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上海的犹太人

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上台，由于希特勒疯狂“反犹”，造成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据统计，当时前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人数高达3万。这个数字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五国所接受的犹太难民总数还多。为什么欧洲犹太难民要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呢？犹太人和中国人民又有着怎样的交往以及共同的记忆呢？

面对大批犹太人的出逃避难，许多国家除了口头上的同情之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援救行动。随着犹太难民人数的增加，不少国家甚至逐渐采取了严格限制犹太难民入境的政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无疑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此外，具体到各国而言，又有不同的情况。比如，面对德、意、日的步步进逼，英、法两国妥协退让，竭力避免正面冲突。由于英、法一心想自保，在犹太难民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软弱。其它西欧国家也追随英、法，除了观望之外，在接受犹太难民问题上不愿比别人多走一步。还有，美国当时已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美国对犹太难民进入也奉行严格的限制政策。这与当时孤立主义在美国泛滥，并直接影响其对外政策密切相关。孤立主义主张美国对外应实行一种“不干涉”的自我保护政策，以避免卷入欧洲事务和国际冲突中；强调外交首先要服从国内需要。在这一孤立主义外交方针指导下，美国当局当然不愿意背上犹太难民这一包袱，更不愿因此与希特勒发生冲突。当然，人们也曾提出了将犹太难民集体移居到一些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去的想法，如马达加斯加、肯尼亚、阿根廷、菲律宾等。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一是这些国家经济落后，如要为犹太难民建立新的生活区需要大笔经费，而这笔资金是很难筹集的；二是那里生活水平低，民间习俗、文化环境都与犹太宗教、民族特性格格不入，因此许多犹太难民并不愿意去。

一

据犹太人发布的材料，3万犹太难民是分5批来到上海的：

(一)1933年至1937年8月，1000—1500人，主要是德国犹太人，由海路来；

(二)1937年8月至1939年8月，21000—22000人，主要是德国占领区的犹太人，由海路来；

(三)1939年8月至1940年6月，2000—3000人，主要是德国占领区的德国犹太难民，来上海的途径各异；

(四)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2000人，主要是东欧各国的犹太人，由陆上来：从波兰到苏联，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的满洲里，坐火车经哈尔滨到大连，乘船到上海。

(五)1941年6月至1941年12月，2000人，主要是波兰犹太人，因美日开战去不了美国，由日本转来上海[1]。

自太平洋战争开始，犹太难民来上海的活动停止。

从数据来看，犹太人逃亡上海主要集中在1937年至1939年二战爆发前夜，而此时，整个中华大地正值全面抗战之中，但残酷的环境并没有影响上海人与犹太难民的友好相处，他们携手共同熬过了那段最艰苦的战争岁月。

1938年夏，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这些新来者大多数是经济贫困、精神沮丧和身体虚弱的，急需尽快安置。这时，“救济基金会”感到自己已无力安排，遂向外界求援。于是，是年8月，“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简称I.C.）成立，在这个委员会的努力下，犹太富商沙逊提供了一幢“河滨大楼”，这是一座高8层、拥有几百套房间的大厦，作为接待站使用；此外，博物院路（今虎丘路）的犹太教堂也一并作为收容所，一下子解决了数以千计的犹太难民的容身问题。但是，很快这些地方又变得太拥挤了，救济组织也很快地认识到，仅仅依靠本地的财力已完全不足以应付和支援日益汹涌的犹太难民潮。1938年10月，由上海到香港的犹太巨贾嘉道理在其洋行举行了一次会议，邀请了当时当地所有的犹太宗教团体、社团、救济组织的代表，以及犹太财团，成立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简称C.F.A.），到会代表一致同意将现有的一切救济组织合并或协调成统一代表各个方面的委员会。这样，这个委员会便成为了当时上海最大的、最具权威的救济犹太难民的机构，司库米歇尔·斯皮尔曼为实际负责人。安置工作面临着量大、集中、贫困三大问题，这需要对来沪的难民进行迅速和多方位的处置，即要有足够的住房、要能供应几万人的膳食、还要有一定的医疗机构和医药用品等。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积极解决食宿问题，对有家庭的难民租借私人住房，给他们补助费，以维持生活，对单身难民则筹建大型收容所以安置他们。

除此以外，上海的一些社团，如上海难民收容所等，不仅捐助过一定的资金给救济犹太人的社团，而且还收容过不少犹太难民。这些社团对犹太难民和中国难民是一视同仁和平等对待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德国的反犹政策影响下，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对欧洲犹太难民进行限制和迫害。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虹口设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迫使犹太难民迁入该隔离区。此后，犹太难民们经历了他们居留上海其间最艰难的两年。

1943年至1944年冬季， 是犹太难民们遭遇的最严酷的时刻。由于战争的缘故，各种救助委员会都处于破产的边缘。日常生活用品和电力都实行定额配给， 煤炭严重匮乏。犹太难民莉莉·芬克尔斯坦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发现这个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困难，但他们并没有利用我们的困境牟利。不要忘记，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个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战时和犹太难民一起居住在虹口的王发良老人回忆：“那时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日本人迫害我们中国人，我们与犹太难民同处患难之中，大家在一起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到战后他们离去时，我们之间都有些难舍难分了。”

二

战争期间，一部分犹太人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争。1943年初，日本当局着手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时，锡安主义团体曾组织犹太难民进行抵制，迫使日本人作出了一些让步。在无国籍难民隔离区曾出现过反法西斯锡安主义地下刊物；同时，人们在那里还发现过传播盟军获胜消息的油印传单。所有的这些活动，无疑都应当视为反法西斯战斗的组成部分，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间接支持。

当然， 也有不少住在上海的犹太人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们中有的人积极地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还有的人则直接参加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同中国人民并肩抗战，浴血奋战。波兰犹太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在抗战爆发后，积极支持中国抗日运动，不仅以私谊关系致电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先生，痛陈反共摩擦必须制止，主张民主团结，共同抗日，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抗日前线采访，向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1938年秋天，他以记者身份到皖南新四军驻地进行采访，见到了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此后写了大量宣传新四军的文章在国外发表。1941年10月，希伯到山东根据地考察，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及各界代表在欢迎宴会上致辞，对希伯深入抗日第一线的英勇精神及帮助中国抗日的正义行动深致敬意，并号召全省党政军民各界以实际工作与反“扫荡”的胜利来回应国际友人的期望。一个多月后，希伯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牺牲时手中还紧握钢枪。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的碑文，以纪念希伯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做出的贡献。奥地利犹太记者魏璐丝大学毕业后，于1933年10月抵达上海，并随即写了几篇报道中国情况的文章回维也纳发表。因文内有谴责日本侵略者的内容，遭到日本驻维也纳领事馆的抗议。此后 ，她暂时搁置写作，到上海一家犹太人的学校教书，同时着手对中国作进一步考察，后来，她成为史沫特莱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助手，担任史沫特莱与苏区红军会见时的翻译，并协助史沫特莱进行抗日宣传。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她受史沫特莱委托采访和报道上海学界为抗日救国而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的活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魏璐丝离开上海去了成都，帮助美国友人创办了英文报纸《成都新闻》，旨在将国外电台报道的世界各地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另外，她还参加了战时服务队，慰问和护理中国的伤病员，并在一个由五所大学学生联合组成的抗战服务团中担任顾问，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做一些抗战工作。早年曾在上海居住过的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在抗战爆发后，奔走于南京、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在中国军队的对外联络和军备采购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1941年他在香港被日军俘虏，被关押在斯坦利战俘营。1943年遭遣送回国后，他仍然不忘宣传中国的抗日，积极寻求国际支援。1944年6月，他呼吁道：“中国的抗战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令世人瞩目的战争。但是，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她还需要加强空军力量和重型武装装备。请相信，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但这更说明她需要更多的装备。”弗兰克·塞莱格是上海犹太难民中的一位工程师，当日本当局要他帮助指导生产手榴弹和其他军火时，他便与中国工人密切配合，设法使生产的手榴弹不能爆炸，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2]。此外我们熟悉的，还有1939年从奥地利逃来上海的犹太难民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博士（即罗生特）， 194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5年又参加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像这样，没有上战场的犹太人用间接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事例不胜枚举，一位犹太难民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没能摧毁犹太人的精神；几个世纪的苦难与压制没能扼杀中国人民的美德。”

（作者：刘晓希）【来源：《炎黄春秋》 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