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以后，新一届政府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的设想，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引出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议论，本刊摘选了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以飨读者。
落实两会精神应从改革宣传开始
●彭 迪
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工作人员讲话很好，他强调“坚持民主法治”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一个60多年的党员和记者，我觉得落实胡锦涛的承诺，应该从改革党的宣传工作开始。宣传工作不改革，将成为中央一再号召的“解放思想”的禁锢，禁锢不开，思想就不能解放；思想不解放，中国就不能前进。
我们党的宣传工作历史悠久，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很大成绩，本人参加共产党主要是读到党出版和秘密传阅的进步书刊。毛泽东早期关于抗日战争和号召建立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著作，使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愿冒生命的危险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据我所知，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可见宣传工作威力之大。
“宣传”这个词汇我们用得很频繁广泛，但“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可不可以探讨改革，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本身就可能触犯禁区。现在领导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应该是打破这个禁区，探讨改进宣传工作的时机了。
先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我国，“宣传”是一种官方的政治权力。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执政后也如法效仿，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各自的机关报纸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的官方宣传机构。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中国大陆，这种官方宣传领导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问题也比较多。
第一，我们宣传工作中最大问题是宣传权由权力垄断，要求全国“舆论一律”，和最高权力保持绝对的一致，不许发表不同政见，违反者报刊书籍被没收查禁，编辑作者被警告处分撤职，甚至被拘留查办。传递信息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不应该成为特权，只许一家独占。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权力机关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国有或党有。
然而，要求十三亿公民只有一种声音，不仅违反宪法，而且听起来有点荒谬，实际上也办不到。
第二，中国传统思维中缺乏平等的观念。官本位、等级制普及各行各业，宣传领域也不例外。现代文明国家的新闻传媒的社会地位不比党政工作低，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们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可以充分发挥传递信息、发表评论、批评官员、监督政府的功能。美国《纽约时报》揭露国防部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促进了这场侵略战争的结束。《华盛顿邮报》两个记者揭发白宫违法的“水门事件”，将美国总统拉下马。可见媒体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中国新闻传媒地位很低，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传媒工作者也失去了独立的人格，成为权力的工具。宣传主管部门的官员可以不讲法，往往不讲理，一个秘密电话就可以封杀文章和书刊。这是很不正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的基础是事实，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们的宣传在许多时候，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处理稿件时，深有体会。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而我国被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正处在十分困难时期。但我们那时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和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们没有报道；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我们不予报道。对这些重大新闻的处理，都是根据中央指示照办。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等，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苏联东欧的解体明明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
第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但在媒体上往往是党领导不欢迎批评。许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党的观点政策的意见，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
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改进，但我个人认为，我党我国意识形态领导部门的基本思路与基本做法变化不大。胡耀邦执政那段好了许多，1989年夏以后差了许多，近几年又好了一些，我们的一些宣传管理部门，至今公开宣传和谐社会，秘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对不同意见如临大敌，不便公然出手，内部指示务必消灭于萌芽之际，不敢明文传达，就用口头通知。对互联网的信息也不惜国家财力，利用先进技术，加以封杀。
第五，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胡耀邦领导和邓小平的支持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我们宣传部门对理论问题的态度还没有多大改进，还不断地反复。
根据有关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们早有许多好的见解。
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之过，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这些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必须改变职能，从思想警察转为文化园丁，爱护和培育中国大地上的思想文化园地，让百花盛开。
“要让人民讲话”
● 袁 鹰
2008年3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就职宣言，讲了四条，第一条是“坚持民主法治”。五年前的同一天，2003年3月18日，他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发表当选国家主席的就职宣言，也讲了四条，第一条也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两次就职宣言，都将民主法治放在首位，使我们感到欢欣和兴奋，表明了民主法治在最高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和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的决心，也表明真正实现民主法治的道路漫长而不平坦。
从上世纪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仁人志士在古老的神州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以来，已有九十年。如果更早一些，孙中山先生倡导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呼号共和，推翻封建专制王朝，更已过了悠悠百年岁月。一代又一代的先行者，为民权、民主前仆后继，殚精竭虑，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史页，使后来者想起他们就热血沸腾，心潮起伏，在百代都行秦政制、封建专制思想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大地上，民主步履进程的每一步都需要用多少人的血汗以至生命去换取。不禁使人又想起老一代革命家陆定一同志弥留之际还留下沉甸甸两句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今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让人民讲话”，则是民主政治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民主政治一项突出的标志。孙中山早就说得很清楚，他倡导的民权主义，“要使人民都能够说话，的确是有发言权，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人民本来就应该有发言权，不是谁恩赐的，更不是谁想给就给，不想给就不给。“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历来都列入宪法，明确地保证了的。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几十年的陆定一同志到生命最后一息还念念不忘“要让人民讲话”，不能不让后来人在心灵震撼的同时引起深深的思索。三十年来，高层领导人都曾经再三告诫全党尤其是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党员要让人民讲话，要倾听群众批评，要听得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意见，强调到“让群众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地步。不允许任意以言定罪，更不允许再兴文字狱。胡耀邦同志曾经疾言厉色说过：“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就在不断发生侵犯人民言论自由、压制舆论监督、殴打媒体工作者甚至某县委胆敢派警察越县境到外地抓捕记者这种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事件的同时，也能看到不少地方党政负责人欢迎媒体舆论监督因而受到赞许的报道。例如重庆市政府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发言人引用的一句话就是：“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用外交辞令来回答群众提问，是不负责任的。”有一位县公安局长在说到群众的监督时，也引用了“让群众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句话，此话出自一位公安局长之口，尤为难得。懂得这条真理的人越多，民主政治的建设就越得人心，越有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越能尽早实现。
“为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七品芝麻官曾经传为美谈，封建时代有那样的官员诚属不易。到了今天，人们对真正“为民做主”或“代民做主”的各级干部叫好，更渴望能逐渐做到真正的“由民做主”。因为，你不是封建时代老百姓的父母官，而是人民当家做主时代老百姓的儿女和公仆。你手里的一切权力，都是老百姓给的，作为儿女和公仆，只有天经地义听从父母和主人的义务和责任。若是有人拿了人民给他的权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颠倒了位置，不仅不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依法秉公办事，反而肆意横行、为所欲为，甚至践踏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岂不是对国对党不忠、对父母不孝，成了不忠不孝、违宪犯法之徒？作为父母和主人的老百姓，岂能纵容这样的不肖儿女和公仆而不加劝诫，批评以至谴责呢？
说得多么好啊：“让群众讲话，接受舆论监督，天塌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永远不会！
鼓励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 杜导正
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然也有问题：官员腐败、贫富悬殊、治安不好、道德滑坡。左翼的朋友们夸大了这些问题，要走回头路。这是找错了病因，开错了药方。十七大开的药方是：继续解放思想、继续改革开放。我们拥护十七大的主张。
当前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改革跛足前行，民主政治没有跟上。上述四大问题主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
政治民主要前进，前提是解放思想。各种教条和框框还控制着我们的头脑。解放思想是前进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思想解放之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如何突破？
现在开始形成了上下互动的格局。下边，民众在动，若干地方报刊在动，网民在动。个别地方官员也有一些响应，但是比较弱。上边也在动。胡锦涛在人大闭幕式上的讲话，做了四项承诺，发扬民主是第一条。温家宝在人大闭幕后答中外记者问时，引用了王安石的名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表明了破除迷信大胆改革的决心。据传，胡锦涛在十七大后还说，允许对重大问题发表不同意见，2月17日在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更公开发出号召：在党内，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营造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总之，这种上下互动，互相促进的形势有利于我们小步前进，打破框框和教条，推进民主政治。
如何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蒋经国先生选择的突破口是开放党禁、开放报禁。这在大陆不好学，不会学。有朋友建议，我们可否从允许党内存在多派制入手。也有人建议，先在党内建立三权相互制衡体制。总之须建立以权力制衡权力的体制。现在我们是以教育以道德制衡权力，效果甚微。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权力才有力量真正制衡权力。
当前中国民主政治往前推进最可行的方案，我以为就是响应胡锦涛号召，放宽言路，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宽松还不是放开。首先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然后逐步放开。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有责任，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负有更大的责任。
放宽的第一步，是提高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意识形态方面的管理规则，出台前应该公开讨论，出台时应该公开颁布，执行过程要公开，处罚要公开，给被罚者申辩的权利。国务院信息公开化条例即将实施，政务公开是合法的，政务不公开是非法的。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温家宝总理说，没有任何部门可以例外。可是，我国连公检法部门现今都有了新闻发言人，公检法的政务一步步的公开了，但是管理书报刊的部门现在仍很不公开，很不透明，用大众的话说，仍在暗箱操作，暗箱管理。各个部门都在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也应该立刻动起来。
媒体也要动起来，自我松绑，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这是媒体方面的责任。1988年，中央曾出台过有关报刊批评权的一个正式决定，报刊有批评报道的许多权利。这个规定现在不提了，但是并没有作废。媒体可以行使1988年那个决定的权利，把批评报道首先搞起来。
在报刊管理方面，党在建国前做得好，文革期间做得坏。粉碎“四人帮”后好，1989年后不好，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了一些进步。在今天我国民主管理上下互动的局面中，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和中央各大媒体我认为是比较后进的。宽松一些，透明一些，操作起来并不困难，问题是要解放思想。思想实在换不了，那就建议该换换人了。
2008年4月7日
表达权实现需要制度保障
● 资中筠
我现在对研究领导人报告中的某个提法兴趣不是太大。只抱一种态度：看实践的情况。有一些好的话，有的时候不管用。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个时候刚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我在会上发了个言，还根据这个发言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人为本”要讲人权。还说好的口号，好的提法，要依靠社会的健康力量来落实。对健康的力量加以压制，再好的口号也落实不了。后来这篇文章哪也发表不了了。有人说，领导人的这些好的提法是对人民作了“承诺”。我觉得，他们讲话中这么一些提法，不能当作说了就要兑现的承诺。例如，说给民众表达权，实践中照旧在压制表达权，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没发现有允许和支持表达权的切实行动。连南方最开放的报纸，也常受黄牌警告。有没有言论自由，是个试金石，你再讲民主没有用。过去我们早就讲民主了，但一直没有落实。
要落实言论自由，落实表达权，不允许民间办报、办刊不行。说是可以“依法”批评，这个“法”也掌握在领导者手里。南方的一些报纸已经市场化了，不吃皇粮，但上面依然可以撤换主编和社长。还有出版社，他也不需要公开的说不许你出这本书，那本书。他少给你点儿书号你就受不了。限制表达权的手段非常多，根本不需要公开说压制言论自由，或者不许你说什么。跟主编、社长打个招呼，打个匿名电话，不敢不听。真的不听，就没饭吃了，主编可以自己不在乎，手下的人就没饭吃了。到目前为止，言论没有放松的形势，只是控制手法变了。
我觉得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不全在中宣部。中宣部长得听党中央的。中宣部长和中央不一致，那就换人。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宣部的压力，实际上还是总的方针问题。要分析现在好多好话，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七大报告里面有很多好的话，究竟是准备落实的，还是说给外国人听的，或者是为安抚舆论。我以为这个很难分辨。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是很乐观的，就是有一批精英受到利益的影响，不再坚持原来的理念了。我最近碰到一些学者，原来思想很不错的，进了政协和人大了，或者有了一定的地位，自以为有机会受到咨询，就说现在已经很自由、很民主。至于下面是怎么样的情况他就不太关心了。现在很多教授收入非常高，有别墅。要他放弃这些利益不可能。如果他的言论和主流不一致，只要停他几堂课，一年不让他教课，或者是没有课题，或者是哪些会不请他了，他就受不了。他的收入就降低了一大块，社会地位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批人为了坚持真理不顾这些。但是，能够贫贱不能移的，是少数。
我们有没有进步，一个是要竖着比，当然比改革开放以前好多了。但这个要求低了一点，现在我们还要横向比较。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周围有很大的进步。中国人对美国大选研究的非常细，但是十七届人大政府换届应该算是我们的“大选”，而我们却稀里糊涂，对号称选出来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们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到底有多少？大家只能从小道消息猜。我们周围东南亚这些国家，包括越南，都已经走在前面了，韩国原来那么专制，这个坎已经越过了。俄罗斯，不论有多少问题，或者有人说普京在往回收权，但是不可能回到过去，这个坎也已经过来了。我们民主这个坎还没过。现在很难往前推，就算有一个非常英明的领导想要推的话，都很困难。因为那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挡着，下面也有阻力，横的竖的都有阻力。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放开舆论，让健康的力量表达出来，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牺牲，像孙志刚事件，《南方都市报》为揭露孙志刚事件，一个人撤职了，一个人进了监狱。这样还算是平稳的，如果不能够及时放开舆论监督，下一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自由是民主的前提
● 何 方
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代表新一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作出了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四项庄严承诺，其中头一项就是“坚持民主法治”。这说明，党中央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实行民主法治是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和治国的当务之急，不能再让实际上的专制和人治长期拖下去了。而且在去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曾专辟了一节谈“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口气提了十来项要求：“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确实都说到了点子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落实。这就涉及必须尽快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否则那些承诺很难实现。例如在实行干部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和暗箱操作的情况下，那“依法（即使指宪法而不是其他内部规定）实行民主选举”也只能是走走形式，真正反映民意的民主选举还是不会有的。又如，在坚持舆论一律、媒体不独立、言论不自由、遇事发“通稿”的情况下，人民怎么享受知情权？不知情，又怎么参与和监督？没有言论自由，哪来的表达权？由此可见，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民主。为了“坚持民主法治”，首先应该开放言路，尽快制定和实施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的立法。
今年的两会，不论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答记者问，还是代表委员的发言和讨论，都强调解放思想。说老实话，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些闹不清楚，究竟是要破除什么约束和迷信，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因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就一直强调解放思想，但破和立的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破个人迷信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经过拨乱反正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破搬过来的建设模式和闭关自守，实行改革开放；破“姓资姓社”，实行市场化和混合经济。过去这些还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如果这次所提，是要解决政治上的民主法治问题，那就可真是合乎时代潮流，适乎人群需要了。实际上这也是党和政府实行“物归原主”，把长期代人民行使的知情权、表达权、选举权、参与权、监督权交还给人民。要党政机关和干部做到这点，是极不容易的，不但要大讲解放思想，而且要允许和鼓励广大群众起来争取，进行斗争。但这首先得有自由。没有自由，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以党史研究为例，在遇到许多不得逾越而又违背史实和不讲道理的框框、限定许多重大问题只能说假话、必须为尊者讳、还规定许多历史事件如反右派、大跃进、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等，根本不能多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能谈得上思想解放吗？所以，在控制言论、遍设禁区的情况下，谈思想解放，只能是无的放矢。
今年的两会期间，不但谈思想解放，据说谈得最多的还是民生问题，诸如物价上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以及相关的权钱交易、腐败盛行、官多成灾，两极分化等等，造成社会矛盾加剧，隐藏极大危机。例如一个明显事实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二亿一千万农民工至今仍然属于二等公民，绝对大多数过不上作为人的家庭正常生活，还要处处受欺侮，讨不回工资，谈不上社会保险，无论是公安、城管、工商等机构，都可以随便找个理由把他们赶来赶去，动辄罚款。他们只能逆来顺受，得不到保护，没处讲理，既不准组织起来，也不准集体自卫，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就只能听天由命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的倒还不是没钱，而是没权。中国的农民没有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占人口三分之二左右的农民，至今还被置于一盘散沙的境地。连在救灾、扶贫等社会活动中起着重大作用的非政府组织（NGO），在我国也得不到鼓励和帮助，主要还是着眼于防范。所以至今已有三十多万NGO(以占人口比例论，这个数量可能是世界上最少的)，百分之八十还处于非法状态，没能通过社团登记这一关，虽然它们已自发地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一切这些情况都说明，民生和民主是分不开的，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当今主要的还是要实行民主，尽快进行民主改革，把属于人民的权交还给他们。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已经使世人刮目相看了，但政治上却依然落后，缺乏民主。在谈到一些属于人类进步指标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正、清廉等，我们总有点不够理直气壮。环视全球，许多比我们贫穷落后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早已实现了选举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和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一点上竟然不如它们，只能和少数很孤立的国家为伍，这就不像话了。所以，摆脱政治落后状态，落实胡锦涛主席还权于民的指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站立在时代潮流前头的民主法治国家，是我们所有活着的人，对祖先、后代和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给自己的历史定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必须努力！
（作者：彭 迪等）【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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