遗。心高气傲的杨度始终认为君主立宪的主张没有错，而是袁世凯权欲熏心，重蹈晚清假立宪之覆辙，最终落得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洪宪帝制的失败使本已艰难的时局更加复杂。素来主张复辟帝制的辫帅张勋在徐州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认为这是“落井下石，非丈夫所为”，并致函杨度以示慰问。避难津门的杨度内心对张勋非常感激，尤其是在知道张勋在帝制主张上和自己有共同之处时，关系更加密切，似乎又找到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希望，但是，历史并没有再给杨度任何机会。1917年，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兵进京，与康有为等发动复辟政变，拥戴末代皇帝溥仪重登宝座，恢复了大清国号、衣冠跪拜等前朝仪轨。张勋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各界的激烈反对。在举国的怒骂声中，杨度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再次无情地扑灭，他痛苦地看到，张勋的倒行逆施与袁世凯复辟帝制如出一辙，并不是要真正实行君主立宪，而是借复辟之机企图把持朝政为己所用，这与君主立宪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杨度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他公开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严厉指责张勋不求一国之治安，只图一姓之恢复的复辟行为，只能徒害国家殃及苍生。果不其然，开历史倒车的张勋复辟仅仅维持了12天便骤然夭折了。在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回想晚清君宪和洪宪帝制的两次失败，杨度终于幡然顿悟，自己所坚持的君主立宪在当时不过是水月镜花一场空梦而已。1927年杨度在《江亭词序》中写道：“未几而清室亡，共和成，予仍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从此，杨度彻底放弃了君宪救国的梦想，现实的政治环境让他深刻地感受到，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另辟蹊径，杨度在痛苦的反思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新路。

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走上光明大道

正当杨度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转变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纷纷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杨度时刻关注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政治敏感的他被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所感染，内心开始倾向革命。此时的杨度想起1905年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曾经的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于是，勇于迁善补过的杨度于1922年赶往上海对孙中山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此后杨度便跟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他利用自己与北洋军阀各派系有联系的特殊身份，打入北洋军阀内部，游说曹锟，献计张宗昌，进行分化离间工作，为南方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无奈孙中山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杨度万分悲恸，呈送挽联深表哀思：“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杨度决心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继续为民主革命倾心尽力。在为国民党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杨度结识了主持北方革命工作的中共著名领袖李大钊。杨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的许多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他对李大钊的文章钦佩有加，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挚友。面对杨度政治主张失败后内心的苦闷，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后，杨度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主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似乎在李大钊身上看到了那指引自己前行的灯塔。他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为共产党做些有益的工作。

1927年4月，杨度在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碰巧遇到前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汪大燮，一番寒暄之后，杨度无意中得知张作霖准备大肆扑杀共产党员的消息。惊恐万分的杨度借故中途退席回家，急忙派长子将情况转告李大钊。李大钊等30多名革命志士最终还是因为转移不及而被捕。为营救李大钊，杨度“毁家纾难”，断然卖掉了在北京的“悦庐”公馆，用所得4500块大洋积极疏通关系，奔走呼号。但是，反动残忍的北洋军阀最终还是将李大钊等20多名革命同志残酷杀害。

更让杨度震惊的是，打着继承中山先生遗志旗号的蒋介石竟然与反动军阀沆瀣一气，公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员拿起屠刀，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革命陷入低潮。面对革命先烈淋漓的鲜血，读着李大钊从狱中传出的绝笔：“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敢计。”杨度内心受到极大震动，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殒身何惜的精神再次唤醒了他那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促成了年过半百的杨度最重要的人生转变—决心要为党的事业倾尽晚年所有心力。于是，杨度又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和家中值钱的首饰，将所得款项全部用来救济遇难者家属。

1928年，杨度将母亲、妻子遣居长沙、苏州，自己迁居上海，加入郭沫若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将自己卖字和代人撰写墓志的酬金悉数捐出，用来抚养中共烈士的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杨度为党的事业不惮劬劳、慷慨解囊的行为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到杨度家中拜访，希望杨度能为党提供一些有用的情报信息。杨度当即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此时的杨度，正担任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便于为党收集情报，杨度假戏真做，积极给杜月笙撰写家祠，为其吹捧呐喊，受到杜月笙的尊重和礼遇，成为杜月笙门下的“清客”。杨度借此时常出入戏院、宾馆，与上海各界名流觥筹交错、把盏言欢，搜集了大量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情报和绝密军情，然后及时转送给中央特科单线联系人潘汉年，为党在白色恐怖猖獗的上海坚持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为党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杨度的心和党靠得更紧了。他曾对自己的子女颇有感慨地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做到。”1929年秋，因为对党的坚定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无私付出，经潘汉年介绍，时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周恩来同志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经过20多年的风霜磨砺，杨度终于为自己旷世济民的爱国情怀找到了可以安心投靠的归宿，在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终于找到了指引自己坚定前行的灯塔，完成了从力主君主立宪到信仰共产主义，从鼓吹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到一名共产党员的华丽转身。由于杨度特殊的身份，入党后的杨度成为中共的一名秘密党员。他充分利用自己特有的社会关系，不顾个人的安危，打入敌方营垒收集情报资料，有时甚至在自己无法脱身的情况下，让自己的妻子儿女为地下党组织传递情报。他将杜月笙赠送的洋楼公馆作为被追捕的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1931年，当顾顺章叛变革命，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之时，杨度更是为了保存党的力量不避艰险，将曾经收留毛岸英、毛岸青的中共特科成员董健吾藏匿在家中，从而帮助其躲过捕杀。

由于杨度的特殊历史和复杂的人生遭际，有些同志曾经怀疑他的入党动机，杨度曾不无感慨地对他的联络人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面对各种怀疑和责难，杨度晚年最信赖的周恩来曾对他深情地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

1932年，57岁的杨度身染重病，在交完最后一笔党费后，带着“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的释怀，带着“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的憧憬，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充满功过毁誉的一生。由于中国革命的复杂严峻形势，杨度的秘密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提到杨度，很多人只知道他曾经是名噪一时的“筹安六君子”之首，却不知道他早已加入共产党的事实。

但是，历史从来没有忘记这位香贻暮年的中共秘密党员。1975年冬，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总理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并说：“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

《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经多方求证，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难忘的记忆》一文，明确指出了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实。夏衍、李一氓等革命前辈分别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作出的独特贡献公之于世。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历史最终替杨度说了句公道话。修订后的《辞海》“杨度”辞目中赫然写道：“杨度于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86岁的老革命家，当年曾经担任过杨度联络员的夏衍感慨万分，他在《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写道：“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作者：廉晓红）【来源：《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