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与病魔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又留下了怎样的遗嘱？作者将通过本文向读者一一讲述。

与病魔做斗争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在天津停留了29天后，扶病入京。

入京前，孙中山发表了《入京宣言》，再次强调此次进京不是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而是为了救国。到北京后，由于病体不支，孙中山只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就径直入住北京饭店。

1月3日，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加剧。经美国、德国、俄国医生会诊，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急性病，所以才会感到异常痛苦。美国医生建议“用爱克斯光探照一次，如果是肝脏浓疡，则须开割。”医生与孙中山的随行人员商量，但无人敢做主，后又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年事已高，进行手术恐怕不容易恢复。随后，宋庆龄又征求孙中山本人的意见，孙中山自觉病情并不严重，所以认为无须开刀治疗。

本来，孙中山就是抱病北上的，到北京后又夜以继日地工作，接见各界来访人士，与段祺瑞进行不懈的斗争，劳累导致他的病情日益加剧。

医生不断地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着观察，自1月21日起病势骤然加重，体温升降失常。23日，德国克礼医生发现孙中山的眼球中有黄晕，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非施行手术不可。于是立即会同中国、德国、美国的医生，共同商讨手术方案。

1月26日，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由北京饭店转入协和医院。6时30分，由外科主任邰乐尔为孙中山主刀，施行手术割治。代院长刘瑞恒、王逸慧等作为手术助手。德国、俄国的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则在一旁观察。宋庆龄在邻室坐候。当邰大夫将孙中山的腹壁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所有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只见孙中山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已经根本无法进行手术。邰大夫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后，就将伤口缝合了。整个手术进行了25分钟。

手术结束后，国民党特聘俄国医生就根据他所看到的手术结果向几位国民党要员报告：先生今天手术的结果，据肉眼看到的判断，应该为肝癌。

医生随即对孙中山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最终得出的结论与俄国医生的判断一致：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经处于晚期。

据医生分析，孙中山的病症起于大约10年前，当时孙中山经常胃痛，许多人就认为这是孙中山肝癌的肇始。

孙中山患病住院的消息，在日本被传为孙中山病逝，这引起了孙中山很多日本好友的震动。孙中山的老朋友梅屋庄吉于1月27日从报纸上获悉后，心情异常悲痛，他在《备忘录》中写下“是日，挚友孙文逝世。”此时的梅屋庄吉大病未愈，无法远行，他找到萱野长知、头山满、古岛一雄等人商议，决定派萱野长知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葬礼。萱野于当天晚上离开东京，取道朝鲜，赶赴北京。接着，梅屋庄吉拍电报给居住在中国大连的养女梅子，要她代表他们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萱野长知于2月4日到达北京，让他又惊又喜的是日本关于孙中山逝世的报道是错误的，好友孙中山虽然病重，但依然还在。他抵达北京后赶到协和医院探视了孙中山，并把在离开东京前梅屋庄吉夫妇特意托带给宋庆龄的一束鲜花献给了她。

萱野长知探视孙中山后，就立即致电梅屋庄吉：“孙文尚可”。梅屋闻讯，喜出望外，立即致函宋庆龄等人，要求竭尽全力，设法使孙中山脱险。当时，日本有一位治疗癌症的权威——中井博士，梅屋拟请他前往北京参加会诊，并将这一计划与在北京的萱野电商，询问是否可行。但北京的医师团认为此举已经无济于事。梅屋的计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患癌症的消息传到广州，大本营及省署要人都大惊失色，何香凝更是掩面而泣。廖仲恺得知孙中山病重的消息，也非常焦急，并想亲自进京探视。但因为广东方面党务、政务和军需都集于他一身，一时难以脱身，而孙中山也示电：“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于是，廖仲恺就对夫人何香凝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料理，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又说：“你去北京，‘孙夫人有事时也可以有个商量’。”何香凝对孙中山的病本来也着急得很，经廖仲恺这么一说，她便匆忙整装，赶赴北京照顾病中的孙中山，兼顾照料宋庆龄。

何香凝于1月26日离开广州，先到上海，打算乘船北上。在等待船票期间，到孙科家中探询情况。当时孙科已去北京，其妻陈淑英因怀孕不能远行，便托何香凝带上孙中山的长孙孙治平同行。何香凝于2月10日下午抵达北京，下车后就到协和医院探望了孙中山。

从2月16日起，协和医院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的方法，对孙中山进行最后的治疗，但病状未见任何好转。当晚，刘瑞恒院长致书孔祥熙、孙中山家属及国民党，宣告绝望。

这时，大家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2月18日中午，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张静江、胡适等推荐中医陆仲安前来诊治，先进黄芪、党参一两剂后，脚肿尽消。20日陆仲安复诊，再开中药煎饮。西医克礼也报告说血液循环渐有进步，午餐进食几乎恢复正常。

三份遗嘱

孙中山在改用中医调养后，似乎各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但到了2月24日，孙中山病情又发生大变，早上，他突然不能吃任何东西了，而且气息变得微弱，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经中医唐尧卿、周树芬等前来诊断，谓“头身发热，脉象洪大，舌乏津液，其色鲜红，决为肝血大亏之证”。

看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而请求孙中山立遗嘱的事情也不得不提上了日程。

看到孙中山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四人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

感觉到有人进来了，孙中山微微睁开眼睛，问：“你们有什么事吗？直说无妨。”说罢，又把眼睛闭了。汪精卫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以后，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调养。总理在调养的时期内，本党的事情很多，而且很忙，不能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总理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同志有所遵守才好。”

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话，好一会儿没说话。许久才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的病如果是好了，有许多话说不完，我就搬到汤山去休养，费几日功夫，详细的分别的对你们说。我的病如果是不能好，还有什么话好说？”汪精卫听了孙中山的话，再次委婉地请求道：“看总理的病是一定可以好的，不过在没有痊愈之前，恐怕调养的时间太长，不能处理事务，而本党的事务，现在又是很忙，不能够停滞，所以还是希望总理早说几句话，让我们能够遵守，照那些话去进行党务才好。”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话，又沉默许久，忽然睁开眼睛，叹了口气说：“我看你们很危险的啊！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说罢，孙中山又闭目不语。汪精卫又缓缓地恳求道：“我们跟着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才知道怎样去奋斗。”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的，就请总理签个字。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一听，便让汪精卫将准备好的内容念给他听。汪精卫取出一张写好的遗嘱读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完，点头道：“好呀，我甚赞成！”

接着，宋子文又继续请求道：“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属也请说几句吧。”孙中山表示同意。汪精卫随即将准备好的第二张纸取出来读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共有三份遗嘱，除了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还有一份《致苏俄遗书》。关于这一份遗嘱，汪精卫说是陈友仁起草的，而据何香凝回忆，这份遗嘱是2月24日孙中山用英文讲述，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记录的。不论怎样，这份遗嘱一定是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同。

遗嘱准备好后，汪精卫等本来想请孙中山当即签字。但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室外哭得很伤心，很不忍心，就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汪精卫一听，不敢再请孙中山签字，立即将遗嘱稿折好放入衣袋中，离开了孙中山病房。

3月11日凌晨，孙中山忽然神志清醒，就召唤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到病榻前，并对他们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底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上午8时左右，何香凝进病房探视，突然发现孙中山的瞳孔开始放大。她赶快跑出来对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但顶困难的是，有什么方法使孙夫人能忍耐些时呢。因为先生平时是最仁爱的，他若见了夫人在旁边哭，他一定是不肯签字，致令夫人伤心的。”汪精卫同意何香凝的话。何香凝又找到宋子文，对他说：“遗言中尚有致孙夫人者，今日不签，迟恐不及。”于是，何香凝和宋子文一同找到宋庆龄，向她表达了请孙中山马上签署遗嘱的意思。宋庆龄深知孙中山遗嘱的重要，她忍痛含悲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仅不愿意阻止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了。”于是，汪精卫就将孙中山的家属和在京的国民党员一起召唤到孙中山病榻前，这时已到了中午。

汪精卫将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孙科把钢笔递给孙中山。但此时，孙中山连签字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孙中山握笔有些颤抖不能自持的样子，宋庆龄含着泪托着孙中山的手腕让他签字。孙中山所写的字虽然腕力很弱，但“孙文，3月11日补签”几个字却非常清楚。孙中山签过字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在场的其他人员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等九人，也都在证明者下面签了名。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陈友仁将《致苏俄遗书》呈给孙中山，由宋子文念了一遍，孙中山听后，用英文签上了名字：SunYat-sen。

“和平、奋斗、救中国”

签完遗嘱后，孙中山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也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遗嘱上签过字后，他对身边的人说道：“我这回放弃革命根据地的广东，来到北京，是为谋和平统一的。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以致主张未能达到！生死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希望各位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不平等条约即得废止，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死了也是很瞑目的！”说罢，整个房间里静然无声。众同志和家属都掩面暗泣，悲不可抑。

到了中午，孙中山就神志不清。下午4时3刻，孙中山开始说起了胡话，他让李荣抱着他的头，马湘抬着他的脚，将他抬到地上。李与马没敢从命。宋庆龄此刻听到了孙中山的呼唤，赶紧上前用英语问：“亲爱的，你要做什么？”孙中山说：“我要到地上睡一会儿。”宋庆龄说：“地上太凉，不能睡。”孙中山又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宋庆龄听了孙中山的胡话，知道高烧已经把爱人摧残的不能正常感知了，她转过头去，掩面而泣。孙中山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宋庆龄深情地答道：“我什么都不爱，只爱你。”

此时的孙中山时好时坏，精神好些时他就与宋庆龄说说话，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就对宋庆龄说，他死之后希望能像列宁那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并希望“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讲完这番话，孙中山握着宋庆龄的手跟她做最后的诀别，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孙中山又连连呼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声赶紧赶到孙中山病榻前。何香凝边哭边对孙中山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听到何香凝的这一番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晚上，孙中山又召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到病床前，嘱咐他们要“顺事”夫人宋庆龄。当晚，孙中山还讲了许多话，或中文，或英文，频频反复地说：“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凌晨1时30分，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医生见此情景，就让家人和国民党同志围绕在孙中山病榻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不能连续讲话，只是断断续续地不断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国民会议”“同志奋斗”。

9时30分，一代伟人孙中山停止了呼吸。

（作者：鄢增华，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馆员）【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7期】