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开展，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的禁区被逐渐打破。至1982年底有关讨论文章已有400多篇。那时，人道主义、异化是作为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在进行的。但是，进入1983年以后，却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靶子、为拐点，掀起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批判。
探讨人道主义成了"大问题"
写作时间较早而又比较有名的是发表在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的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汝信说，他是听了周扬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受到启发写出来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这个概念。这篇文章当时曾受到胡乔木的赞赏，他让秘书打电话给汝信，表示他"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
1980年9月2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作题为《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报告，概略地谈了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并说"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把人道主义送给了资产阶级"。该文全文刊载于中央党校主办的《探讨》杂志1981年试刊第2期。
1980年10月下旬，全国马列主义研究会主办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就是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10月29日《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详细报道。周扬在听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比较详细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1982年5月12日，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讲话，也谈到了当时讨论较多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再次提到经济异化、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这篇讲话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审阅，发表于6月23日《人民日报》。
“全国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文件袋
时隔半年，周扬在《发扬十二大精神》一文中说："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是批评错了的。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人民日报》1983年1月5日）
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席。报告由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宣读，讲了四个问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报告结束，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王震、邓力群走到周扬面前同他握手致意，王震说："周扬同志，你的报告真好，我很受教益。"还问了周扬"异化"两个字的写法。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宣读他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讲话之前，他说："周扬同志刚才做了一个很好的报告，我们要向他学习。"会后，《文汇报》驻京记者即找到周扬，请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报纸发表。《人民日报》当晚就发布了会议新闻，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还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话："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谁也不曾料到，这个报告后来却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报告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部分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那么，周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讲的呢？
周扬首先讲了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和动因。他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和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林彪、"四人帮"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完全应该的。周扬说，在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因此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乃至生产都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周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时说，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人"的问题谈得比较多，比较集中，其中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后期集中力量研究经济问题，对"人"的问题谈得少一些，但马克思始终关心人、重视人，主张解放全人类，在人的问题上有新的发展。只有把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连贯起来研究，既看到两者的区别，又看到两者的联系，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获得完整准确的了解。周扬不赞成那种认为马克思后期放弃了人道主义的看法。他赞成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直观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人道主义的体系之中，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周扬文集》第5卷第472页）
接着，周扬谈到了异化。他说，这是个辩证法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周扬在谈到社会主义异化时这样说："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自然，社会主义的异化，同资本主义的异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们也是完全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克服异化的。异化的根源并不在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我们的体制上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克服思想上的异化。现在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不久将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克服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所以，我们的改革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异化"问题，理论界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希望这个探讨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最有利于人的才能的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新型的社会关系，使每个劳动者都可以平等地受到社会尊重，当然，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由于某些制度不完善，或由于旧意识影响，在某些局部情况下，糟蹋人才，埋没贤能，侵犯人格尊严的情况，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理应受到重视。我们要教育青年建立科学的价值观。把人的价值抽象化，用实现"人的价值"来装扮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足取的。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劳动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献身的奋斗中，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的价值。"（同上第475～476页）
周扬的这些看法同他在这之前的讲法没有多大不同，同王若水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大体相近，但他强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要联系改革的实际，推动改革的发展。
胡乔木因病住院，没有出席这个报告会。邓力群及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向胡反映了他们对周扬报告的不同意见，胡认为事态严重。
8日，胡乔木给中宣部打电话，对周扬的报告来了个根本否定。他说："周扬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他又说："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批判什么？……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他建议组织"可以讲到要害"的发言，到会上去讲，"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1983年4月8日，周扬与《人民日报》的同志交谈，左一为袁鹰，左二为秦川
3月10日上午，胡乔木来到周扬家中，同周扬谈他对周扬报告的意见。陪同胡乔木前来的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有文坛元老夏衍以及《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的讲话大部分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说："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很容易引起误解，好像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他还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
胡乔木的电话和谈话，基本观点大致相同。区别是，电话态度严峻，谈话语气委婉。在胡乔木看来，周扬的报告"问题不小"，是抽象地谈异化和人道主义，给人以暗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他认为周扬是在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因此，必须组织"可以讲到要害"的文章，予以批驳，消除影响。对周扬报告，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只是说了些"不够"，建议周扬把没有涉及的地方，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被大批特批的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胡乔木在同周扬的谈话中始终一字未提。周扬还特意提醒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这个概念，你觉得怎样？"他还特意解释说，自己讲异化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强调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对周扬的提醒和说明，胡乔木没有回应。
大约在这之后不久，我因《周扬文集》的事去探望周扬，顺便问起胡乔木对他的文章有何意见。周扬说："他说"我是个热烈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你的文章还讲得不够。""不够"，没关系嘛，以后再讲嘛！"
周扬觉得自己并没有"抽象地"谈论人道主义。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到这个问题时，我曾对他说，不能一提"人"，就说是"抽象的人"。毛主席就讲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能说毛主席讲的是"抽象的人"吗？他点头同意。后来他的这篇文章在肯定人的价值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他不觉得自己的文章存在什么会引导人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理论探讨嘛，既然已经讲过了，《人民日报》又做了预告，他们想发就发吧。
《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觉得，既然胡乔木没有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理论探讨，又不是结论，发表可以不必请示。
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的文章，同时发表了会上四位与周扬持不同意见者讲话的综述。
这下，可惹下大祸了！
周扬："这样做法不正派！"
胡乔木："你这是反中央！反对中央政治局！"
当天一大早，邓力群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秦川、王若水，严厉批评他们发表周扬的报告是一个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的错误，要他们做出检查。
事后，邓力群照胡乔木的指示，向中央书记处呈报了《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说："在这件事情上，秦川同志负有重要责任。但是从全过程来看，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这次他帮助周扬同志起草报告稿，实际上把他近年来一直宣扬的基本观点都写进稿子里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讨论时，当面听了乔木同志批评和要修改后再发表的王若水同志，不仅没有提醒此事应请示乔木同志，要慎重处理，而且"欣然同意"全文发表。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种形式，使他一直宣扬的观点成为权威性观点，扩大它的影响。我们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王若水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报告提出了三点处理意见：一、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有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的阐述。二、对《人民日报》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工作。三、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的“申辩信”（局部）
这个报告中央书记处没有批准下发，因为胡耀邦提出报告应与被批评的人见面，核对事实。
3月21日，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个小会议室，开了一个核对事实的见面会。会议由胡乔木主持，参加人有邓力群、周扬、秦川、郁文、贺敬之、王若水。
在邓力群宣读报告后，胡乔木说："人道主义有许多问题讲不通。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不算"文化大革命"），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但为何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们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没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几句话，但不够。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
周扬看过报告很激动，跟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说：3月10日乔木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只是说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后发表。为什么发表成为大错误呢？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周扬："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胡乔木："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你这是反中央！"周扬："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胡乔木："你这是反对中央政治局！"周扬："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周扬和胡乔木都是秦川的老领导，他赶紧出来打圆场，讲了几句调解的话，气氛才缓和下来。（参见秦川：《1983年"清污"运动追忆》，徐庆全：《与秦川谈周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他们都同意查当天的记录。郁文说，他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王若水也念了他的记录，胡乔木是这样说的："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胡乔木听了王若水的记录后表示："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胡乔木接着说："这里有很大的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我们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话：周扬同志文章讲到了这一点。）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周扬："我想落实在改革上，也许我是错的。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30～431页）
分歧非常明白。周扬说："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胡乔木说："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周扬说：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要尊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他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看到了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异化的，应该在推进改革和建设中克服异化；胡乔木说："我们不能同意"，"重点"仍旧应该放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上，为此，他要同周扬展开一场"很大的斗争"。
孰是孰非，一开始就明如白昼。如果我们真的完全按照胡乔木的主张去做，那还能彻底告别文革吗？
这次会议核对事实的任务没有完成。胡耀邦总书记将它暂时搁置起来，没有下发。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采用"简报"的方式，向中央高层报送材料
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正常的学术讨论，被掌管意识形态的领导者视为一个"重点"没有放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上的"大问题"，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问题"，而且又是一个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反中央"、"反对中央政治局"的"大问题"，因此，必须进行一场"很大的斗争"。那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并把它扩展到经济领域，祸及刚刚起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3月中旬到4月下旬，我所在的单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就周扬的这篇"理论探讨"文章接连不断地以《情况简报》的形式向中央领导同志报送了七八份材料。《周扬同志文章中的两个理论观点的摘要》介绍了周扬文章中关于认识论的观点，认为不是前进而是倒退；着重介绍了周扬文章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观点，认为像周扬那样抽象地谈论人、人道主义和异化，而不是具体地表示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很可能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混乱，使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历史上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硬要把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那么，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可能是列宁所说的那种被阉割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内容而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紧接着，又报送了一批海外媒体对周扬文章的反映。日本《读卖新闻》刊出新闻报道；《中国宣布恢复人道主义权威，周扬也作了自我批评》，认为"今天恢复人道主义的权威反映了党中央的灵活姿态。党中央基于对文革等时期的反省立场，期待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的统一充分发挥作用。"香港《争鸣》杂志发表评论，认为周扬首先强调："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什么终极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发展的，所以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周扬的这种提法，便使"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降到了可以发展、可以修正、可以改革的地位了，一切"修正"和"改革"，在"发展"的名义下获得了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篇文章还说："海外某些观察家认为，人道主义的理论正成为对抗"正统理论"的一股强大力量。正因为如此，人道主义的理论是否会遭到批判，是否会在中国的政治理论舞台上给人道主义一个存在的合法席位，这就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扬首先"批准"了人道主义的合法席位。"如此等等。
我对批判周扬不以为然。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我对周围朋友们说过，第一，不能说马克思没有讲过社会主义存在异化，我们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第二，不管你用不用"异化"这个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中确实存在异化现象。第三，如何克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异化现象，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科学研究课题，应该允许自由探讨。
由于胡耀邦的阻拦，胡乔木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上掀起斗争的意图暂时遇到了挫折。但他立即从文艺、新闻开刀，迂回展开他所说的"大的斗争"。
4月30日至5月3日，中宣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胡乔木、邓力群、周扬出席。会上不仅批评了《苦恋》，还批评了《在社会档案里》、《离离原上草》、《妙青》、《人啊，人！》、《晚霞消失的时候》、《早晨30分钟》等一批作品，认为这些作品"资产阶级自由化相当严重"。
周扬在会上发言，在谈到对当前文艺运动的估计时，他说，现在争论的是文艺主要倾向是"左"还是右？我看估计要慎重一点，谨慎一点。中国地方大，情况复杂，是"左"还是右，要多看看，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就不一样。我们中宣部不要下这个结论，说现在主要危险是右的，还是"左"的，我都不大赞成。他还说，现代派不是不要批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批评好？是讨论的方法，还是批判的方法？他主张，艺术问题还是采取讨论的方法，不要用做结论的方法。艺术方法问题不要作硬性规定，让文艺家自己去讨论为好。这些问题不会涉及四项基本原则，荒谬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讨论的方法加以澄清。政权在我们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的一些结论性的话，如果不恰当，人家会感觉有压力，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慎重。说文艺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样估计不一定恰当。错误思想以至反动思想都用自由化概括也未必恰当。
胡乔木接着发言，语气严厉。他说，我读的文艺作品不多，全局估计不好说。但是从许多方面，从许多人：作家、批评家、读者那里了解的情况，说一点看法，我想不会离事实太远。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在文艺界不是很高了。会上列举的一些材料说明，在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么久了，出版的文学作品（戏剧、电影方面多少好一些）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不是愈举愈高，而是愈举愈低了。作家、批评家躲开它，躲开社会主义。如果程度如何估计说不清，但事实是确实存在的。如对这事实都不注意，不承认，我们的革命良心就存在问题。对历史上革命斗争的良心就应感觉不安。如果认为良心可以安，那么这样的同志的革命良心是值得分析的。已经有那么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怎能视而不见，不忙作结论，不忙评论？（说这些话时，胡乔木提高嗓门，声色俱厉）攻击不限于来自文艺界，但比较起来文艺界较突出。不能因为我们社会中反革命是少数，就不同它进行斗争，我认为我们文艺界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他在讲到"双百"方针时说，描写当代生活与描写历史，应存在着一种比例关系，我们要坚持一些东西，也要反对一些东西。（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出版，第85～88页）
1983年8月20日，胡乔木给文化部长朱穆之写信，强调"有奖无惩难以治天下"，对一些演员的批评应当重一些。批评出版领导方面"对西方现代派思想横流"负有很大责任。
胡乔木："异化可以形成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
周扬："异化毕竟是属于学术问题"
在胡乔木看来，思想界、理论界、文艺界的严重混乱状况都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有关。他越来越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8月初，他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周扬的文章在纪念会上宣读后全场热烈鼓掌，拥护的人很多，究竟拥护什么呢？我认为纪念马克思的讲话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且有这么多人鼓掌，这说明思想界的状况。
10月11日、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小组讨论会上，邓力群作长篇发言，批判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错误，并详细介绍了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发表前后的有关情况，批评周扬不仅在理论上很不妥当，在组织纪律上也有错误。胡乔木在会上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1986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时，在起草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对我们说：那时，胡乔木大有要搞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集团"之意，而周扬被认为是他们的"旗帜"和"灵魂"。被我给压住了，没有搞成。
不少与会者看"来头"，跟风向，纷纷点名批判周扬，掀起一股批判周扬的风浪。当然，也有不批周扬的。我在一个组担任编写快报的工作，夏衍、张光年都在这个组，他们两位的发言给我印象深刻，别有意味。张光年说：精神污染，就好比拖拉机冒的烟，拖拉机要往前开，就要冒烟，不往前开，就没烟了（大意）。夏衍则说，他不是搞理论的，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他不懂，对此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后来听说，他对别人讲过，大意是：周扬的文章没错，错在不应该由他去讲，应该让胡乔木去讲。
会议《简报》的编写遇到了麻烦。各组上来的《简报》都点名批判周扬，印发下去时要不要点名，颇费思量。考虑到邓小平批判周扬并未点名，为了留有余地，会议《简报》还是以不出现周扬的名字为宜，也不宜用叉叉来代替周扬的名字，这就要在不失原意的情况下做大量的文字修饰工作，无形中给审看简报的同志大大加重了负担，搞得十分狼狈。会上公开点名批判，《简报》又要删掉名字，不留话柄，也可以说是罕见怪事一件。
周扬的书面发言讲了三个问题："异化"、防止精神污染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周扬在"异化"问题上的看法，既为自己进行辩护，同时也作了检讨。他是这样说的：
"异化"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术语，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袭用，加以批判改造，用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机体，并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指明了消除"异化"现象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按照辩证法的矛盾统一的普遍规律，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充满内在矛盾的，"异化"则是这种普遍规律的特殊形态，即从自身中发展出来与自己相异化、相疏远、相对立的东西。马克思无论前期后期从来没有放弃使用"异化"的概念。"异化"是一种客观历史现象，马克思肯定了这种现象，我们没有理由或根据否定它。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更准确、更科学的概念来代替它。另一方面，"异化"是一个全世界学术界都注意的问题，我们不能置之不闻不问。当然，马克思主要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异化"现象是否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呢？还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适用。首先，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某些"异化"现象；其次，我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完全依靠本身的力量能够消除或克服那些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因而是不能靠自身的力量加以克服的。这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不同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的，"异化"作为一种旧社会残留的因素也有它的温床。我再次提出"异化"问题除上述原因外，则是鉴于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这种后果至今尚待克服。企图使社会主义祖国变色的"三种人"（即文革中的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仍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潜在的社会力量，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受资本主义腐蚀的情况也还严重存在，不能忽视。在我们国家，除了仍有劳动"异化"的现象外，还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严重现象，都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本来，我们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予的，我们有些人却视为自己的特权，因而产生了特权思想。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继续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必须进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才能逐步消除这些现象。我在文章中把克服"异化"和当前的改革联系起来，就是出于这种考虑。也许我这样联系是不恰当的，是错误的。
1984 年9 月，周扬即入院治疗，直至1989 年去世。此照片摄于1984年5月，是周扬入院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认为只有正确理解"异化"的思想才有助于克服在这个问题上"左"和右的偏向。右就是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搞自由化，以致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左"就是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甚至严重到这种程度，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可以说"异化"到了完全变质的地步，这种"左"，连党和社会主义都否定掉了。我当然不是这种看法，可能我把社会和工作中的弊端也看得过于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和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和一切背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思想划清界限，右和"左"都是和党中央的精神相违背的。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精神下，防止外来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为当务之急。我在谈"异化"问题的时候，求改革之心切，防污染之意疏，这是应当引以为教训的。
周扬在谈到精神污染的问题时说，首先要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决不可掉以轻心。对那些利用开放政策传播淫秽书刊、图片、影像等情节严重的人，要绳之以法，不能手软。文艺界许多触目惊心的消极现象和错误现象，我们长期没有管或没有管好，这是有负党的委托的。当然，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什么是真正的污染，什么是属于工作中的弊端或一般的缺点错误，或者在改革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不可不加分析地一律视为"污染"。当前，文艺工作本身也正在进行改革，也在摸索和积累经验。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毕竟不同，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工作中的某些经验。现在有些文化单位搞"承包"，把钱放在第一位，因而带来了不少精神污染，这些问题都应当在坚持改革方针的指导下加以重视和妥善的解决。
胡耀邦总书记在三天后召开的中顾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最关心的是推进改革、保持稳定、发展经济。他说，已经平平安安地过了7年，能不能再平平安安地过7年？那时候就到1990年了，我们这些人也到时候了。到1987年开十三大，希望完成三个根本好转；到1990年，超额完成"七五"计划，能否做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一番？这首先决定于党的首脑机关，要有清醒的头脑。（摘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第924页）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意识形态的争论，胡耀邦的看法和做法实际上还是他的老办法暂搁置、冷处理，他的兴奋点是改革、发展、稳定，经济翻番。然而，反对精神污染之风已经自上而下刮了起来，他的话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
（作者：郝怀明，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前研究员）【来源：《炎黄春秋》 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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