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打扫孔家庙》之后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但也有缺陷，其中包括对孔子的全盘否定，缺乏分析。当时四川著名学者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庙”的口号，影响很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孔子评价不一（“四人帮”的“批儒评法”别有用心不值得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孔子比较公允了，不但在中国，新千年伊始孔子已被列为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名列第一位。这十大思想家的确立，源于美、英的《年鉴》和《辞典》。

近日阅读《东方》杂志刘明武的文章《礼仪五伦观——再论打扫孔家庙》，一个“打倒”，一个“打扫”，一字之差，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很多带有根本性的，拜读之下，受益甚多。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居“儒、法、道”三家之首。孔、孟之后两千五百年来，对孔孟的研究从未中断，出版的书籍、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了。

刘文所列五伦，依次是男女、夫妻、父子、君臣、上下（五伦之上还有天地），他根据《周易》的阐述，得出结论说：“男女、夫妻，父子、君臣、上下之间的五伦关系，是一个礼仪关系而不是征服与屈从的关系。”关于君臣之间的礼仪关系，《周易》（此书对孔子思想影响很大）认为：先有父子而后有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负责的关系，君臣之间自然也是一个互相负责的关系。从《周易》、《尚书》中可以看出，君臣之间是上下关系，也可以是师生关系，臣可以为君之师，在重大问题上君臣之间是可以各自发表不同意见的。上下之间，地位不同，但人格上是平等的，也是互相尊重的。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君造福于人民是最大的礼仪。如果不能造福人民，反而危害人民，就会发生“汤武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

再看孔子又是怎样的观点，孔子在《礼记》中提出“十义”作为人伦关系的准则。

他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刘文解释：“十义”里面，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之间，是一个双向负责的关系。父子之间，“父慈”与“子孝”是相互关系；兄弟之间“兄良”与“弟悌”是相互关系；夫妇之间，“夫义”与“妇听”是相互关系；长幼之间，“长惠”与“幼顺”是相互关系；君臣之间“君仁”与“臣忠”是相互关系。“这里没有绝对权威，没有绝对的服从。”

再看孟子怎样说：“君之视臣如手足，臣则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

荀子的观点：他在《子道篇》中论君臣、父子伦理时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主张。君有道从君，君失道从道。父有义从父，父失义从义。君与父在臣与子面前并不具备神圣而绝对的意义。

刘文的结论，“各对责任的对等性，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负责、相互尊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五伦观。”

在此之前，刘明武先生在《东方》第5期还发表《从“男女同尊卑”到“男尊女卑”——论“打扫孔家庙”》，是单就男女地位问题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进行辨析的。（《东方》编者按）刘先生两文都以大量典籍文献（包括《周易》、《礼记》、《诗经》等）论证孔子及儒家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问题出在后来董仲舒，“借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把儒术完全歪曲了，颠倒了。董仲舒在《基义》一书中提出了“五道之三纲”：

“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五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刘文两篇文章都引用了董仲舒这段话。刘文说：“三纲”把人与人之间相互负责、相互尊重的礼仪关系变成了一方永远发号施令，一方永远服从或屈从的奴役关系。

刘文认为“三纲”的危害，一是限制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人的一言一行，判断是非的标准必须以“纲”为准。二是使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关系变成了奴役关系。

刘文结语：

两千年来的“独尊儒术”一直把“三纲”当成儒家文化来“独尊”；近百年来的文化批判（按应包括五四运动），实际上“三纲”是“董术”而不是“儒术”，“董术”与“儒术”之间不存在流与源的关系。文化研究中如果能够分清两个字——“董”与“孔”，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将是十分有益的。

读了刘明武先生的宏论，使我对孔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孔子的思想的歪曲，除董仲舒外，宋代理学家代表人物如程颐、朱熹等，都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而加以发挥。这个思想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纲”。直到如今，虽然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封建主义影响非常之大，许多领域（不限政治思想）都打上封建主义烙印。读了刘文以后，我深感此文对于反对以至肃清封建主义，大有帮助。我们常说读历史要“古为今用”，刘先生对儒家思想的辨析，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且有助于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一步更有助于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因为“三纲”的来源虽然被批错了，但“三纲”阴魂并未散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三纲”之害。

刘文还进一步证明贯彻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何容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实际是不学有术），动不动用“纪律”、“条例”设置一个又一个障碍，布下一层又一层罗网，致使一些有学问而又有良知的学者“口欲言而嗫嚅”，因为他们时时感觉到头上悬着一把利剑。胸中有话以一吐为快，但拿起笔来又踌躇了。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精神。

多一点宽容，创造一个良好的争鸣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赵丹临去世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是个人经历（以及一批文学艺术家们的等同感受）的总结，也是至理名言。我再引申一下，也可以说“管得太具体，理论没有希望。”

有了宽松的环境（以宪法和法律为准则），大量好作品就出来了，众多人才也就出来了。

（作者：欧远方）【来源：《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