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永远是一面镜子

  有人也许认为我是在说昏话。真实的新闻是一面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难道假新闻也是真实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吗？

  我要说的正是假新闻也是一面反映客观实际的镜子。这是我干新闻工作几十年的体会。这也正是新闻的一个谁也无力改变的特殊功能。

  现在的年轻人要想了解我国1957年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是怎么回事，用不着去查内部机密档案，也用不着去看有关的专著，那些专著因为加入了作者的主观因素，倒不一定能十分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你只要去大致翻一翻1957年和从1958年6月到秋收时节的旧报纸就可以了，无论是中央的报纸，还是省报（当时报纸不多，都是官方的权威报纸、公费订阅），只要翻一家就行。你愿意细查也行，不愿细查，只翻翻标题也可以。那时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是“舆论一律”的，各家报纸上的报道极相似，不敢有个性。“大跃进”时报纸上天天登“反右倾”、“鼓干劲”、“敢想敢干”、“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等等豪言壮语；批判“保守派”、“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帽子满天飞。再就是报道工农业争取达到的高产指标。中央提出的奋斗指标本来就高，下面的高产指标一个比一个更高，而且不断向高修正。那一年入夏收麦子、油菜就开始放高产“卫星”。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飞得高，所以我们当时在新闻报道中就把工农业高产纪录称之为放了“卫星”。入夏，湖北开始报道一亩小麦亩产5000多斤。河南发了一篇《观潮派服输记》，说麦子长得密长得好，成熟时“这边推着那边动”，保守派服输了。到秋收时，那些夏收时的“卫星”就飞得太低了。南方的水稻“卫星”喷泉似的喷了出来，从亩产1万斤、3万斤，一直放到13万斤。湖北一株芝麻说收了21斤。山西1亩红薯收113万斤。那一年秋天全民大炼钢铁，七八千万从没炼过钢炼过铁的青壮年农民开进有铁矿的大山里。河南鲁山县开始报道农民用土办法，一天炼出二千吨铁。马上广西一个没有炼铁基础的县报道农民一天炼铁20万吨。真是“卫星”的喜报满天飞。这是真实的吗？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假货，假到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一亩地产113万斤红薯，那要在一亩地堆上一米高。红薯是长在哪里的呢？如果是长在土里的，那一米厚的红薯加上它生长需要的土壤，红薯要长多深啊！一株芝麻收21斤，那必须是一棵芝麻树，农民在地里种的芝麻，单株产量都是以“两”计的。那麦子在一大片地里密得这边推着那边能动，庄稼还能通风透光吗？还能生长吗？不都要闷得烂掉吗？一伙从来不知道怎么炼钢炼铁的农民上了山，马上就能一天炼出几千几万吨铁来，一下子都成了冶金专家，那还要花那么多钱办大学培养工程师干什么？还要建现代化的大钢铁厂干什么？为了使各种假报道让人相信，我在中央报纸还看到过一张新闻照片，是几个小孩坐在还没有收割仍长在地里的稻穗上，安徽还发了一篇大通讯，讲各地派人当场开镰收割验收一亩水稻的“目击记”，验收结果是产了一万几千斤。

  这种满天的纯假新闻能像一面好镜子那样反映真实吗？

  当然它是反映真实的，但反映的是另一种真实。这就是新闻这东西的奇特之处，无论你怎么折腾它，它都会真实反映当时的实际，不是这种实际，就是那种实际。如果只有一条新闻是假的，它这面镜子照出的就是这名记者的品德、水平、作风的真实形象。这就是“文如其人”。如果是一张报纸上充满了假新闻，那就不是个别记者的问题了，而是那里的社长、总编辑成心指挥其手下的记者去制造假新闻，反映的是那位社长、总编辑的品德、水平和作风或别有企图。而一个国家的报纸、电台都在那里没完没了发假新闻，那也就不是哪一家新闻单位的问题了，而是说明了当时那个国家是一个不准讲科学、不准讲真话的国度，它反映的是那个国家的决策者和社会制度的形象。这不是很真实吗？

  你冯东书不也是记者吗？你那时干什么去了？我很幸运，当时我因为在“反右派”前的“大鸣大放”的号召下，在一篇墙报中讲了正确的“错话”（1979年新华社山西分社党支部书记在退回我“反右派”时的档案材料的信中说：“他当时的观点是对的”），受了处分（万幸，山西分社一个“右派”没打，我没有戴“右派”的帽子），被下放到山西文水县刘胡兰公社（我们去时还是乡）劳动去了，我不用写报道了。

  那么多记者为什么不能坚持真理呢？下面那么多干部、群众为什么不向报纸写读者来信反映这种胡闹的情况呢？后人不好理解。我下去劳动时是和新华社山西分社另一名记者及《山西日报》18名同志一起下去的，他们中大多数也是记者编辑。我们的劳动锻炼大队长是《山西日报》农村部主任，他下去是挂职当刘胡兰公社党委书记，是公社的第一把手。文水县的县委书记是《山西日报》总编辑，是县里的第一把手。那一年山西为了加强县里的工作，抽了20名厅级干部下去当县委书记（在本单位仍是原职领导人）。文水县还有一名副书记是《山西日报》的编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是《山西日报》农村部副主任。这么一支浩浩荡荡的新闻大军下去都是瞎子、聋子？当然不是，我们比谁都清楚。但自从“反右派”获得伟大胜利以后，“舆论监督”已荡然无存，科学技术工作者都三缄其口，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在1956年反对毛泽东的冒进以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也不好讲话了。我们面对那场“人祸”，都无可奈何，连内参都不敢写，也没人敢说。我后来知道，有些报社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炼钢铁，他们心里是亮堂堂的，炼出来的都是渣子。当时的新闻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荒唐和疯狂，也就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昏暗。不是吗？这面镜子照得准确得很。

  现在的青年人要了解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也不用找什么机密档案，也不用去读什么专著，也只要用这个办法去翻翻1966年6月1日以后的报纸就行了。翻哪一张中央报纸或省报都行。那时的新闻被后人总结为假、大、空和“千报一面”，因此“看报只看题，看书只看皮”。其实不光是假、大、空，像原《人民日报》领导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夺权以后，发表的《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里面就煽动无知青年起来“造反有理”，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黑帮”者，各级党、政领导人也；“黑组织”者，各级党组织也；“黑纪律”者，党员的党性也。这一摧毁就不得了啦，各地党、政组织停止了活动，无政府主义大泛滥，全国大乱。《人民日报》还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无知青年起来“破四旧”、“立四新”（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四旧”，反之为“四新”），于是全国各地到处乱抄家，砸寺庙、砸文物、烧戏箱，撕字画，乱批判。过去的老戏、解放以后的新剧不能演，火车不能正点，工厂不能正常生产，学校当然不能上课。全国还对毛泽东大造其神。报纸上的新闻里没有一篇不大量用黑体字印着毛泽东语录，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毛泽东的像。向毛泽东的致敬电抬头中最多用到五个“最”字——“最最最最最敬爱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革了一辈子命，他是按宪法程序选出的国家主席，却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被捏了个“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稀里糊涂地整死。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宪法、法律、道德成为废纸。那时报纸上充满了“打倒”、“砸烂”、“横扫”、“批判”、“斗争”这些词，弄得社会上什么坏事都敢干，什么假话都敢说，人人自危。中国进入了一个无法无天、无道德的时代。

  这种新闻反映当时那个实际太真实了。

  新闻的功能很多，传播信息，引导思想，暴露黑暗，激励斗志，批判错误，表彰先进，制造混乱等等。其中还有一个大功能，而且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控制的功能，这就是它永远是一面如实反映实际的镜子。它是新闻制作者、新闻工作领导人、国家决策人、社会制度和时代的镜子。这面镜子还很特别，它不仅在当时就是一面镜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镜子里的形象还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人看得真切。原因是，新闻说到底是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总是特定社会制度、特定决策和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它就必然地反映出那个特定的人、决策、制度和时代的特色。全世界的新闻都无法例外。

  新闻的镜子功能是由新闻这件社会事物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新闻的运动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生产阶段，后一段是效应阶段。新闻生产出来不能束之高阁，存入档案馆，必须传播到广大受众中去。新闻受众各式各样。包括各行各业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社会的主人，自然也是新闻的主人，在新闻这一点上是绝对的主人。世间不管什么样的新闻单位，不管是哪一位记者、编辑，发布新闻的权力尽管在自己手里，但是新闻登了报，上了广播，还只是走了一半路程。新闻传播出去，还要接受受众的严格检验，直到被受众认可了、接受了，对受众的认识和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才能算实现了新闻的价值。新闻的这后一半路程，受众的检验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如果受众对看到、听到的新闻不爱、不信、不理，甚至反感，那就白费了力，甚至比不发还坏，受众会反过来宣传你的新闻不可信。可见，最终决定新闻命运的还是人民群众，不理会他们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办新闻，总是一厢情愿地去做事。而新闻受众分散于各行各业，都具有一定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他们手里有一把尺子，那就是社会实践。他们看了报道，会以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经验为依据来判断衡量。“文革”中，有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四人帮”批发的河南灵宝县精兵简政的经验，说整个县革命委员会精简得只剩下三四十人，还照样能做好工作。我在山西省的一个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里，许多人一听就炸了，都说：“不可能，那是假的。”因为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后来证明，那个报道确实是假的。这说明，新闻受众不仅愚弄不得，也愚弄不了，“舆论一律”的新闻在生产阶段是可以做到的，在效应阶段是做不到的。

  所以，任何人对新闻一定要善待之，既要依法（我国现在还无新闻法）管理，又不可戏弄它，小心它把你原原本本地照出来，自己捉弄了自己。

        天下事糊弄一个人是容易的，糊弄广大群众的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文革”开始不久，我们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三八”式老干部（他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参加了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就气愤地对我说：“我现在谁也不信了。”当时《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位“三八”式老干部也对我说：“现在的报纸要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读。”那时的新闻多惨呀！现在和今后的群众懂得更多，信息更灵，我们更要小心。

（作者：冯东书）【来源：《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